刘玉霞

　　一

　　生态关系的恶化与破裂应该是多重的，既指人与自然关系，还应该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原本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正是生态关系的恶化启示和激发了诗人的批判性思维，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的有机世界。

　　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与破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科学意识、经济意识越来越强烈，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之子的身份意识却越来越淡漠，一边是对自然生态保护的“倡导”，另一边则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无情破坏与侵噬。从这个角度看，诗歌中的生态意识极为明确，倡导“尊重物类的存在，维护生命的权利，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谋求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保证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正常流通和动态平衡。”①《2007年6月版纳》②中原本雨林密布鸟兽出没的西双版纳，因为热衷于橡胶树可观的经济效益，导致热带雨林“一步步后退”，最终“退到了苦寒的山顶上”，“大象和孟加拉虎，远走老挝”，而更多的动植物只能被迫死亡，并忍受“一种强行施赠的、喊不出来的/正在死亡的疼。活不过来的疼”。人类对自然界的残暴在“屠宰场”、“砍倒”、“烧死”、“骨灰”、“砍断肢体的疼”等恐怖血腥暴力和充满伤害与死亡的字眼下暴露无疑。可以说动植物正在经受的“正在死亡的疼。活不过来的疼”正在成为人类命运的谶语。

　　人与自然的疏离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导致同质化结果。“现代文明以效率为唯一原则，倡导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工具理性化笼罩一切，直接导致现代世界的机械化、单一化、标准化、同质化的简化了的倾向。”③以科学意识、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工业文明之风所到之处，总是令人发现现有生活的落后与粗陋，从而激起人们对城市化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且只要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就是远在人神共居的古老神秘之地怒江，人的物欲也破坏了那里的平静，矿洞和水电站正在腐蚀着那里朴素纯静的生活，以及生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诗人一再盛赞的净土也难免“秩序/毁于人欲，敬畏少于空荡”， “心里的桃花源/地图结束的地方”被涂满了 “一个时代共同的惊惶和悲伤”。（《怒江，怒江集》）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疏离、隔膜与隔绝。《回乡偶书三》中生存的压力隔绝了本应心心相印惺惺相惜的农民夫妻，丈夫出门打工后杳无音讯，人们以为他死在了东莞，当他返回家中时妻子已经死了很久，他“用土封了屋门/重返他打工的漠河”。东莞与漠河可谓天南地北，从对家的眷恋对生活的热望到冷酷的杳无音讯，不难揣测他在打工的漂泊中经历了怎样的心灵炼狱。失去故乡的同时诗人失去了少年伙伴。《回乡偶书五》中诗人失去了旧日的少年伙伴，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城乡的差距中变得陌生与尴尬。尽管诗人极力谦卑和气，但“像小煤窑凌乱/而又不堪重负的木柱子”的旧日伙伴并不领情，因为诗人“给他们带来了/羞耻和压力”，他们也想获得诗人在城市里的那种生活，但他们却无力得到，农民在城市的边缘位置、城乡经济的差距和社会地位的悬殊彻底隔绝了他们原本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他们对诗人充满敌意。

　　二

　　表达了诗人失根的痛苦。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父亲身上，诗歌之根在故乡故人身上，更广义的根扎在云南这片热土，但诗人却无力抗拒这些精神归属的失去。

　　丧父是对诗人的巨大打击。与母亲的影响比起来，“父亲的影响是文化方面的”，“父亲代表着外面的世界，既令人担忧，又富有吸引力。孩子（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在努力向父亲靠拢时获得新本领，如果他一直在母亲身边是不会获得这种本领的。” “父亲还是安全和魔力的化身”，同时“孩子的自主也是父亲影响的成果”。④因此，再平凡甚至卑贱的父亲仍然是孩子心中最伟大的父亲。失去父亲意味着诗人失去了闯荡外界时来自血缘的心灵支撑和精神偶像，催生了他“没有理性的痛苦，逐步演绎成/他们的信仰：这是一尊神灵/的死亡。”父亲的离世令诗人悲痛异常又难以置信，长久以来父我一体的感觉被毁灭，“有一个人，从我的身体里走出去” （《奔丧途中》），身体被掏空，灵魂被放逐。

　　诗集是一个灵魂孤单的儿子歌咏父亲，怀念父亲，试图通过诗歌使父亲重生乃至永生的通道。通过《祭父贴》、《与父亲书》、《两亩地》、《一个人》、《回乡偶书二》等诗作，回顾了父亲一生中的琐事大事，在不断的回溯中，对农民父亲贫穷、保命、没有选择权发言权的顽强的生存历程给予了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他的一生，因为疯狂地/向往着生，所以他有着肉身和精神的双重卑贱！”并从中发现了诗人与农夫父亲命运的同质性，“如果可能/不妨作为我将来的墓志铭。他这个农夫/和我这个诗人，一样的命运，难以区分”，这里除了父子血缘的同质，还有着诗人对自己身份的悲观与质疑。

