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科平

　　《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吗？
——兼与黄霖先生商榷

　　方科平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在《河北学刊》2009年1月发表论文《〈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论文观点新颖，但是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以下意见与黄霖先生商榷。

　　一

　　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认识和界定，直接决定着全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重大问题。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该问题的探索，几乎每一位“龙学”的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的性质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黄霖先生在论文《〈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第一部分，梳理了人们关于《文心雕龙》性质的具体观点，揭示了这些观点的分歧“源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文学’认识的变迁”。这是颇有见地的，但是这部分结束时，说了下面一席话：“尽管目前对《文心雕龙》有倾向于‘写作学’与倾向于‘文学理论’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但由于刘勰所论的‘文’本身包容着现代通常所认识的‘纯文学’，这就决定了他在总结当时‘杂文学’写作法的同时，也包容了从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学’理论。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提法并不是排斥而是相互通融的。”

　　假如从刘勰的原意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是一部写作学著作；而假如从当前旨在借鉴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美学理论的立足点出发，也不妨将它看做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文学理论专著。在此，黄霖先生“通融”了倾向于“写作学”与倾向于“文学理论”这两种认识，看不出来他到底反对哪种认识，其实两者都赞成。文章第二部分，主要依据书名的分析，得出“《文心雕龙》是一部用美文来细致、系统论述写作心理活动的著作”的结论。这是第三种观点，是新观点，也是本文用较大篇幅论述的论点。但是倾向于“写作学”与倾向于“文学理论”这两种认识是“从本质上说”的。

　　那么，在这三种观点中作者支持哪一种？至少从文章第一部分对两种倾向的解释、阐明和态度中，是很难下判断的。诚然，对《文心雕龙》性质而言，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百家争鸣，但是就一位具体研究者而言，在特定的时空和语境中只能持有一种主要观点，也就是自己认为最准确、最科学的那一个，这才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张少康、汪春泓等在《文心雕龙研究史》谈到《文心雕龙》性质时说：“但多数研究者其实并不排斥《文心雕龙》具有文章学的性质，只是说《文心雕龙》主要还是一部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因为它是以诗赋等为主来进行论述的。”[1]从张少康、汪春泓等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文心雕龙》性质而言，尽管一位研究者可能会同时有多种见解，但总有一个比较而言是自己所主张的“主要”的、最佳的结论。可是黄霖先生在文中自始至终并未明确表明第三种观点同前两种观点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钟爱哪一个。

　　二

　　文章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以及结尾都在阐述“《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这个观点，笔者姑且认为黄霖先生支持第三种观点。

　　在文章第二部分，黄霖先生分析了《文心雕龙》书名的含义。他采用的文献是刘勰在《序志》中的话：“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黄霖先生认为“用心”一词，是刘勰继承了陆机《文赋》序里的说法：“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在对李善、顾施祯、周绍恒、李庆甲等观点作出否定以后，黄霖先生提出自己的理解：“……‘用心’，实为动宾结构短语，是‘使用其心’的意思。”他又说：“用心，可理解为思维活动。”

　　“其实，古人心目中的心，即同今人的脑，统管着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等一切心理活动。使用心，就是要使整个心能活动起来。作家写作的过程，包含各种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这样，‘为文之用心’一句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作家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假如将它仅仅限定在‘创作构思’方面，就未免显得太狭了。”黄霖先生将“用心”一词解释为“使用其心”，顺着这层意思，把“为文之用心”理解为“作家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观点也比较新颖。但是，这种理解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内容和结构，也有悖于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动机和意图。

　　《文心雕龙学综览》把《文心雕龙》的结构划分为六种说法，即两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比如，所谓三分法，即把上篇中的“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一分为二，与下篇“割情析采”。 所谓五分法，就是上篇分为：“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下篇分为三部分：“割情析采”、“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这是就形式结构的划分，也有许多研究者力图探索《文心雕龙》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1]例如，牟世金说：“《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起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2]王运熙认为：“……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所在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做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3]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写作心理学”来概括《文心雕龙》的内容结构，《文心雕龙》有比“写作心理学”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黄霖先生在文中说：“作家临文写作时的心理活动，当然包括原则的遵循、方法的运用、态度的端正、灵感的触动、构思的经营、想象的驰骋、意象的形成、风貌的呈现、修辞的选择、技巧的借鉴，乃至关系到与客观时势的盛衰、写作主体的修养、客观批评的标准等种种问题。”

