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吉万

　　一

　　多年前，初调《山花》编辑部时，我每天主要的活儿，是“看初稿”——阅读各地作者自行投来的小说、散文稿件。

　　窃以为，“看初稿”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很多文稿的末尾，都会特地标注“一稿”、“二稿”、“三稿”……直至“改定”的年月日字样，所以，说是“初稿”，就有点冤枉了那些严肃认真到几易其稿的作者了。

　　《山花》，是全国资格最老的文学刊物之一，来稿自然相当踊跃，有时一天就收到数十件之多。但是可选率不高，如果光靠这个自投的稿源渠道，刊物是没法“吃饱”的；所以，主要还得靠向作家约稿和已成气候的基本作者队伍（笔会及“改稿班”,等等）供稿，才有可能维持刊期的正常运行。因此，相比之下，一向被称为“自然来稿”的各地业余作者的自行投稿，就显得有些等而次之的边缘意味了。然而，这决不等于说编辑部对“自然来稿”就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我们不仅确定专人一一阅读、筛选及初审推荐，早年甚至有过“每稿必复”的承诺；后来，到我来接手“看初稿”这份活儿的时候，虽然因邮费等困难已不再“每稿必复”，但所有的自然来稿，仍由专人逐件登记在册备案，以便作者查询。即便是经过阅读筛选淘汰下来的大量稿件，也由专人负责打包存放，留待适当的时候做妥善处理。

　　先前，我对这些情况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到编辑部上班后才渐得其详。初为“文学青年”时，同伙扎堆，不时会听到一些有关投稿的揣测和议论，比如，说是“一般的普通”稿件到了编辑部，从作者的信封里扯出来，打个转身就附上一纸打印的退稿单又装进了编辑部的信封退回到作者的手上；甚至说，编辑部“一般的普通”稿件太多了，还不得和编辑见面，只经收发的手就进了收荒麻袋，当废纸称斤卖了……有一次，参加《山花》笔会的间隙，我随意跟时任副主编的文志强先生聊到这些传言，先生操着浓重的黔北口音立即撞洪钟似的吼起来：“见他妈的活鬼哟！简直胡扯八道！”随后，他又笑道，也难怪，一些作者熬更守夜地写，一篇篇地投，又一篇篇被退回，甚而至于石沉大海，但又不愿自省，就道听途说，胡思乱想想邪了，只疑心是编辑部的问题，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那时，我每天坐到办公桌前，就是把一大摞码在案头的“初稿”一篇接着一篇地看看看；往往还没有看得几篇，管收发的小韦又把新收到的一摞抱过来堆起了。继续看，继续看，终于看到一篇有点意思的小说或散文，好，来劲了，赶紧拿过审稿笺，在表格里填上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写上阅稿的印象、提要、评价及推荐意见，然后郑重放在一边，待送组长二审。可惜，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少而又少。有时候，整整看了一天下来，甚至接连两三天，能提神来劲的一篇都不曾出现。一篇接一篇地否定，很为作者难过，自己也感觉落寞。实际看起来，自然来稿的可选率已经不是一百比一，而是变成了一百五十比一了。选出的文稿通过二审，往往还得联系作者根据编审意见再改一次才送终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阅读自然来稿称之为“看初稿”，也就勉强说得过去了。

　　原以为，到编辑部干活，大可以照常慢慢悠悠地写作，打主意白天看稿子做编辑，晚上就写到半夜，正如原先白天看书晚上写或晚上看书白天写一样——这毕竟不是“魚和熊掌”；然而，当我在编辑部那张老旧斑驳的办公桌前坐破了一条牛仔裤以后，才忽然明白我的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太不自量力了。

　　我到那时方才明白，“看初稿”和看书、尤其是看好书，完全是两回事。常常是一个上午或一整天接连看下来之后，脑子里就蔫蔫的，浑了，雾了，麻了。那时，如此状态，还能坐下来写个什么呢？不如去打打麻将什么的，倒觉心安理得，反正活儿已经干过了。所以，我对那些放下编稿的红笔又能拿起写稿的黑笔，还照样游刃有余、顺理成章的高手，不能不拱手佩服。