　　故乡的变迁拔掉了诗人曾有的诗歌之根。诗人的故乡原本边远贫困，不过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悄然改变着故乡。《在坟地上寻找故乡》的题名则隐喻了现代化进程对故乡的无情毁灭，昔日的美好家园已经成为埋葬幸福的坟墓。“我生活过的村庄/那儿灯火通明，机场隆隆，它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冶炼厂/一千年的故乡，被两年的厂房取代”，“堆积如山的矿渣/压住了树木、田野、河流，以及祠堂/我已经回不去了”。一千年与两年的反差是巨大的，一千年悠久深厚的历史无法与代表现代化文明的两年的厂房相抗衡，一千年的历史在短暂的物欲满足面前脆弱不堪，无力改变任何行为与进程，绝望的诗人只能悲怆地在清明节“扒开草丛，踉踉跄跄地寻找故乡”。故乡对诗人而言，不仅有与他血缘相亲的父母家人，还有他成长为一个诗人所依傍的全部精神谱系，是他在诗歌创作上走得再远也无法挣脱的根，但是故乡的巨变阻断了故乡对诗人的精神给养。

　　三

　　在诗人心中，城市是一个缺乏诗意和灵性的地方。与乡村比，它被现代文明异化，与自然隔绝，远离自然灵性，成为自然和乡村的对立面。“其实，所有不尊重自然的言行最终根源都是反生态的现代城市文明。”⑤城市是一个充满杀气冰冷无比的水泥雨林，里面居住的人是比猛兽还凶猛残忍的猛兽，一边高调发文要求保护野生动物，收缴偷猎品，一边又在享用偷猎品，满足可怕的口欲。（《办公室里的雨林》）高速公路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产物，象征着城市与自然和乡村对立的延伸，它的修建大大方便了人类的出行，但却阻断了大象曾经拥有的自由之路，当大象踢飞金属隔离栏走上高速路时，却被飞驰而来的子弹头轿车撞上，大象发怒了，“对着钢铁怪物/一阵狂踩”(《大象》)。而侵犯了大象的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野蛮，还在拿大象的愤怒调侃。

　　除了对自然的伤害，城市更多的是对人性和尊严的践踏。人们安之若素的许多现象和关系都被诗人纳入了诗作，这些构成了他诗作独特的情感场阈。《翠湖三贴》中一些老人流落街头，无法安享晚年。满脸污垢却并不向谁乞求的老太太，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惨象在雨中哭泣，自尊而悲怆。被晨练的诗人父子吵醒的露宿老人一边向鸭子抛撒食物，一边祈祷他们日后为自己戴孝，达观而悲凉。《心慌》中人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静下心来，现代社会心慌浮躁的情绪无声地蔓延，“很少有人能心安理得地睡眠”，“到头来我们可能才会明白/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把我们/逼上了断头台”。 《生活记》中的女人因生活工作压力过大而安全感缺乏，患上了强迫症，分房、加薪和爱人惯性的晚归都是加剧她强迫症的诱因。《青蚨记》则取《搜神记》中母子不离的青蚨传说对当今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气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对处于城市边缘位置的弱势群体、底层劳动者，诗人更是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在集市上看飞机》中来自乡下的穷亲戚本来还可以在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大集市看飞机起落，在心中默默幻想企盼自己的未来，但市场被拆除，他们失去了集结地，为了排遣寂寞找女人而染上性病。就像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健康强壮心怀美好憧憬的农村青年来到城市，被城市文明所害，远离家庭，没有爱情，在城市边缘沦为盲流乃至性病携带者，成为城乡共同歧视与畏惧的邪恶象征物与代名词。甚至被粗暴地怀疑为小偷强盗，甚至会被巡警无由地抓起来。（《与大哥书》）在城市里他们往往做着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却得不到信赖和爱护，生活的美好愿景也因身处社会底层而变得难以启齿和非常渺茫，而且一旦患病，那么就会陷入更加不堪的困境。这是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与怜悯，同时也是对现代城市文明病的深刻反省。从这点来讲，诗人的诗歌已经具备了文化批判的力量。

