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康

　　《金蔷薇》是一本写给编辑读的书，我记得巴乌斯托夫斯基说他写这本书是想让人们对作家劳动的实质有所了解，确实，读它你会对一部作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有种直感，你会下意识地揣摩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突然打住，在那里喋喋不休……现在我手边已经没有《金蔷薇》了，记不清是谁把它借去就再也没有送回来，但是书中好些篇章我至今还有深刻印象。譬如《阿尔斯王商店事件》，那是书中唯一直接写到编辑的篇章，一个关于标点符号的故事。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忆，那时候他在一个什么地方——不是里加就是敖德萨编《海员报》，有一梭勃里给《海员报》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题材、语言都很不错，只是读起来有点杂乱。梭勃里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他是不喜欢别人动他的稿子的，报社的几位编辑想修改一下，但又怕惹麻烦。校对员布拉果夫听说这事，就来到巴乌斯托夫斯基家，要过稿子，点起蜡烛工作了一整夜（我记得那蜡烛是他自己带来的）。第二天早晨，巴乌斯托夫斯基接过修改稿一读，惊呆了：这篇小说原来的毛病没有了，而且实实在在一个字也没增删。

　　小说见报那天，编辑们正在谈论布拉果夫改稿的事，忽然，门被人砰然撞开，梭勃里气喘吁吁冲进来，高声喊道：“谁动了我的小说?”编辑们以为要出事了，谁也不敢搭腔。这时，老布拉果夫说：“假如你认为在尊稿上打了标点符号就算改动的话，那么就算是我动了你的大作。”

　　没有想到，梭勃里听了布拉果夫的回答，立刻跑过去抱住了这位老人，按照俄罗斯的规矩亲了他三下，激动地说：“谢谢！谢谢!……”

　　之所以提到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起自己遇到的一件有关标点符号的事。

　　1999年夏天，主编交来余未人老师的中篇小说《穿越文明》让我编发，那部作品写的是将近一百年前西方传教士在黔西北的活动。既然是小说，背景、人物当然是虚构，但是看得出小说中“化外生苗”定西的原型大约就是石门坎，而传教士大为的原型则无疑是那个20世纪初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因为余未人笔下的大为创造了苗文，而历史上创造“老苗文”的就是柏格理。余老师是一位著名作家，作品很多，但在我的阅读范围中她从来没写过这种题材。不过在那个时候她选择这类题材也是种必然，因为当时余未人老师对“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等文化学科的研究已经很有成就，还特别热爱“田野作业”。由她任总策划的“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于1997年出版，另一套“贵州本土文化”已开始运作。

　　《穿越文明》中许多素材来源于史料，但作者又无意于用小说来还原历史，而是想通过不同信仰、不同习俗人群的碰撞追问宗教的意义。这部中篇的构思很精道，全篇由四章“笔记”和四章“传说”组成，笔记与传说都是虚构，没有质的差别。这种框架不受历史限制，包容性极强，相辅相左的观念、视角、思考都能任其腾挪，读起来觉得沉甸甸的，内涵相当丰富。小说中定西那片化外之地和生活于其中的大为、谷子、吴起、花子为我们展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世纪前的石门坎。

　　重翻《穿越文明》，我注意到余未人老师这段话：

　　“当我接触了各种宗教的诸多教义之后,再回观定西的那段已经载入史册的宗教史,我不禁反躬自问起来：宗教是体现着人类探索世界和自身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努力吗？它真能体现人类的精神需要与终极关怀吗？当我把这些问题正儿八经地用来请教于我的同窗时,同窗笑笑说去一趟定西就深沉得这样儿了？”

　　好了，写这篇小记我无意评论作品，只想记下当时的情景。读《穿越文明》，我知道是一部很有分量的作品，但是余老师在不经意之间把作品的字句断得很均匀，而且每句都大约在十个字上下。这个“每句”不是古汉语里“句读”那个“句”的意思，而与“读”相当，就是说每一个断句符号（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等）缚住的文字都在十个左右。

　　断句只是个很表皮的问题，谈不上“文气”，只关乎“纹理”，但又不是无足轻重。小说是叙事艺术，构筑材料是语言；而语言，汪曾祺说：“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小说是供阅读的，而阅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节奏。关乎节奏的当然不仅仅是字句长短，还有很多内在因素。就像音乐，同样的节拍、速度由不同音色的乐器或同一种乐器在不同音区奏出来给人的节奏感是不一样的。

　　基于这些想法，我决定慢慢地对这部作品加以修改。我和余老师很熟，知道她不会像前面说到的梭勃里那样责怪哪个编辑动她的稿子，因此必要时我还可以大胆增删一些文字，毕竟短句改长不是删掉标点就可以完成的。

　　可是后来的变化给我泼了一瓢冷水：有一段时期我们编辑部发稿是不署责任编辑的，理由是从刊物的发展着想。后来改了一下，编好的稿件在发稿时注明谁是责编由主编来分配。就在我动手编《穿越文明》时，主编通知我发稿时填上另一位编辑的名字。

　　这一下我没心肠了。出于对余老师的敬佩，我编《穿越文明》做得很认真，不仅字斟句酌，还要揣摩她的语境。第一段我就费了很多劲，照这样下去还得花上好多个小时，发出来反映如何我又没责任，何必呢？一路想下去，我给自己的退却找到个理由：说不定照原样发出也有很多读者喜欢。

　　这一天我下三楼去办事，晃眼看到余老师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心里一动：请她自己改一下？我赶紧跑回编辑部拿上稿子回到三楼。

　　我想给余老师说说我的意见，又觉得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谈“文气”不是那么准确，说“行文”似乎也不妥，而且难免班门弄斧，在这方面我极佩服汪曾祺，而余老师在《花溪》做主编时就发过汪老的《揉面》，那篇文章就是讲文气的。我只好如实说我的想法：句子太均匀，短句太多，读起来气促，感到有些苍老。临了我就已作了修改的第一节说明我的意图，问她这样动一动行不行。

　　果然，余老师埋头看了一阵，说，稿子留给我吧，我自己改。

　　我一下子觉得好轻松。

　　没过几天《穿越文明》改好了，余老师送稿子来时慎重说了一句：“你提醒了我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