　　二

　　我的坐椅背对大门，隔着三张拼放成“品”字形的办公桌，对面是一道垂着蓝布窗帘的三开大窗；在窗户与我的办公桌之间，左边是小说散文组长成建三——我的直接上司；右边是诗歌、理论组长何锐（顺安）。我们面前的写字台一个比一个乱。建三也看稿，但看的是约来的稿子。他的案头上也堆着一摞摞的稿件，待审的、待读的、待退的……虽尽力各归其位，但写字台玻板却被挤得只剩下窄窄的一角，和他的眼镜片交相辉映。何锐的台面就更凌乱了，常常找不着东西，除了各类稿件，还比别人多出一堆从书市扛回的图书——编务之余，他的乐事之一就是激情推介新版名著或盗版畅销书，且三天两头有亮点，乐此不疲。瘦削的寡骨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但从行走到伏案都讲求快速高效运转，一旦进入角色，就时常会达到物我皆忘的境地。他手中一时无笔，也不找，也不言借，“嗖”地一下子，闪电一般，从我正在写字的手中把红笔抽走，自顾划拉他的稿子；完了，那支红笔也不会自觉回归，被他随手往哪儿一扔或往兜里一揣了事。回头问他，他竟一脸茫然，反而诘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在建三堆满稿件的写字台玻板下面，有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是黑白照，照片上，两摞稿件占据画面的两边，高高地叠起，真是堆积如山的架势；而在两堆稿件下部的空隙中，则嵌着一张留披发、戴眼镜的年轻人的脸，正聚精会神于文稿的字里行间，看上去心无旁骛，却又透出几分的无奈。那是刚出校门时的建三（当然，也可以换成是现时的我或者往后的其他同仁），他告诉我，那是他“看初稿”的纪念。照片有艺术夸张的成分，却让我感觉无比的真实。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当然了，那只是一个时代的影像，早已定格在了上个世纪。如今电脑办公迅速普及，互联网日益发达，文稿由作者手头传输到编辑部，分分钟搞掂；编辑们也很少再翻阅纸质文稿，而进化为鼠标点击。那样的编辑案头情景，已经不复再现。

　　如山堆积的“初稿”，永远也看不完；就像吴刚在月亮上砍桂树，今天砍了个口子，明天又长拢来了。每天，日头近午，小韦都会如期而至，抱来一沓新到的稿件，加摞在头一天的“初稿”堆上。相视而笑，他会说，今天很少；或者说，今天最多。寄自全国各地的自然来稿，就像一条源源不断的文字之河，永无尽时。

　　这是一本刊物不可或缺的气脉。

　　虽然，在每一期所发的作品中，从“看初稿”中筛选推出的篇什通常占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假若有三天见不到有新稿件寄来，编辑部上下只怕会引发恐慌。无论如何，这毕竟是发现文学新人的主要通道和平台；已成气候的知名作家们，以及编辑部连年建构起来的组稿网络中的基本作者，又有几个是没投过“初稿”的呢？当然，大家都明白，要在这自然来稿堆里挑出可上头、二条的作品，无异于沙里淘金。我曾戏言：只见五花八门，难见精彩纷呈。读“初稿”的行程，也就常常很枯燥，很乏味，很疲惫；于是，聚精会神之余，得从间隙中从容地找点闲事来放松一下。

　　闲事之一：剪邮票。由四面八方寄来的稿件多，邮票自然也多。不过，多是一般般的大路货，上品位的极难碰见。而且，少数好一些的邮票，早在收发室滞留时就被手快的截获了，衣帽齐整地到得我手边的，就多半是些没品的玩意儿；管它呢，反正是图个好玩罢了。我一张张剪下来，略作筛选，便交给在读中学的女儿去打理。日积月累下来，不经意间，居然集成了厚厚的三大册。过后偶尔翻起来看看，还挺有趣味的。

　　闲事之二：欣赏硬笔书法。林林总总的自然来稿当中，有许多写得相当漂亮的钢笔字，甚至还有用毛笔誊抄的蝇头行楷，或刚或柔，各具风流。那些年，国内期刊编辑部要求投稿一律用手写稿，不欢迎（甚至谢绝）打印稿及复印稿——理由据说是为了杜绝一稿多投。这说起来会让当今的年轻作者感觉不可思议，现在的情形正好相反。那时，字写得清爽的文稿就大受青睐，往往被拣出来先看。不过，字好文章却不见得好，甚至非常差劲；虽然那手字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末了还得退回去，可惜了。

　　闲事之三：旁听高谈。建三除了负责二审，也看稿，但看的是专门约来的稿件，还有直接寄给他本人的稿件。据我所知，小说散文组其他几个资深编辑，如吴世祥、孙承庆们，每天也主要是阅编约来的栏目文稿。如果有稿子需要修改什么的，就常会约请作者到编辑部面谈意见。其间，编者与作者的话语交流碰撞，往往超越于文本之外，关于人生，关于灵魂，关于读书，关于“后现代”，等等，总是很有听头。所以，每逢有这种交谈，我必然乘机凝神旁听，而话过一席，常常意犹未尽。我的许多文学朋友，当初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如李钢音，如谢挺，如刘苗鑫……

