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秀平

　　鲁迅小说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四种群体形象

　　蓝秀平

　　鲁迅思想超脱于时代，能够很清醒地观察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鲜明地展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探索，对中国知识分子状态的发现和独到诠释，体现着“鲁迅精神”和鲁迅人格。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出发，鲁迅不只是暴露了封建制度的迫害与罪恶，而且充分概括了这一时期的特征，将人物的命运与中国社会问题结合，同寻找社会变革道路联系起来，渗入了他对人生的积极思考，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判不仅仅停留在愤恨和不平上，而是触及到了现实斗争的根本问题，产生巨大的效应价值，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鲁迅小说知识分子包括四种群体形象：科举文人，卫道士文人，孤独文人和民主文人知识分子，本文试予解读。

一、科举文人知识分子

科举文人是终身为求取功名奋斗的群体，诸如孔乙己和陈士成。

　　孔乙己是这样的一个人：身材高大，穿着长衫，站着喝酒；自命清高，好吃懒做，自以为“君子固穷”；满口之乎者也，以读书人自负却没能进学，沦落于科举而穷愁潦倒。但是，他在屈辱的生活中保持着恳挚的心，对孩子关切，他无权无势，倍受折磨却从来不伤害谁；他的惨然死去虽没有人同情，也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喝酒的“短衣帮”和“长衫客”、掌柜或小伙计，包括孩童都是一致的目光——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不过是个多余的人——他从不在乎。整个社会长期受封建思想毒害，所有的人都变得是非不分、麻木不仁，把孔乙己的痛苦和屈辱作为取悦的笑料，这是一种何等的冷酷，一种何等的病态，而在他所表现出的回应才是真正的悲剧。孔乙己和丁举人同是读书人，同样走着科举的路，丁举人爬上去了有钱有势，作威作福，他没有爬上无权无势、无以为生，还遭冷漠；丁举人有了地位凭借手中的权势，可以任意毒打孔乙己，孔乙己没有地位却被丁举人打残凄然死去。吃人者不受任何制裁，受摧残致死“心安理得”——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陈士成的生活困顿：他孑然一人死守着破败的旧宅，胡乱教着几个学童聊以谋生；在他心目中，祖宗是巨富，生在书香门第，理应平步青云，功名富贵唾手可得：“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 —那是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 —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匾额……”。这是一副多么美妙的生活图景！然而，正是这种安排停当的“前程”支撑着他的行动：十六回参加县考。十六回的落榜，自我编织的前景梦幻，虽然无数回地出现在脑海，失意的冷酷一次次撕裂灵魂，但他愈失意愈执著，功名利禄欲望越强烈。人生能够经受多少失败，整整十六次，他终于被绝望驱往迷狂境地，出现幻觉：在榜前，他早已看不清榜文，只见许多乌黑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回到家里，他放走了学童，仍然还看见许多小头夹着黑圆圈在眼前跳舞。他将思绪转向藏金，幻觉和幻听同时出现，幻觉诱惑他，幻听指示他，他彻底地崩溃——已经完全由先前的功名追求陡然转为对金银的狂想：陈氏祖宗是巨富，这屋子是祖基，祖宗埋着无数的银子。他在平时本也常常暗地里加以揣测那藏金之地，在以往落榜后也试着挖掘过，而今再一次失败心力憔悴到了顶点。在经历了一番苦苦挣扎后，他失去了精神支柱，心理防线完全倒塌，在混沌中扑进了闪烁着“白光”的湖水当中，结束了苍白的生命。