　　四

　　失根的痛苦令诗人始终都处在“在路上”的状态，定居城市的他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不安、丑陋、血腥与残酷，连家中盆栽植物的土壤都带着人工的痕迹。面对故乡精神家园的变异和城市生活无根性的矛盾，诗人无处可逃，只能沉湎于旧时的美好记忆，一次次投身于边远的山林中，皈依自然神性，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世界，并在其中继续着他的反思与批判。

　　这个诗歌世界的根基是美好美妙的大自然。诗歌中的自然不仅“作为一种感情的语言而存在”，更“包含了抽象，因为人的视野本身已经包含了抽象。”⑥大自然作为中国诗歌艺术的一个象征自中古以来就存在，“如果也要在中国中古艺术中寻找一个象征的话，也许就是大自然。”⑦此外，大自然还是中国文人乌托邦理想的寄寓之所，姚文放先生认为中国文人历来心怀乌托邦之梦，这种理想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则凝结为一种乐土情结、桃花源情结，表现为逃离、怀旧、构想和回眸等具有浓厚生态意识的文学主题。⑧这里，诗人和传统文人一样，本质上仍未逃出文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宿命。

　　首先通过怀旧再现记忆中儿时家乡风土人情和自然环境的纯净美好。“怀旧也是对现实所持的一种背离和疏远的姿态，它是将理想放在过去，放在昔日，于是过去和昔日也就成为怀旧者心中的乐土。这种向后看式的追慕已经沉积为一种传统，也成为文学反拨现实的常用形式。”⑨《昭鲁大河记》是他十八岁之前的家乡画卷，那时的故乡宁静“清冽而又不乏苦痛”，那是一个人鬼同路、与鬼神相通、充满灵异先验色彩的世界，人们平淡地过活，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相信命运敬畏鬼神，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宿命轮回的生命观。接受生活赐给他们的一切，包括种种变故——水灾、溺水死亡、一场场运动、村干部的横行作恶、生活带给母亲们的绝望，以及各种通灵或鬼神附身的现象。那是诗人记忆中“昭鲁大河最后一次清冽。人民的河流/神的宴会厅，十年之后，成了黑夜的家”。此外《怒江，怒江集》、《村庄，村庄集》中都有这种对旧日的回忆。

　　其次这种人与自然的美好关系存在于远离尘世的穷乡僻壤或人迹罕至的山野密林中。云南虽然地处西南边陲，但仍逃不脱经济发展的铁律，只有在“这里很落后，人们都很穷”（《密支那》）的地方，大自然才能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人与自然更和谐，人心也更宁静。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成了诗人心目中的人间仙界，在追求山水林野之美中追求独立于城市与物欲之外的人性之美，而且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有着高度的统一，就像在人迹罕至的密林里，拉祜人所坚信的“没有永生或速朽，只有替代/和重复”，尊重自然规律。（《密林里》）《一座木楞房的四周》中一座木楞房被神界和尘世层层包围，高黎贡山、贡丹神山、怒江、普化寺、重丁教堂、原始道场、村落、田野、池塘、羊羔、小狗、鸡鸭、孩子和鼹鼠共享宛如仙境的幸福生活。

　　最后诗人通过对诡异神秘的先验世界的肯定、敬畏和融入来构建自己的诗歌世界，它由静谧无争的理想世界和与自然亲近融洽的理想人类组成。《布郎山的秘密》中自然界生物的生死、自由与喧闹都是由天国的菩萨主管着。《爱伲山寨速写》中山寨与人气息相通，山寨“是一具，打开了/平躺在坡地上的人体”，人性与神性自然地交融在一起，生发出独有的灵性。这种选择既与中国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统意识有关，还与诗人自幼生长在云南有关，在这里文化不仅保持着它的原生态状态，而且还有着难得的文化多样性，万物有灵论、原始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无处不在，对神灵和自然的崇敬往往也是这些地域生存法则的一部分。对先验世界的肯定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或通灵或诡异的色彩，在这类诗作中往往充斥着强烈的宗教诉求与浓郁的鬼神文化。《舞蹈》中哀牢山的女性在严肃地对身体洗了又洗之后，集体跳一种神秘通灵的裸体牺牲舞，她们既是沟通人鬼两界传递信息的“信使”，又是让“死去的亲人/领受一份人世的肉欲”的牺牲者。舞蹈和舞者的神秘性在于“据说，没有一个活着的男人/看见过这种牺牲之舞”，这跳舞的地方是禁地，进入了看了就会鬼魂附身，“触之，人就会化为灰烬”。

