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夏天,一个叫水洞的地方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此后,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多。很多年过去后,许多被记忆忽略不计的东西都淡去了,但在水洞度过的那些日子,却把印迹或浅或深地留下来……
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这年年底,我随学校一千多号人到贵州省三都县插队。我是所谓“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那时才十六岁。三都是水族地区,当时非常偏远。因为知青安置工作出现不少问题,加上风俗习惯差异大,生活艰苦,第二年开春,学生们便从区上抢走户口,返回省城贵阳。这事在当年反响很大,且不好处理,拖了一年多后,学校与有关部门终于重新安置学生下乡,于是我们来到福泉县硐铁公社水洞大队,继续知青生涯。
我们是黄昏时分被卡车运抵硐铁的。在公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各个生产队派来接学生的人陆续到达,帮我们挑行李。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从公社出来,下坡,小路在山沟里逶迤前行,山上是葱郁的杂木林,山溪在路边流淌。行四里地,溪水汇入一条水量丰沛的小河。路道转过山湾后,眼前豁然开朗,一个青山环绕的小坝子出现在眼前。坝子里全是稻田,那条从坝子另一头流过来的小河在阳光下波光闪烁。这就是水洞了。
现在,水洞的行政称谓是村,而当时叫生产大队,由好几个自然村(也称生产队)组成。这些村寨沿坝子的一边排列。排在最前面的村寨叫花桥。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几棵硕大挺拔的老樟树和一座白色石桥是这个村寨的标志。石桥并不是老桥,它跨过那条清亮的小河。以后我们无数次地走过它,还知道它是为一条多年未曾完工的乡间公路修建的。而“花桥”却应该是一个老得多的名字,可惜那时并没有去打听一下它的来历。如果可以用一些词汇来概括我对水洞这个地方的记忆的话,“花桥”无疑是其中之一。许多年以后,我把“花桥”作为我一篇小说的标题,尽管小说中所写的事情并不是在这个村寨发生的。
花桥的人家不多,而沿着那条已成毛坯的小公路过去不远的下院,却是一个很大村寨。木壁瓦顶的房屋错落有致,从路边一直延伸到山脚。水洞的小学校也在下院,两层的木楼和还算宽敞的操场就在田坝边上。再过去,就到了“街上”。这也是一个大村寨,但分成两个生产队,上街和下街。我落户的村寨叫猪场坪,它已经不在水洞的田坝边上,而是在坝子北面的山坡上。再往北,还有一个叫小坝的村寨。这边山大,山上平缓一些的地方有坡地或梯田。猪场坪的房舍依山而建,高低起伏。一个小山包被挖平后成了一块很大的晒坝。对一个生产队来说这应当是个浩大的工程。队部是一栋两层的木楼,有会议室和好几间办公室,它跟生产队的仓房一起立在晒坝的边上。这里是村寨的中心,也是村寨的高处。站在晒坝边上,低头可以看见下面人家灰黑色的瓦顶,抬头则可以看到绵延远去的青山。生产队安排了两间屋子给知青住,男女各一间;还搭了一间灶房,砌了灶台安了铁锅。此外,还准备了一些农具和生活用具。
我们在用三角凳和木板搭的床上铺了稻草和被褥,然后住下来。以后,我们学着砍柴、烧火、煮饭,学着干各种农活。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不会做的,开始时困难重重。日子艰辛而又漫长,那时我们不知道会在乡下待多久,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一辈子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地方郑奎
“文化大革命”初期,城市里到处批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因此见过一些地主分子。但这些地主早都是城里人了,跟别的那些被批斗的人相比,看上去没有什么区别,不像电影上的地主那样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也没有大房子和众多的太太以及仆人丫头,因此看着这些地主,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然而,来到乡下后,当看到生产队里唯一的地主时,同样让我觉得不真实。