二、卫道士文人知识分子

这是一群不学无术、以正人君子自居，鼓吹昌明国粹、学贯中西，实则宣扬复古，恶毒攻击和诽谤新文化的顽固分子，诸如四铭和高尔础。

　　四铭痛恨世风，攻击新学堂，咒骂女子入学，嘲笑女子剪发，在他看来整个社会一无是处，新文化运动是万恶之源。然而，就是这个感时忧国、以端风俗正人心为己任，在道貌昂然的外表和慷慨激昂的言论深处却隐藏着一个肮脏卑琐的灵魂：在街上他遇见了两个女乞丐，听到了围观者调戏女乞丐的下流话，在潜意识中渴望着女乞丐的胴体，心生淫念；然而，他又强烈地克制着被压抑的淫念的苦恼，支配和左右着他此后的言行表层虚伪。潜意识中的淫念支配和左右着自己离开女乞丐，下意识的去买肥皂，从表面这肥皂是为太太买的，实质上是他潜意识之淫欲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由女乞丐向其太太身上转移的结果。他携皂回家，借问英语的事大骂儿子，其怒气固然与买肥皂时受奚落嘲笑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由女乞丐引发的淫念受到现实压抑，心理紧张得不到缓解而滋生的郁闷和愤懑，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由斥责儿子进而恶毒咒骂新文化运动。他在饭前饭后两次讲述目睹女乞丐的经过，极力夸赞孝女，抨击世风之不良，并津津有味地重复无赖调戏女乞丐的那番下流话，显然是对女乞丐胴体的渴望、兴奋和轰动。四铭的德高望重和对眼前的深恶痛绝，实则顽固不化，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冲击后，丑角面貌暴露无遗。

　　高尔础是披了“欧化”外衣人物：头戴新帽子，手提新皮包，怀揣新名片，留心新学问，关注新艺术，使用着具有“深远意义”的新名字——高尔础。然而，就是这样的新人物，看《中国历史教科书》却不懂历史，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只知道一些诸如桃园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黄忠定军山斩夏侯渊、秦琼卖马之类的民间通俗故事，连高尔基的姓名都不了解，以为姓高名尔基，对他备课的艰难和上课的狼狈显现他的虚假，通过他赌钱和看女学生，更暴露他的内心虚伪，装扮成通体新气的“欧化”新人，就如封建僵尸原来竟如此卑琐肮脏。高尔础内心与外表的掩饰，言论与行为的矛盾，最后的自我暴露，用自己的言行撕破了自己的伪装，他原本就是一个地道的狡猾顽固的复古主义者。他被捧为学者，处处自称为正经人，其实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在家里照镜怨愤瘢痕，备课怨恨教科书，上课前烦躁愁苦，讲课时手足无措，下课后惘然昏沉，都是由于他的内心受到潜意识中邪念的骚扰所引起的焦躁不安；他对女生的邪念一直活动在他的潜意识里，回家之后攻击女学堂，忧虑世风，是他潜意识中无法实现邪念的另一表现形态。时下的封建复古势力，也会像高尔础对待贤良女校那样，保存其漂亮的外壳，而阉割它的内核，像高尔础一样伪装起来，披上“欧化”的羊皮，去迷惑人们，企图借新的形式以继续生存，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

