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断出现对国内文学批评界的批评,或责其堕落,或骂它媚俗,或扣上商业化的帽子,或贴上小圈子的标签,种种罪名不一而足。然而,声讨再多,也于事无补,还是要踏踏实实来建设。本刊正是本着一种建设积极的文学批评的愿望,打算不定期推出一些心无旁鹜、专心文学的批评文字,以期能聚焦文学本身,尽撷选明珠之职,兼收改善批评生态的功效。
本期推出的关于王朔新作《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笔谈,约请了几位编辑、记者和当代文学研究者参与,他们各执一端,或扬或抑,都带着对文学的真性情。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执笔诸君都不是命题作文,他们全为王朔的怪异所吸引,有不吐不快之冲动。最终聚焦王朔也是这个缘故。《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自2008年1月推出后,评论界几无反响,与它格式的怪异,形式和内容上的挑战性甚至是“挑衅性”不无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具备了一种让人不得不说的怪诞,尽管说也可能说不好。
现在开始回忆
张颐雯《北京文学》资深编辑
大概十年前,王朔写了一部对他来说影响并不算大的小说《看上去很美》,小说的序言叫做《现在就开始回忆》。那时他也就四十岁,四十岁就开始回忆?这里“回忆”应该是王朔的另一个开始吧。
这个开始算不得成功。之后,他开始沉默。2008年,王朔出版了新的长篇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事情发生在2034年,那时候今天最活跃的一帮人都衰老了,七十多岁的“老王”也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个生活在2034年的“老王”和朋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进行着一场王朔式的奔放的对话。没有改变的是,老王依然是一个难以找到信仰的人,也依然张扬,依然才华奔涌,妙语如珠,然而,他所固有的伤感和愤怒已很少针对现世,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指向永恒或者绝对。我们在20年前看到的那个顽主,那个叛逆的“时代英雄”和现实主义作家已经彻底消失。
王朔2034年的回忆就是现在开始的回忆。
从今天文化圈的喧嚣,从“老王”2034年喋喋不休的言说里,我们当然知道“老王”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狠狠地生活过。不过,2034年,他终于到了该清理自己一生的年纪。王朔把人物分裂开,让一个在今天死去,让另一个在2034年说话;他将时间变异,30年后他依然活在今天,沉醉在今天。
老王有无数的关于生和死的说法,有时不惜直接用书中人物方言的小说的方式来谈生死。将他的意志在玄想与俗世,意义与虚空,时间与空间中穿插徘徊,今天是众声嘈杂,未来则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老王将他所有的感悟,所有的想象和所有的俏皮话都针对现在——距离2034年这场谈话30年前的今天,指向方言和老王,这两个人或一个人的两面。指向咪咪方和王扣子,那是他们各自的女儿或同一个女儿。他们同时存在于2034年,或生或死,他们又都没有在2034年真正存在过,那一年,不论是死去的方言还是活着的老王,不论在真实里还是在王朔的想象里,他们都没有真正抵达过。
这不是一本幻想小说,我们看到过那么多关于未来的小说,都在对我们所不知道的将来进行着或美好或恐怖的幻想和猜测。几十年的时间一切都来得及改变,也都该改变了,那是作者想象力的源头,是小说的意义所在。这样的小说即使是在总结历史,也是为了对未来说话,这是我们读它的目的和意义,那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遥远的世界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向往。在这样的幻想的小说中,时间被奇迹般的延伸了,而时间的延伸也是我们读这样小说所渴望的结果。
可是王朔表述时间的方式不同于所有描述未来的小说,今天与2034年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也隔着无数的生活。在王朔这里,几十年的时间却成了彻底的空白。王朔并没有对未来作任何的想象,他在2034年所有的想法都基于今天,也只是为了表达今天。时间被压缩到了现在,压缩到了今天。那个幻想中的2034年就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就像王朔所说的,是他的努力“透露了隐秘的内心情感”:他要将时间克服掉,“努力打通生死之间的墙”。所以,在这里我无法不说,他也和我们一样,依然在恐惧死亡,追求永恒,寻找信仰和意义。
这才是他的“真实”回忆,是最狠毒、最较真、最矛盾也最小人的回忆,又是最温柔、最宽广和最忘我的回忆,是对他自己的过往生活进行彻底的清理,也是他对未来岁月无法抑制的凝望。
王朔多次写到他写作的困境,其实是他的生活遇到了困惑,他要寻找意义;但他也是最为矛盾和不彻底的,俗世的一切,饮食男女都无法不让他眷恋。正是这样的矛盾构成这本书,也正是这样的矛盾才是他的动人之处,因为生活就是矛盾的、不彻底的。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找到了他的意义和信仰,他还会是那个轰动的、畅销的和令众人喜爱的王朔吗?