一般情况下,生产队出工前,大家都会聚集在晒坝上,等队长分派要干的事情。生产队的会计不到三十岁,初中毕业,在队上是文化高的人;他家的房子就在晒坝的堡坎下面,算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到猪场坪后,他每天都要来坐上一阵,很快就熟了。这天分派活路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坐在队部前的石阶上。他指着远处人群后面的一个人,告诉我说那人是地主,姓郑名奎。会计有点开玩笑地说,你们这些学生要小心,阶级敌人就在跟前。又说,你看他那个样子,肯定想不到他是个高中生,还教过书的。
会计说的那个人个子瘦高,有点驼背,花白的头发向后梳成背头,眯着眼睛,厚嘴唇咧着,像是在笑,又有种木讷的样子;他身上穿的那件打着补丁的蓝布中山装显小,裤子也短,脚上穿一双草鞋。这样一个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地主,更不像一个老师。我对会计说,我们都来十几天了,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会计说,地富分子按规定每年都要做三十天义务工,前段时间他到公社做义务工去了,才回来。我说,他好像有六十多岁了。会计说,农村人显老,刚满五十岁。
不知为什么,从这天起我就有些注意起这个郑奎来。时间长了,就慢慢知道了他家的一些情况。当时水洞一带的房子大都是木结构的瓦房,只有特别穷的人家,才盖土墙茅顶的房子。而郑奎家就是这种茅草房,孤独地立在村寨一边的山湾里。他老婆一九六一年闹饥荒的时候得浮肿病死了。他有一儿一女,女儿远嫁了,就他和儿子两个人过。他儿子模样不像他,身体壮实,长相也端正,话不多,见人爱笑,很忠厚的样子。不过,因为成分不好,家里又穷,一直娶不上媳妇。我们到生产队后,队上给了个差事,就是记工分。记工分是在晚上开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人地叫名字,然后把他们所干的活以及工分的分值记到本子上,用做年底分粮分钱的依据。记工分的一个好处是很快就认识各家各户的人。开始一直不见那个郑奎来开会,有些奇怪,后来才知道,地富分子除非队上有事通知来,一般是不能参加开会的。因此队上开会总是他的儿子来。那小伙来了就坐在角落里,很少说话。
而恰恰相反,郑奎却话多。有时出工跟他分在一个组,发现他总爱朝我们看。后来他就试着跟我们搭话。见并没有不理睬他的意思,话就慢慢多起来。有一次,他跟我说他曾经去过贵阳。他说了一些地名,问我知不知道。那好像都是些老地方,有的听老年人讲过,有的却从未听说过。我的回答让他有些失望。他又问了贵阳这样那样的情况,能回答的我都尽量回答他。他显得兴致勃勃,而我却觉得他想知道的那些东西跟他全无关系。又有一回,他去牛场那边一个村寨吃喜酒,回来后出工时,告诉我那个村寨正在安装柴油发电机,不久就可以点电灯了。他说这些的时候样子有些兴奋,仿佛是我们这里也要安电灯似的。接着他又说,他有个字谜,叫我猜猜。我还没有同意,他就把谜面说出来,叫“由下面拐弯”。我想了想说,是电字,电灯的电。他咧嘴笑起来,说,还是城里的学生聪明。他说他那天去吃喜酒时看人安电线,有人拿这个字谜给他猜,他想了好久也没有想出来。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是在山坡上种油菜,休息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起装电灯的事,还说了那个与此有关的字谜。那天,有一阵我突然想到我跟他说话是不是太多了,万一有人反映到大队和公社去,说某知青跟某地主如何如何,总归是不好的。而后来,我真的就有些注意了,尽量很少跟他扯这类闲话。
但郑奎第二年春天就死了,是去公社做义务工的时候死的。下大雨,从公社到县城的那条小公路塌方,公社组织人去修。修的过程中又塌方,比上一次严重,死了四个人,都是地主富农。郑奎是其中之一。把他抬回生产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看。后来听人说,他全身都是乌紫的。因为是地主,就没有办丧事,只是通知几个近亲来看了一下。但又是去做公社的事情时死的,生产队就安排人做了副棺木,悄无声息地把他葬了。
后来有一天,会计跟我说到郑奎,感叹他的命太差,他说郑奎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县城的小学教书,解放后土改的时候,本来是划他的父亲为地主的,那他不过是地主子女;但就在这时,他父亲得急病一下死了,于是工作队就派人把他揪回来当地主,学校也把他开除了。
