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碗其实是铁做的,为什么叫洋碗,那个年代很多日用品的名字都有个洋字,意思是从海外来的。就像今天说的舶来品一样。在我的故乡,农村的小孩都喜欢跟着大人去走人户,一般都要带上洋碗,我估计,自带洋碗的目的有二,一是怕吃饭时把人家的碗摔了,二是考虑卫生问题。我的洋碗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一直用它吃饭到六七岁,所以记得那洋碗缺了一个口子,破的,而且磨得超薄发亮。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反正不见了。
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父亲死时好像是停放在我家破木屋的堂屋中央靠右,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以后永远见不到了,我乐悠悠地在父亲尸体前晃来晃去,说父亲睡着了,父亲死了,好像和我无关一样。就是这么个印象。因此,一直以来都无法勾起我对他老人家的感怀,我只能怀想我的母亲并对母亲怀有复杂的心情。
我想母亲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轮廓分明,眼睛明亮,瘦削的身材显得十分精神。她生长在一条河边,那个地方叫山层溪。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是做买卖的,生意做得很大,据说一次要赶很多山羊到遵义贩卖。解放前,不通公路,赶羊到遵义贩卖得走好几天,真是令我辈佩服。母亲家的家业应该名不虚传,到20世纪70年代,从我殷实的舅舅家方可看出。我母亲一家有五姊妹,但只有一个兄弟,即我的舅舅。只是我这个舅舅因为我母亲死得早,再加上我和母亲一直以来窘迫的日子,我的舅舅不怎么看得起我,因此我对舅舅也没有什么好情感。我没有见到过外公外婆,他们是什么年代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小到大,我都很少去舅舅家。我母亲初嫁的人家在我们的山村也算是大户,解放初被划成富农成分,后来因为和寨上一家有权势的人家发生矛盾,被告发又罪加一等成了地主。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在一片“打倒地主”的各种运动中终于熬不住上吊自尽了,具体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
后来母亲改嫁和我父亲组成了家庭,但父亲命不长,很快就去世了。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还是个贫农成分,在山寨很有威望,据说,解放前还当过乡长什么的。我猜想,母亲带着孩子改嫁父亲的目的也许就是想得到父亲的保护,没想到,父亲却是个短命人,他死后,母亲照样挨整不说,还增加了我这个包袱。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一年,打我懂事,我就看到母亲三天两头被生产队的人批斗责骂,动辄就拉去开会,狠心的民兵们经常把母亲斗得直不起腰来,我母亲大约就是在这期间得的抽搐的病。我和母亲每年的粮食都不够吃,青黄不接时总要东借西借才能渡过难关。记得有一年,母亲在我们居住的木屋后开垦了几小块茅土,种上包谷并收获了几十斤粮食。母亲开垦茅土时没有人过问,耕种时也没人干涉,等到把庄稼收进家了有人找麻烦了,在没收粮食时,超过了收成,为此工作队的那个头头带着人来到我们家的屋后,我母亲和他们讲道理,那些人就说,地主就是不老实,花样很多。那个头头就说,把她抓起来带到公社去。就在那些人抓扯我母亲时,我母亲突然晕厥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全身痉挛,那些家伙才松手离开现场。我母亲在地上躺了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母亲醒来后就问那些人去哪里了,我说他们走了。母亲的“这一病”虽然身体受了苦,但挽回我们家几十斤粮食的损失。之后我对那个工作队的头头一直怀恨在心,虽然他是另一村的,但去县城赶场时,经常遇到这满脸横肉的家伙。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了,工作队这个组织早已灰飞烟灭。有一次,我在县城街头遇到这个叫陈茂昌的家伙,见他的脸已经变成了姜巴,背也弯了,回归为灰头土脸的老农民,当年工作队队长的威风早已烟消云散。他认不得我,可我永远认得他那张曾经很凶恶的脸。那一刻,我很想冲上去对他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凶神恶煞的样子吗?但我还是原谅他了,没有让他去回忆往事。
