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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花杂志 热度: 14063
马 力

  中国绘画艺术(中国画)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精神内涵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审美情趣屹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中国“文人画”为中国画的一大流派,一直贯穿于中国绘画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中国“文人画”就内涵而言,是其作品中所熔铸的品格、学识、气质、修养的体现。“文人画”是中国绘画中风格最为独特的画种,它在着意于绘画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强调画家主观情感的抒发、丰富绘画的表现力、追求深遂的意境和富于韵致的笔墨情趣方面,特别是在诗书画印的同构方面,对中国绘画的实践和理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人画”的基本精神与现代绘画意识的巧妙契合,很值得我们作出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并予以足够的重视。

  一、中国“文人画”的起源与艺术表现特点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中国历代社会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中国“文人画”的起源和发展,都和历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其一,在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文官,他们能诗文、善书法。自隋代创立科举制度,以文取士,历代沿袭。因此官员、文人这二者在中国历史上浑然一体,难于分割,古称“士大夫”,这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是历朝统治的支柱。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以诗画自娱,并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一种画风和势力。其二,由于中国的绘画和书法的主要工具(笔、墨、纸、砚等)相同,所以善于书法的文人,进入绘画创作的领域,有其有利的条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审美意识及人品、风度、素养等,必然渗入其创作的活动中。在题材内容和技法要求上,也必然会有新的发展和演变,逐步形成典型的文人画风和颇具影响力的文人画派。其三,文人、士大夫能著书立说,且才华横溢。历代许多文人画家总结了前人和他们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研究中国绘画实践中的规律现象,辑著了系统的绘画理论及史料,为中国“文人画”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东汉到南北朝,这一段历史时期,文人或官员逐步增多地登上画坛。使历代文人的气质、思想和学识修养沁入绘画并在理论上颇有建树。如刘勰著有《文心雕龙》,钟嵘有《诗品》等,同时影响画坛的成长。刘宋时有宗炳和王徽,隐居作画。宗炳著有《画山水序》,谈到欣赏山水是“仁智之乐”,应重画理,求“神超理得”。创作山水画的目的就是“畅神”,并对画中远近、大小的透视现象作了精辟的叙述。王徽的《叙画》则提出山水画并不是画地图,应“求容势”,要能表现大自然的生动变化,“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此画之情也”。他们的言论明显受魏晋文学思想重性情的影响,他们把这种思潮直接和山水画的创作联系并加以发挥,对后世文人的山水画的发展影响巨大,也可以说是从他们开始,奠定了文人画理论的基础。在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画有六法”,特别是把“气韵生动”排在首位,“骨法用笔”列第二,被后世所重视,许多文人画家更以此为“文人画”的精谛,推崇备至。

  中国“文人画”的主要艺术表现特点是:其一,标举“神韵”、“逸品”,讲求笔墨情趣,骨法用笔,追求“画中有诗”。其二,以其人品高尚、文学丰富,诗意犹长、书法超逸,故所作虽不精工,亦自有一种秀逸高雅之气。其三,作品风格标榜“书卷气”与“士气”,描绘物象重“神似”轻“形似”,创作方法重“写意”轻“写实”。其四,作画惯用水墨而多不着色,画面构成多使诗、书、画、印结合,相得益彰。其五,选取题材偏于山水、花鸟,强调画中意境的表达,重视水墨、写意等技法的表现。

  

  二、中国“文人画”的兴起与发展

  唐代可以说是“文人画”的兴起时期。由于当时的条件,有远较前代为多的官员、文人成为著名的画家。其中首推是诗人王维,官至“尚书右丞”,可谓大官员,他诗格清新,千古重视。亦能画,自称“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宋代大诗人苏轼,称誉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东坡虽十分赞扬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磅礴气势,却更推崇王维的象外之意。唐张彦远在评价王维时说他“工山水,体涉古今……清源赤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余曾见泼墨山水,笔迹劲爽。”在“文人画”的兴起时期,王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再有唐代的张璪,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工于树石山水,更以画松著名,能双手执笔,一时齐下,亦兼用手在绢上涂抹作画,“势凌风雨”,极富浪漫色彩与豪放精神。特别是他的两句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为后世画家的座右铭。