这是我们到生产队后第一次碰见死人的事。郑奎刚死的那几天,村寨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不过,不久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
三、收音机
生产队长去县城里开会,带回来一台上海产的半导体收音机,台式的,装六节大号电池。他把收音机交给我们,说由我们保管。这让我们喜出望外,虽然之前他已经几次说过生产队要买一台收音机,但没有想到他真的就买了,而且还交给了我们。
生产队长买收音机是有他的考虑的。搞集体生产的年代,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前后的那十来天,生产队几乎天天都要出工。农忙时节不说,就是冬天农闲的时候,也要安排开荒、造田、修路等。于是就要给出工的人记工分,年底好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和钱。生产队隔天开一次会,都是在晚上,各家各户来人参加。开会主要是记工分和安排生产;此外,生产队有几十户人几百口人,总有大大小小的事情要管理要处置,当队长的就总有些话要说。那时,开会是一个村寨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该开会的那天,生产队长晚饭后会早早来到队部,把会议室的几盏油灯点上。人们陆陆续续地到来,一般要等到人差不多到齐了,才开始记工分、开会。而等人的这段时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在一起,无非就是摆龙门阵,扯淡疯闹,甚至打情骂俏。队长显然打算改变一下这种状况,才想到买收音机的。他想在开会前等人的这段时间放收音机。
当时,收音机在城市里都是不多的,农村更是少见。因此,舍得用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买一台收音机,队长的确是敢想敢做。我们知青就住队部会议室隔壁,开会的晚上,队长将油灯点亮后,我们就把收音机抱过去,打开,让它大声念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我想这应该是这个村寨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收音机,它带来的新鲜感自然前所未有。至于收音机念的是什么唱的是什么,反倒是其次的了,因为大多数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懂京剧的唱腔念白。不过,你想想,在这僻远的山间的晚上,收音机在队部会议室摇晃着的灯光里或念或唱,而声音会穿过夜色,在寂静中传得很远,这就给村寨带来了一种别样的生气和热闹。尽管后来这种新鲜感渐渐淡去,人们又开始在收音机发出的声音中说说笑笑,但队长对自己的主意始终是满意的。
不过,真正高兴的是我们。乡下十分闭塞,而我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信息。那是个非常年代,“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年,国家的前景和我们的前途同样模糊不清。因此,不少人会用收音机寻找天宇间的一些电波,从中可以听见不少消息。当然,这得小心,在当年,收听“外台”是要被惩治的反革命罪行。
生产队开完会后,我们又把收音机抱回房间。这是队长要求的,他担心放在会议室会被弄坏或者弄丢,对于收音机这种跟“科学”有关的东西,他认为由有文化的人来保管较为合适。于是,通过收音机,我们听到一些重要消息。比如“9.13”事件,外电很快就报道了中国大陆所有飞机停飞的反常情况,接着又报道了蒙古国对一架中国飞机的入侵和坠毁向中国提出抗议;然后,林彪的名字就赫然出现了。在当时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指定的接班人,是被全国人民祝愿永远健康的二号人物,怎么一下就叛逃并且摔死了呢?后来的一段时间,外电围绕林彪事件的报道很多。而在乡下,当在公社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传达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中央文件时,已经是第二年的事情了。