　　当然，笔者丝毫不否认《文心雕龙》的确涉及“作家临文写作时的心理活动”的问题，但是不能以此来界定《文心雕龙》的性质，不能以偏赅全。而且黄霖先生所谓的“原则的遵循、方法的运用、态度的端正、灵感的触动、构思的经营、想象的驰骋、意象的形成、风貌的呈现、修辞的选择、技巧的借鉴，乃至关系到与客观时势的盛衰、写作主体的修养、客观批评的标准等种种问题”等写作活动的诸多方面，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临文写作时的心理活动”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关于“实践性”，涂光社解释说：“任何文学理论都来自文学实践，都应该能够在一定范围、程度指导创作与欣赏的实践。不过，作为一种理论的特征来说，此所谓实践性就不限于这种普泛意义了，它指文学实践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中特别突出的地位，强调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升华，又以回馈实践为旨归；其揭示的规律、总结的原则方法能为为文者所‘用’，在写作、鉴赏、批评实践中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4]涂光社进一步指出：“强调服务于实践能够‘为文所用’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传统。由于刘勰立论有重‘用’的自觉，《文心雕龙》的这种实践性特征十分鲜明：无论从理论体系的建构、讨论的侧重点、‘文术’的讲究，还是范畴的创设运用、话语组合和表述风格上都能体现出来。当代的理论批评应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4]

　　《文心雕龙·序志》曰：“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抜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这段话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思想的流露，充分表明了他撰写《文心雕龙》的动力之由来。刘勰认为，人有超出万物的智慧和灵性，但是人的形体像草木一样脆弱，人想要出类拔萃，生命远扬，只有依靠“树德”、“建言”，即立德、立言，以求不朽。这不是好辩，而是不得已的做法。

　　《序志》又曰：“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段话表明了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直接目的。刘勰认为魏晋以来文风继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但是，它走向了极端，存在很大缺点，即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当时形式主义文风大盛，竞艳争奇，“俪采百字之偶，争介一句之奇”（《明诗》）。文人“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当时的文学创作“离本弥远”。但是，“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宗经》）的儒家经典是“立言”的完美之作。后世作家必须“原道”，“还宗经诰”，因为圣人的道和文都包括在经书里。必须“征圣”，“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征圣》），必须“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必须“秉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宗经》），即“正末归本”，以便扭转当时形式主义文风。在此，可以看出刘勰撰写《文心雕龙》的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所以才“乃负其书，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梁书·刘勰传》）。因此，刘勰撰写《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写作心理学”的问题。王开国指出，刘勰提出“为文之用心”，有以下几层意思：通过写作《文心雕龙》来“敷赞圣旨”,实现“随仲尼而南行”的“立德”理想,成为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最大企图；证明自己的“为文”同“注经”一样,能够“敷赞圣旨”、实现“随仲尼而南行”的目标；通过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实现“名逾金石之坚”的“立家”；探讨一般文章的“为文之用心”,因为只能从自我理解出发探求文章写作的一般规律,才能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才能“立家”。[5]很显然，王开国侧重于从写作宗旨、意图方面分析“为文之用心”，有一定道理。

　　关于“用心”的问题，张少康说：“为文之用心可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写文章所欲达到之目的。此系从内容上解释，如上唐大圆所言。二是文章写作中的甘苦，这是从构思、技巧上说的。北大《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谓‘用心’是指‘构思、意图、技巧’，则兼包上述两方面。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谓指‘用心之所在，与心之如何用’，亦同。”[6]吴林柏解释“用心”一词说：“刘勰强调创作务必用心，即开动脑筋，修炼文辞，决不能草率。”[7]张少康等人的解释是全面、深刻的。刘勰所说的“为文之用心”，也应当是从两个方面理解：构思和表达。构思阶段是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过程，是为文“用心之所在”，也即黄霖先生所谓“要使整个心能活动起来”。表达阶段是我们常说的从“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过程，是为文“心之如何用”，也是“要使整个手能活动起来”。当然这两个阶段，只是逻辑的划分，没有时间的区分，在写作中往往是同步的。“用心”这个词，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使用，指集中心思做好某件事情。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强调心理活动的专注，更加侧重于做某件事情行为本身以及所应该达到的效果。例如，“请您‘用心’学习”这句话，除强调专心致志之外，往往注重的是学习实践过程和效果。如果过程没完成，效果没达到，那么可以断定没有“用心”学习。