后来我母亲一挨整就发抽搐的病,一发病就口吐白沫,这样母亲虽然身体受了苦,但却减少了折磨和批斗。我在一篇文章里曾写过,有一次,母亲被队里了的人吊起来批斗,我大约七八岁,对母亲又恨又痛,恨是因为我不明事理,认为母亲真的是坏人;痛是因为她是我的妈,是养我的亲人,但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那种伤害是没有经历的人无法理解的。我难受,但又无能为力。看着母亲被吊到房梁上的情景,我无助,哭着跑到了一个山坡上,天黑了都不敢回家。我母亲虽然被吊得死去活来,但夜晚还是把她的儿子找回了家。
我母亲不但挨左邻右舍们欺负斗争,还经常被叫到公社去批斗,斗完了就做义务工,多则一个星期,少则三四天。那个时候,我和母亲的日子真是难过极了,母亲多次提到一死了之,还说,一定要死在外面,不能死在家里,因为我还小,担心我害怕,但她还是没有像她第一个丈夫那样自尽,一直熬到了1978年,这一年对母亲来说是一次解放,当她听说地主分子的帽子被北京的邓小平摘掉后,开始她不敢相信,当得知是真实的消息后,母亲哭了。她说:再不怕别人血口喷人了,也不用做那些冤枉活路了……
五十多岁的母亲从此像换了一个人,抽搐的病几乎没有再患,而且精神突然好了起来,但是毕竟是她的“解放初期”、是我们母子俩新生活的开始,因此日子过得总还是十分艰难。但毕竟是一年比一年的好了,大约是1984年吧,我和母亲节衣缩食节约了点钱把我们摇摇欲坠的破木屋整修成新的,然而母亲还没有享受到三年时间就离开我走了。那是因为我们还是太贫穷,母亲得了病一拖再拖,拖了二十多天,直到拖成阑尾炎穿孔,抢救不及含冤而去。
母亲走后我拼力买了副寒碜的棺材把她装了埋进土里,之后我背井离乡到省城求学,从此漂泊四方,故土难回,20世纪90年代初,我节约了点钱回家给父母亲的坟头安了个三厢简单的墓碑,在碑板上刻上了“孝男魏荣钊”三个字,当时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随着岁月和我年龄、阅历递增,我却感到这几个字刻得实在滑稽可笑,我哪是一个孝子?我哪里尽了孝心?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无论在之前和之后,都因自己一直漂泊流离,春节和清明都没能回到故土,慢慢的,很多事情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淡然,如果不是触景生情,就连母亲我此生最最亲的亲人的音容笑貌都快想不起来了,又何谈别的什么?
今年的清明节前夜,我偶然看了央视朱军主持的一期怀念亲人的节目。找了很多名人来“追思”,有马未都、于丹、葛剑雄、倪萍等。他们在怀念亲人时,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沉郁悲重。我对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对恩师的怀念尤有同感。他的老师的骨灰没有留存,而撒在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了。他说,我没有可以给恩师祭拜的地方,但我会想着他,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我想一个人死了,就魂飞魄散了,来于自然,回归自然,何必还要留个盒子下来给活着的亲人添累,祭不祭拜又有什么意义呢?唯一能说明一点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孝心”、有传统美德。但又能怎么样呢?
就像我,父亲母亲死了这么多年,每年清明节都没能回去祭拜他们,给他们扫扫墓,他们照样还不是那个样子,也许我的女儿以后根本就想不起爷爷奶奶来,就像我想不起我的爷爷奶奶一样,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即使见到了,现在也无情深意切。不出三代他们的坟墓照样是荒草连天,凄凄惨惨的坟茔。时过境迁,没准连坟头都找不着。
我想我以后的归宿也应该不要给女儿添累,走了就把肉身烧成粉末,然后撒在我喜欢的山川野地里去,和我喜欢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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