当然,听收音机也不仅仅是听政治消息。在当时国内的广播连文艺节目也充斥着“革命”和“斗争”的时候,我不知不觉地被某外台晚间播放的一档西方古典音乐节目吸引。后来,只要可能,我都准时收听。这档节目选的都是世界名曲,解说词也通俗易懂,让我对一些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和乐团有了最初的印象,兴趣竟越听越浓。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启蒙,使我后来成为一名古典音乐的爱好者。
四、上海知春老徐
关于上海知青的事,我们刚到乡下就听见当地人说了。上海知青是一九六九年初来到福泉县的,在距水洞三四十里地的牛场区几个公社落户。跟省城贵阳相比,对于当地人,上海是更为遥远更为模糊的大地方,那里来的学生也就更为人关注。
听了不少有关上海知青的事,归纳起来就是,他们初来时听不懂当地的话,不会烧火(这一带煤少,农民都烧柴),煮不熟饭(自然是乡下大锅大灶的做法),不会挑担子(山区搬运东西全靠人挑马驮),更不会做田土里的农活。因此,出了不少洋相。虽然那时电话只有公社才有,但这些事却通过别的渠道传播得很快。当地人要去四方赶场,要走亲访友,要参加红白喜事,所见所闻,自然是一种谈资,并且一传十十传百。那时,我们虽然在之前到过三都县,但只是短短的两三个月,又是冬天,除砍柴以外几乎没有干过别的农活。来到水洞后,很多事都得学,都得去习惯。当听说上海知青的情况后,就觉得,从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来到贵州的偏远山区,他们一定比我们更难适应这里的落后和艰苦。
入秋后的一天,全村寨的人都到大队去参加群众大会。回来后还早,我们几个人就坐在家门口,准备过一阵再做晚饭。夕阳中,一个二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学生装的人走上晒坝,并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他的个子很高,起码一米八以上。他光着脚,裤子挽到小腿,斜背着一个帆布包。他显然不是当地人。
走过来后,他用普通话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是不是贵阳的知青,又自我介绍是在牛场那边落户的上海知青,姓徐,老三届高二的,同学都叫他老徐。我们都不习惯彬彬有礼地说普通话,但他完全听得懂我们讲的贵阳话。他晒得很黑,但眉目清朗牙齿洁白。他谢绝了发给他的香烟,然后到灶房去舀水喝。坐下来后,他说他知道水洞这边的贵阳知青刚来几个月,而他们到牛场已经一年八个月了。他说刚来的时候跟当地人交谈很困难,当地人别说上海话,就连普通话也听不懂,但他现在已经能讲当地话了。
这时,有村寨里的人路过,看见来了客人,便过来打招呼。老徐用地道的本地话跟他们说话,这让我们有些吃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当他注意到我们总在看他沾着泥灰的光脚时,解释说,夏天和秋天他都不穿鞋,刚开始时不行,现在走什么样的路都没有问题。他仿佛知道我们还有疑问,就从帆布包里拿出几件理发工具,说他喜欢到处走,农活不太忙的时候就向生产队请假出来,一路走,一路给人理发,吃和住都能解决,还能挣点小钱。问他理发收多少钱,他说一般收八分钱,有困难的五分也行,只是,当地人为省钱,大都是自己剃头,倒是招待吃顿饭或者住一宿没有问题。这些,都让我们觉得自愧不如,他能凭着几件理发工具就能挣饭吃,起码是精神可嘉。并且,一般情况下就连农民也不会光着脚板走山路,最少也要穿一双草鞋吧。
接下来,他问能不能在我们这里住一晚。我们自然表示欢迎。吃过晚饭,天已黑尽。他用他自己的毛巾洗脸;洗过脚后,又从帆布包里拿出一双人字拖穿上。这让我们领略到一点上海人的讲究。那晚天气好,有月光,我们就坐在屋檐下聊天。老徐健谈,他问贵阳知青安置的情况,然后跟上海知青的安置比较长短。他说尽管他们早就知道贵州农村生活艰苦,但真到了这边才晓得情况比听说的更差。他说刚到生产队那天,第一顿饭是在队长家吃的,看见饭里有些黄色的东西,以为是蛋炒饭,蛮高兴,后来吃了才晓得那黄的是包谷。那是第一次吃包谷饭,总是咽不下去;菜是一锅煮青菜蘸辣椒水,又咸又辣,跟上海人的口味全不对路;不过,现在也没有问题了,有包谷饭吃就不错,吃辣也习惯了,反正吃百家饭,没有一家不辣。他说贵阳知青值得羡慕的是离家近,上海太远,回家花费大,他到贵州后一直没有回家,不少上海知青都跟他一样。那晚他还说了一个让我们不太相信的事,他说他们公社有个女知青,父亲“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了,母亲也是被管制的,很快就要跟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结婚了。我们都觉得他说的这事有点像天方夜谭,再是家里有问题,再是生活艰难,一个上海女学生总不至于嫁给当地农民吧。老徐见我们不相信,便强调他的话千真万确。但我们还是半信半疑。不过,这年冬天,上海女知青嫁到当地人家做媳妇的事,还是传到水洞这边来了。并且,第二年竟接着又传来两桩这样的事。