三、孤独文人知识分子

这是一群追求自我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孤军作战，诸如吕纬甫和魏连殳

　　魏连殳曾经是反叛者：在家变中他看透了世道的险恶和虚伪，他以破土厚葬的方式把亲人置于极尴尬的境地，但他的叛逆只是孤军作战，被“寒石山社会”视为异样人物，他被庞大的旧势力所包围，连赖以生存的职业都被剥夺了。反叛中他是胜利者，生活上他却走入了绝望。绝望后他不得不为了苟活去当杜师长的顾问，而后在活得很好的时候他又对自己的选择深恶痛绝。他的心灵是浑浊的，他的痛苦来源于自己的分裂人格之间的灵魂深处的猛烈冲击，他以依附于军阀的行为，解脱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赢得了优裕的生活——他是在用灵魂在作抵押——是一个猖狂无助的孤独者。魏连殳之所以躬行他先前所憎恶的一切，拒绝他先前所崇仰的一切完全是社会使然，社会迫使他承受着失业的痛苦使他几近挨饿求乞，社会邪恶势力无端地排挤他使他无法容身社会。魏连殳的转向，不是对丑恶现实的屈从投降，而是向社会复仇，他的反抗是消极的，但却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倔强。魏连殳生活在辛亥革命失败、五四运动新潮尚未崛起的年代，社会将他逼上了绝境，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吕纬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思潮冲击，具有强烈地正义感，曾经以改革中国社会为己任，期望新思潮，但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缺乏理解，对旧势力的反扑缺乏思想准备。一旦“五四”退潮，旧势力卷土重来，新文化统一战线星落云散时便惘然若失，从希望的颠峰跌入了失望的深谷，坠入到消极、彷徨、苦闷、颓唐中。谋生不易，生存维艰，只能是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打发着度日子。他是“打发着”过日子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去做“无聊”的事，去教原来坚决反对的“子曰诗云”，教“女儿经”，对自己先前所真诚信仰、狂热追求的理想也产生了极大怀疑。这是一个理想失落而又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的颓唐者，就像苍蝇，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受苦的年代，像魏连殳和吕纬甫这样的年轻人，必然地要身受政治社会和物质经济的双重挤压，注定要为这种觉醒承担无路可走的痛苦、折磨和煎熬，又无可奈何地认同他们所抛弃的那种价值取向和人格模式走向忧愤。在痛苦和绝望中他们清楚地发现，他们面临的竟然是如此强大的“实在的空虚”——他们的歌唱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那里找不到知音，无人应和，处处碰壁，他们仍然必须在经历觉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折磨。他们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之交时期历史的见证者，目睹辛亥革命，目睹二次革命，目睹袁世凯称帝，目睹张勋复辟，亲身经历五四浪潮，又必须感受现实的重重打击。他们是痛苦的失败者，他们不甘愿停止反抗，但又不得不停止抗争，他们是绝望挣扎的孤独者。

四、民主文人知识分子

民主文人具有变革精神，敢于暴露自己，赞颂劳动人民，是那个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

　　《一件小事》作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身上找到了革新中华民族的希望，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吹响了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号角，主人公“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对旧人生感到悲观和失望，鄙视现实社会，对现实流落出极大不满；敬仰人力车夫，在人力车夫那里他看到了希望；对人力车夫不容自己有丝毫损害别人的行为和敢于承担责任的品质无比地敬仰；对人民群众虽然缺乏认识，但决意向他们学习；勇于暴露和牺牲自己，勇于暴露灵魂深处的私心和杂念。

　　《一件小事》通过“我”和车夫对待被撞老女人的不同应对态度，写出了人力车夫的正直无私人格，写出了“我”的灵魂的碰撞：被撞的是一个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的老女人，人力车夫已经让开道，而且也早有停步，老女人是慢慢地倒地的，“我”料定这老女人没有伤；老女人的倒地又没有别人看见，“我”便很怪车夫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我眼见她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车夫却立住脚不走了，放下车子，扶她慢慢起来，搀着臂膊立定，关切地询问，毫不踌躇地搀着她向巡警分所走去。“我”对人力车夫的举动不理解，但我很钦佩他，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不容自己有丝毫损害别人的行为，即便是无意造成的后果，也敢于承担责任。这是多么高尚无私的品质！车夫的态度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越走越大；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此后，“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是第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新型的知识分子，虽然具有时代局限性，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交织在一起，但他对人力车夫敢于承担责任品质的赞美和在心灵深处所产生的冲击，在当时却无二人；他的光明磊落和正直质朴的自我解剖，敢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汲取力量，将劳动人民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凸现了勇于自我暴露的可贵本质，他不满于黑暗势力的嚣张跋扈而渴望自由平等，愿意为社会变革尽力，正是那个时代社会所要倡导的；他解剖自己，感悟人生道路，批判狭隘自私，决意社会改革的精神催人亢奋。由于旧中国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封建传统观念过于顽固，以及自身存在的弱点和缺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被邪恶势力戕害致死，或者被旧社会压榨扭曲性格导致崩溃，或者失去生活目标和前进勇气最终走向了死亡，但他们作为在五四高潮时期新生力量的出现，预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落出曙光。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2]王吉鹏等.《驰骋伟大艺术的天地—鲁迅小说研究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3]付光明.《论战中的鲁迅》[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4]汪辉.《反对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敬文东.《失败的偶像：重读鲁迅》[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蓝秀平（1954— ）男，畲族，浙江丽水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工作单位：丽水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