　　闲事之四：喝点小酒。做编辑，尤其是“看初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首先坐功要好。我少年时学京剧武生打空翻，第五腰椎受损长了骨刺，坐上一个钟头，坐骨神经就会酸麻；再坐下去，就得喝几口酒下去活络一下，不然，站起来说话就腰疼。因此，有时上午坐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把预先藏在写字台边柜里的白酒摸出来，倒在一只白瓷杯里咕几口。这个小动作最终被同事发现了，一时糗了出去，在朋友群中流传，还弄出好几个版本；主题倒只有一个：老罗一边看稿子一边喝酒。后来传回我耳边，一笑了之而已。

　　三

　　沙里淘金，一旦淘出金子来，就有了兴奋点，就有了成就感，就有了好风景。我每天面对着那一大堆“初稿”，一页又一页，一篇又一篇地翻过去，翻过去，守望和期待好风景的出现。

　　日复一日，绵延不绝而堆积如山的“初稿”文本，让我记住了许多从未谋面的作者的名字，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布依族作者，名叫花应周。这个花应周的来稿特别多，多到有时一个星期寄来两件以上；在那两三年里，不知他投寄出了多少稿子，反正名字是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他写小说，字写得周正，稿面规范清爽，连标点都打得中规中矩，无可挑剔；可是，每篇稿子读到一半，就只能勉为其难地读下去，终于读完，却只有掩卷一叹：还是差一口气。

　　我非常想帮一帮这位同族弟兄，就给他写去一封信。信文相当长，谈了对他小说稿件的阅读印象，还列举并剖析了一些有问题的细节；感觉他的文学阅读欠缺，最后劝他多读点书再写。不料，他非但一直没有回复，竟从此连小说稿也不再寄来了。

　　不过，看劲头他是不会辍笔的，我一直想在其他文学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多年过去，至今也未窥见任何踪迹。

　　这一切都是缘分。花应周找不到了，小说稿不寄过来了，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冯毅。冯毅的中篇小说《被缚的情人》从自然来稿堆里冷不防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叙事方式，对爱情，对灵魂，以及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拷问，在编辑部激起一阵小小的骚动。紧接着，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冯毅约到编辑部来面谈，促他再写一个短篇，与《被缚的情人》编成小辑，并附上名家点评隆重推出。负责小说稿终审的李起超先生，特地约请著名作家何士光写了一篇短评。“看初稿”选出的稿件受到如此的厚待，这在《山花》是非常鲜见的事情。自此，冯毅便常到编辑部走动；再后来，又发了几篇小说、出了一本书；再后来，就跑到广东，下海去了。

　　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在“初稿”堆里遇到了杨打铁。

　　那天午后，我读到一篇标题带有点异域情调的中篇小说《远望博格达》。作者的署名倒没有异域情调，却也十分打眼：杨打铁。铿锵坚硬，咄咄逼人。字却不怎么样，只能说马虎还看得过去。而我开始读下去，便感觉出了这篇文字的内在魅力。接下来，我把稿子全部读完，写了审稿笺，便立刻产生了马上推荐上去的冲动。第二天，负责小说散文终审的李起超副主编读过之后，就兴奋得连连叫好，四处宣扬，一时间半个编辑部都跟着热闹起来。

　　主编随即拍板：尽早以小辑形式推出——《远望博格达》，连同短篇《全家光荣》，附上我的短评《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同时，在推出之前约作者来编辑部见面。信函发出，等了几天，终于来了，大家一见面都傻眼了：杨打铁，杨打铁，应该是个男的呀，怎么会是个女生？“杨打铁小辑”还未曾推出，便先闹了一出洋相趣谈。编辑部开惯了玩笑的老友吴世祥们，便经常借此拿我开涮。

　　后来，杨打铁的这两篇作品收入她的小说集《碎麦草》；再后来，该书获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我为此在拙文《杨打铁“碎麦草”书外闲话》中曾经写道：……直到作品送达终审副主编案头好些日子之后，我们才得知其真名为杨洲颖，也才得知“杨打铁”居然是个女青年，本省黔籍的布依族人。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上午，应编辑部之约，她来了。一头齐肩黑发率性披洒，衣着随意而不落时俗；一口略带东北腔调的普通话，谈吐中透出十足的女人味，见不到一点哪怕只是偏好“打铁”的亚男劲头。不过，有些腼腆拘谨的三言两语之后，竟随手呼地扔出一包“万宝路”，随后在她的指间便有烟卷悠悠地燃起。这又让我们不由得一愣：这个女人还真是不寻常。也许，杨打铁当时并不曾想到，就在她跨进《山花》编辑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久之后将在这个地方坐下来，为与她一样爱上了文学的人读稿、谈稿、编稿，一年又一年，就那么一直地坐下来坚守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