　　五

　　诗人的崇高性在于诗人诗意地批判了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及拜金主义。这和我国诗歌的诗教传统相吻合，“然诗为乐章，诗乐是一，而教别者。若以声音干戚以教人，是乐教也；若以诗辞美刺讽谕以教人，是诗教也。”（孔颖达《经解篇·正义》）就像《隐身术》中的罗公远一样，诗人希望能够隐身在尘世，做一个审判者和阻止者，阻止人们皇帝般的物质追求，审讯皇帝式的贪欲，希望这种审视审讯和批判能够让人们有所顾忌，从而实现间接地改变从艺术世界返回现实世界的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面对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人类自取灭亡的行径，诗人也有过美好的祈愿，希望人能够更多地自我约束，就像《菩萨》中诗人更希望台湾游客面对自然的恩赐，能珍惜自然界的一草一木，感受到“每一种物体内，都住着菩萨或其他神灵”，放弃贪念，回归自然。

　　诗意批判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讽谕实现的。《电线杆下的约翰》中雕有双语版《圣经》封皮的象牙陪葬品被现代盗墓贼盗走，基督教教人节制向善的教义和法国传教士的执著落寞与中国现世人心的浮躁与贪婪形成强烈的对比，宗教及其布道者的尴尬遭遇折射了现世宗教无力，同时讽刺了当今时代与人信仰的缺失。《开发区的春天》讽刺的是处处攀越经济学珠峰的行为对人类自身精神归属的戕害，寺庙和它所代表的精神世界无情地被摧毁，只要经济发展需要，五百年的小寺立刻就被连根拔起，庙基塌陷，让位于机器和机器的仆人。化人渡人引人向善知足常乐的宗教及其载体寺庙无力阻挡永不知足永不停歇的经济开发步伐，努力将俗世之人解脱出来并渡去彼岸的宗教被人们狂热的此岸追求逼得无路可走。当人类内心被狂妄的自信所占据的时候，宗教的没落似乎就成了一种必然。

　　同时，诗人的悲剧性在于积极倡导和践行生态伦理，却又无力改变现实的沮丧与绝望，没有同盟者的孤独和寂寞。在《云南记》中，诗人反复地表达了令他痛苦不堪的绝望与无助，诗歌更多的时候成为诗人渲泄情绪、释放压抑、安抚疼痛的良药。诗人似乎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打击像“从天而降的一块巨石” （《楚雄小令》），让他经受不起，而他的困境又在于无法放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面对生活现实，如备受争议的城中村拆迁，贩夫走卒们的艰苦谋生，诗人的创作似乎更像是一种梦境，一旦跳出梦境，就会忧伤地发现自己是一个回不了故乡的诗人，“只能死死地躲在梦乡”（《偶感》）。在诗中对自己的隐痛直言不讳，“我想/等到天亮，我将说出我的/隐痛：一个走投无路的诗人”（《隐痛》），尽管一再鼓励自己，给自己打气，要求“从今以后，我必须写一些/温暖的文字，给自己信心，给冬天/多燃几个火炉。”（《惠民乡日记》）即使做石头，也要“稍稍/比泥土，高出那么一点点”（《乌蒙道上》），但仍然掩饰不了源自内心的疲惫与困顿，认为“有一天，我扛不住了/我想，我也会放下。”（《惠民乡日记》）因为，诗人也“是个凡人，伤口会痛，力会用尽”（《小引》）。诗人就像一个只看见了空虚的列车长，“开着这列火车，一头扎进了暗处”（《火车开往暗处》），美好的愿望在渊薮中发出毁灭的巨响。

　　读《云南记》，不难发现诗集中随时都会读到诗人散落在各处的悲伤、悲观、失望甚至绝望，从诗歌审美的视角看，不少诗作暴露揭示了荒诞怪诞的丑，甚至令人惊心动魄，突破了传统的优美范畴，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丑的审美判断与评价正意味着对美的渴望”⑩，但仍反映了诗人的悲观，对改变现实的无力感、无助感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诗人的疼痛，一边是走投无路、孤独、迷茫、挺不住了，一边是自己向自己开战、怀抱理想、不能放弃，两个反向作用力同时撕扯诗人的身心，使其诗歌诗义大于诗意，充盈着沉郁之气。

　　注释：

　　①姚文放：《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第117页。

　　②本文所引诗作均出自雷平阳《云南记》，武汉：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③汪树东：《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第97页。

　　④[法]让贝拉依什，安娜德凯尔瓦杜埃著，李鸿飞等译.《一个男人一本书》，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第246-247页。

　　⑤汪树东：《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第97页。

　　⑥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6页。

　　⑦肖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⑧姚文放：《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第117页。

　　⑨姚文放：《文学传统与生态意识》，《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第121页。

　　⑩张松泉编著：《美学简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