  中国文人画的发展与完成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应在北宋后期。如宋李公麟,出身进士,但不求仕进而甘于终身专心作画。他虽和苏东坡、黄庭坚及附马都尉王诜等都是好友,但他的作品风格精严,以传世的《五马图》、《临韦偃牧放图》等可见其技艺较之任何专业的大画家毫无逊色。再有米家父子的传世作品《云山图》、《潇湘奇观图》等。用浑溶的大笔点写江南烟雨中的山林,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特殊地貌的自然变化。他们用点笔画树的技法,虽吸取自董源,但二米的点笔磊磊落落,极富浪漫不羁的风格。特别是在画上有长篇题记,叙述作画的环境及感受等。由于他们书法的造诣很高,不仅与绘画配合融洽,且相得益彰,使意境更加丰富动人。这一新的创举成为以后文人画诗、书、画、印广泛结合的先河。虽然在徽宗赵佶的画上也常有题诗,在南宋宁宗时马远的画上有杨皇后的题诗,但这些题诗多写在画幅上部正中,丝毫不顾与画面构图的配合,内容亦为颂德咏功的诗句,和文人画上作者的题句、题诗实有本质的差别。至南宋晚期,属于贵族的文人赵孟坚擅长于画兰花和白描水仙,已属文人画范畴。

  诗书画印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绘画的独特风貌,它把绘画、书法、金石、文学统一起来,集状物与抒怀、写景与装饰融为一体,诗书画印互为表现,充实了画面容量,激发了读者的情感,使读者能看画吟诗,又能观书赏印,可得到多方面的享受。诗书印是画这个主旋律的伴奏与和声,和画相结合一起奏出优美动听的交响乐,从而使中国绘画充满书卷气。

  

  从唐代到宋代,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文人画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文化蓬勃发展,全面繁荣的时代。从绘画艺术看,人物、山水、花鸟各类题材,壁画、卷轴画、工笔重彩,水墨、白描等形式更加精湛,中国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三、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作用

  元代前期著名的文人画家赵孟頫,诗、文、书、画兼长。在元皇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他的绘画作品明显地表现了“两重性”;一方面他创作和苏轼或其他隐逸画家的题材《枯木、竹、石》或《兰竹》等。另一方面他也精于工笔重彩人物画并较多画马。他的工笔重彩画,重视背景的衬托却较为清简,树木亦富有变化,写实性较强,画上亦时有题句,或抒写其创作主张与心得体会。他在继承宋代青绿山水的传统中使文人画有了新的创意。元代被后世称为“四大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他们发展了二米和高克恭的文人水墨山水画,并各有独特的风格,大大丰富了水墨山水画的技法,并且影响巨大,成为明、清两代文人山水画的宗师。黄公望喜用“长披麻皴”,概括而风格苍劲。吴镇在用线皴的同时,亦适当吸取南宋山水画雄健的笔法和浑溶的笔墨;他画竹元气淋漓,并多有题诗。倪瓒风格疏秀,笔墨简淡而耐人寻味。王蒙造境深邃,笔法松动厚密,被称为“牛毛皴”。他和黄公望的作品虽以笔墨为主,亦常山峦树干上加淡赭,树叶、远山或染浅青,以加强秋山、丛树温雅的气氛。