那天晚上老徐跟我睡一床。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主动提出给我们几个男生理发。吃过早饭后,他就告辞了。我们说欢迎他再来,他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两天,我们听说他在下面坝子边上的下院生产队也住了一晚,不过没有住在知青家。
但老徐好像再没有来过水洞这边,不然我们总会听说的。他后来渐渐变得小有名气,他走过的地方多,他显眼的高个子和光着脚板走路的本事让他惹人注意。而我们学校的同学遍布周边几个公社,不少人都见过他。虽然他只在我们这里住过一晚,但大家对他印象不错。同时又觉得他有些与众不同。
好几年以后,知青都陆续离开了乡下。有一次春节聚会,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从前在乡下的事情,不知怎么竟提到了那个上海知青老徐。一位不久前才解决回城问题的同学说,他曾经听人讲,老徐的父亲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去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是上海知青中最晚安排工作的;他被安排在县里的磷矿上班,但不久就因工伤死了。当时我听了不相信,觉得像是个谣传。但跟他仅是一面之缘,也没有为此事去专门查证。
又过去了这么多年。久未联系,连当时说起这事的同学也不知在哪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落实政策,上海知青多数都返回上海。不知为什么,我始终觉得老徐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多半回上海了,现在也已经年过花甲。奇怪的是,一直到今天,当我回忆当知青的那些时光、那些人和事的时候,总会记起他在夕阳下走上我们生产队晒坝时的情景……
五、小店
在我们当知青的年代,水洞只有一家小商店,就是供销社的水洞代销店。
我们刚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唐姓中年人带他老婆在经营这个小店。店里卖的都是乡下日常生活最需要的东西,如煤油、盐、香烟、散酒、电池、肥皂等,还有锄头、镰刀、柴刀等小农具。代销店也收购农民采摘晒干的山货和药材,如木耳、香菇、杜仲、金银花之类。但这些东西不多,代销店的主要功能还是卖东西,水洞有好几个村寨两三百户人家,要点灯,要吃盐,都得去这家小店解决。从公社到水洞只有小路,因此货物只能靠人挑马驮进来。
代销店在下街。下街在水洞的几个村寨中位置居中,又是过往路人的必经之地,因此显得热闹一些。知青们对煤油、电池、香烟等需求量较大,是小店的常客,很快就跟姓唐的营业员熟识了,都叫他老唐。老唐中等个子,一脸憨厚相,对知青和善热情。小店的那栋木屋,左边一大间是店面,右边住家,有前后两间和灶房。我们去买东西时,可以直接到他家灶房舀水喝。我记得有几次在大队开完群众大会,十几个男知青聚集在代销店门口,成一排坐在屋檐下抽烟,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
在下街生产队落户的几个同学跟老唐最熟,听说老唐还把收购的木耳、香菇等悄悄卖一点给他们,让他们过年带回家。这些山货在当时是很难买到的。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却又不好向老唐开口买山货。
老唐是我们到水洞的第二年春天出事的。在一个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们去下面村寨的同同家玩,顺便买东西,却发现小店关着门。到了同学家,一问,才知道代销店前几天盘点查账,后来就没有开门了。据说是老唐出了经济问题,贪污的数目不小,有好几百元,已经被抓走了,可能还要判刑。这消息让人吃惊,看上去这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代销店关门后大家都感到不方便,买东西得到公社去,要不就是赶场天到集市上去买。又过了十多天,代销店终于重新开门。新来的营业员是个小青年,个子瘦小,娃娃脸,看上去才十五六岁,不过衣服洗得很干净,不像老唐总是脏兮兮的。我们一如既往地去小店买东西,但发现那个小家伙跟老唐不同,对我们很冷淡,不会多说一句话。不久,代销店又来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瘦高瘦高的,长得十分清秀。