　　三

　　通过书名分析，黄霖先生得出“《文心雕龙》是一部用美文来细致、系统论述写作心理活动活动的著作”的结论。然后，将此结论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加以印证，这是黄霖先生的写作思路。

　　黄霖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上篇’中的头五篇是‘文之枢纽’，也就是作文的根本和关键，是开展心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了证明这个论点，他重点分析了《原道》篇，认为“这篇（指《原道》）的第一段实为全书的纲中之纲，即开宗明义地点明了文章是由天、地、人‘三才’之中独具‘性灵’的人的心理活动的结果……”黄霖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他拿出的文献依据是《原道》篇中的两句话：“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黄霖先生分析说：“为文的过程是沿着天地→心生→言立→文明的轨迹自然地进行的”，“书面的‘文’乃是人‘心’的产物，人类的心理活动是为文的根本和关键。这也就是刘勰作《文心雕龙》的基点”。在此，黄霖先生将“心”解释为心理活动。涂光社对《文心雕龙》中“心”做过系统研究，说：“《文心雕龙》全书‘心’出现114次。”“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处“心”是指“生命智慧”。[8]“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一句中，“心”也可以理解为“生命智慧”。刘勰用“心”亦即“生命智慧”来刻画写作主体的人格精神，并以此强调为文写作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论文叙笔”部分，黄霖先生已经找不到直接的文献来证明“写作心理学”问题，他说：“假如将它们放在整部《文心雕龙》中，从刘勰的整体构思来看，这二十篇文章无非是想通过不同文体的溯源释名、流变梳理与代表作家作品的评价，以进一步论证不同文体的作家写作时的心理活动与创作思维都应该遵循‘文之枢纽’所定下的总的原则。它们实际上就是‘枢纽’以下的分论而已。”这种说法，只是简单推理，没有直接的论据来支撑，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接着他对《明诗》、《诠赋》、《颂赞》、《章表》、《诸子》、《书记》等文章进行简要分析，但是所述都与“写作心理学”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关于“割情析采”部分，黄霖先生说：“下篇中的二十四篇是打通了各种文体，从‘术’的层面上来统论一些心理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笔者认为，这句话的含义表述不清，那么“割情析采”部分到底是以论述“术”为圭臬，还是以论述“心理活动的规则与方法”为宗旨？黄霖先生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全部以“写作心理学”为论点而展开。例如，他认为《神思》“主要侧重在搦笔临文时的秉心总术，是‘文心’活动最直接的表现”，《神思》篇“讲了创作时的心理活动”。和前面分析书名时的情况相同，黄霖先生还是把“文心”直接等同于“心理活动”。接着，从“写作心理学”角度依次说明了“割情析采”部分的其他文章，如他认为“作家写作心理活动的取向、特点，取决于创作的主体，所以刘勰接着论《体性》”，但是《体性》论述了“写作心理学”的什么内容，黄霖先生没有具体分析。其实，“割情析采”部分主要侧重说明“文术”，而不是“写作心理学”，这已成为许多论者的共识。黄侃说：“自此（指《神思》）至《总术》及《物色》篇），析论为文之术，《时序》及《才略》以下三篇，综论循省前文之方。”[9]王运熙说：“从《神思》到《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这部分一般研究者称为创作论，我认为更确切地说，应称为写作方法统论，是打通各体文章，从篇章字句等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来讨论写作方法的。”[3]当然，笔者认为“割情析采”部分的确论及“写作心理学”问题，但整体上以“文术”问题为核心。

　　另外，文章标题是：《〈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可是全文对“中国第一部”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论证，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作者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笔者以为从写作论证的觉度来看，这是不严密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是“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 黄霖先生用“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对《文心雕龙》性质作出界定，夸大了“写作心理学”问题在《文心雕龙》整部著作中所占有的份额，无助于对“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内容、价值等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

　　[1]张少康，汪春泓等.文心雕龙研究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涂光社.《文心雕龙》的实践性特征——刘勰立论重“用”的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5]王开国.刘勰的“为文之用心”[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6]张少康.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吴林柏.《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8]涂光社.美在文心——刘勰文学观探微[A].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编.文学前沿（13期）[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9]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方科平，工作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