  明皇朝时代的“翰林画院”,继承了南宋的严谨或豪放的格调,形成了明代的宫廷画派。但在江南一带,崇尚元四家的文人画依然流风远播,足与宫廷画派相抗衡。在明代中期,江苏苏州成为文人画派的中心。其中以沈周、文征明的影响最大。沈周的山水画多用“短披麻皴”,着色用带灰的淡紫画山石,用较明快的草绿染树,在“浅降山水”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情调气氛。文征明广泛地学习宋、元诸家,他的作品或笔墨精秀,或放手挥洒,亦作写实性较强的青绿山水,被称为“小青绿”,并兼长墨笔兰、竹等。号称江南才子的唐寅,诗、书、画兼长,他的画风或较健拔,或较洒脱,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画上多有题诗,既具有文人画的特色,又是一位全才。

  在明代晚期有两位影响巨大的文人画家。一位是董其昌,江苏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精于书法,他认为中国绘画中的“气韵”,就出于笔墨,他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著述。另一位文人画家陈洪绶,他的艺术道路、成就和风格特色,和一般的文人画家大不相同。他流荡南北,接触民间艺人较多,画过相当多的文学名著插图。作人物画较多,也兼能花鸟、山水,并精于书法,在画面上多有题记或题诗。他的作品突出人物的性格刻画,形象敢于夸张,并多用线描,风骨劲俏,也常作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其作品风格不是那种放笔写意或带有其他形式框框的文人画。

  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的山水画,不仅风靡一时,并几乎垄断了画坛,四王的艺术思想重视笔墨趣味和大事临摹,他们四人在笔墨或色彩的运用上,各有特点和成就。其中王翚学习前人较为广泛,功力甚深,某些作品也较富生活气息。清时对文人画影响较大,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四僧”(弘仁、髡残、朱耷、原济)。弘仁常和一些诗人、画友屡登黄山,他的风格简洁、秀拔,他笔下的蟠龙古松、危峰、峭壁雄健浑厚,气势宏大。髡残由于他的人品和艺术素养,深受当时富有民族思想和画家的器重。他的画风皴法松动、风格沉厚、意境深而含蓄,不作无谓的堆砌。四僧中最为当时及后世画家、评论家称颂的是朱耷(八大山人)和原济(石涛)。朱耷的水墨花鸟不仅笔墨奇纵、灵变,其画面形象、署名的别号和某些题句,极强烈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石涛经历了长期的流荡生活,也因此得饱览各名山大川。他的生活感受深而广,所以他主张“搜尽奇峰打草稿”,在艺术创作中要“自有我在”,反对“泥古不化”,倡“无法之法”和“笔墨当随时代”,他的山水画意境多样,笔法挥洒自如。用墨的微妙变化,更为前人所不及,当代称誉他的山水画是“大江以南第一”。

  

  

  从中国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文人画”不仅是一大流派,影响深远,也是主张表现作者个性,突破宫廷艺术束缚的先驱。在西方美术史上,明确主张再现个性的后期印象派兴起在20世纪初期。而中国文人画如从苏东坡、米芾的时代算起,在11世纪后叶,已具备了典型的“文人画”和理论。如作为画派,到元代已颇为兴盛,比西方后期印象派也要早五百多年。中国“文人画”在创作构思上,重“神韵”轻“形似”,在审美观方面,吸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虚实相生”辩证法的运用。历代文人画家撰著的极为丰富的画论,在世界美学、艺术学的领域中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创造了诗、书、画、印同构的完美结合,为世界所独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绘画,特别是山水、花鸟画的发展,使它们形成了中国绘画的另一个高峰。

  小结

  中国“文人画”不仅是一种技能表现,也是画家的品格、学识、才情、灵性、感悟、格调等综合修养的表现,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辉煌成就的广博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人画”促进了中国绘画的发展,使中国画的表现技法更丰富多彩,更富浪漫精神、内涵更深邃韵致,意境更为广阔、深远,更加丰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绘画艺术。

  参考文献

  [1]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

  [2]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金元浦.美学与艺术鉴赏[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马力,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文学学士,师从于孙其峰、白庚延、霍春阳老师;作品多次参加湖北省和全国美展并获奖,现从教于襄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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