这个姑娘的到来让人有些兴奋,像是一道光亮,突然照进知青们灰暗无趣的生活。特别是落户在下街的一位邱姓同学,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天天往代销店跑。不过,很快大家的情绪就从某种高度上跌落下来,原因是那个姑娘对我们这些省城来的学生竟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我跟一个同学去买东西时,就发现她竟没有正眼看我们一下。但得承认,那确实是个长得很好的女子,秀丽、苗条,显然不是农家出身。
后来邱同学无功而返。邱同学身高一米七八,蓝球打得很好,“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在体校受过专门训练。听说他是真的看上那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对他不理不睬,跟对别的男知青一样。那个姑娘甚至对女知青也同样冷淡。有个女同学对她的评价是:一个傲慢的代销店西施。那时我们曾经议论过这事,有人认为她是瞧不起知青,因为她是有工作拿工资的人,而我们虽然是从省城来的学生,身份其实却跟农民一样。
事情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大家不再关注那个小店,而把注意力转向一次道听途说的在知青中招工的消息。这才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这个消息从初夏就开始流传,直到冬天将至时才终于消散。招工是真的,但我们这个公社没有分到名额。
而冬天到来的时候,水洞的这个供销社代销店在一年中第二次关门了。如果说上次老唐的事让人吃惊的话,那么这次关门的原因则可以用“令人震惊”来形容。有消息说,那个代销店西施怀孕了,而播种的人竟是那个矮她半个头的男同事。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个姑娘怎么会看上那个其貌不扬、看上去还未长大的家伙呢?当然,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幸好这时邱同学已经凭着关系被某部队的体工队招去当兵而离开水洞了,不然他可能会备受打击。在水洞,那段时间这事自然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有人说男的人小鬼大,有人说女的暗地风骚。但也有人说,这事要怪供销社,把两个小青年安排在这种远离县城的代销店,吃住都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出事才怪?那个姑娘的父亲据说是县里一个中层干部,事后,她被调到别的区去工作。而那个男的却被开除了。听说当县里供销社派人把他揪回去时,几个领导都气得不行,其中一位领导竖起大拇指骂他:看你才那么点个头,鸡鸡也不过只有我的指头大,怎么会把一个好好的姑娘弄成那样?看来,连领导们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水洞的供销社代销店这次关门后,直到一九七二年底我招工离开时,都没有再开门。
作者简介
袁政谦(1952—),生于贵阳,1968年下乡插队。当过工人和机关干部。1981年开始在省内外刊物发表小说。曾有数篇小说获《小说月报》等转载。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紫褐色的瞬间》、《走神》、《天堂之旅》及长篇儿童小说《树洞里的海鸟》。作品曾获贵州省政府文学奖、贵阳市政府金筑文艺奖。1986年调《花溪》编辑部任编辑。现任贵阳市文联副主席,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花溪》月刊主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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