自由的写作和“诅咒”的文本
柴莹青年学者、文学博士
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这本书的跋中,王朔干脆地认定在这之前的写作都是不自由的、在枷锁中的写作。那么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舍弃自己的写作习惯,开始信笔写来,作者不再顾及读者、取媚读者,由着自己天马行空、放飞思想。他在书的封面上也堂而皇之地写着“全暴露了,我的隐秘经历别后心情”。毫无疑问,王朔创作出了一本在他看来“和以前不一样的小说”。
自由使王朔的倾诉欲和表达欲获得了无限的满足,与此同时,换来的无疑是阅读可能性的缺失。连出版社都认为这本无情节的对话体小说不会像他以前的大众文化读物那样招人喜欢,只能用作者王朔本人的高关注度、高阅读率来吸引读者。由此,我想到近期上演的话剧《操场》,这部由邹静之编剧、韩童生、陈小艺主演的讽喻现实的话剧也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然而比起《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操场》则主题鲜明得多。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对以往的阅读经验的一个彻底颠覆,当我读完一遍之后,假如不再重新翻阅,我完全想不起来都看了些什么。于是,我不得不翻了第二遍、第三遍。
全书只记录了19段对话,除此之外毫无情节可言。这些对话主要发生在老王和他的一个死去的老朋友——方言的女儿咪咪方之间,其间也夹杂着老王和咪咪方的女儿梅瑞莎、老王的女儿王扣子等其他人的对话,当然,最奇特之处在于,这段对话既不是发生在过去,也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未来的2034年2月4日到5月15日之间。那时的老王已经老态龙钟、行动不便,最要命的是,他的记忆已经时断时续,因此,他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而咪咪方,也已成为一个身体发福,离婚多时,又刚从海外归来的中年妇女。他们周围的人事与他们对话所讨论的时代早已相去甚远。而2034年,对于读者来说,自然也是一个遥不可及、无法想象的年代。
老王与咪咪方谈话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咪咪方的父亲到底是何等样人和他自杀的真相,而当时咪咪方的父亲已经自杀了30多年,因此他们不得不靠回忆去再现方言身边的人和事,以探求真相。因此,回忆主要集中于从上世纪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起到本世纪(21世纪)初的一段历史。可以说,在老王的讲述过程中,为我们描摹了一个民间的演义史:“我”和“方言”以及属于“我们”那一代亲身经历的事情,这些经历就是读者刚刚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事情。书中主人公自称“老王”以及似乎有一些可以和现实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使得我们不由自主地相信这本书的自传色彩。因此,作为读者的我开始笨拙地如阅读探案小说般抽丝剥茧,试图寻找小说中叙述的事情与真实的现实存在之间的联系。但“我”一方面从未来的角度来叙述现在,一方面又极力否认叙述真实的可能性以及叙述和现在的联系性。当咪咪方想把他所叙述的事情与真实联系起来时,老王说:“我不必再跟你讲小说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之间的关系了吧!”“咱们别说了什么都跟白说似的,你自己看,自己判断,看小说归根结底要把小说当小说看,不要是你在这儿破案呢,幼稚的错误咱们只许犯一回。”如此多的悖论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几乎无法下手。
小说值得怀疑的还有“老王”的身份。在未正式开始谈话之前,咪咪方的女儿梅瑞莎就曾对老王说“我发现您说话有一个特点,特别爱说我们,说什么都是我们,是指您和外公,还是有更多的人?”老王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个说法,但是没过几分钟,他又开始重复使用“我们”来说明我们那一代人。“老王”和“方言”的经历何等相似,他们一起长大,心灵相通,都有女儿,女儿都在国外长大,都有相似的爱好和性格,甚至都写小说,其实“方言”与“老王”就是一个人,代表“我们”那一代人,“老王”是活着的“方言”,“方言”是死后的“老王”,连小说的题目也叫“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我们”的即“我”的,“我”的即“我们”的。“老王”借谈论“方言”来反思自己的一生。
不仅如此,“老王”在记录谈话时是死是活也是一个问号。文章第一部分曾提到:“以下是我去世前从头年春到隔年夏六个季节里和咪咪方,有时梅瑞莎也在场每次的谈话记录。”然而事实是,除了2034年2月4日之前的几次谈话之外,这本书只记录了从2034年2月4日立春那天起到2034年5月15日的18次谈话,前后一共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显然谈话并没有记录完整,还差一年多的对话内容。同时,作者在小说结尾处明明白白写着“第一部分完结”,不可否认,这是一部未完成文本。那么,如果是未完成文本,不论我们将来是否能够看到它的续,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那时的“老王”会是怎样的呢?“老王”在话中提到“我去世前”这样的字眼,就人们的习惯而言,只有死了的人才会提到“死前”,或许,“老王”已经死了,他不过以灵魂存在的状态来回忆与咪咪方之间的对话,并把它记录下来。对话的时间是方言死后30年,而记录对话的时间也许真的是老王已经死后。又是一个未知。
当然,造成读者阅读障碍的,并非仅仅是老王的身份的暧昧,是它的杂乱无章,毫无故事,尽管无故事性在先锋小说时已经对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王朔这次前无古人的对话体还是让那些已经习惯先锋的人无法适应。开始11次的对话还有一些故事情节:介绍了老王和方言共同的朋友,当然这些朋友中还有关系暧昧的女性朋友;谈到了方言的莫名其妙,无法追查真相的死亡;讲述了方言的婚变经历和他的可能存在的婚外情;说起了老王、方言以及他们那一代像传染病一样的忧郁症;用人物进入谈话的方式介绍了老王的女儿王扣子以及王扣子和咪咪方惊人相似的命运。然而,从2034年4月16日至17日凌晨的谈话开始,整个谈话完全进入了心理世界的探寻,而这个心理世界是“老王”或者说作者不准备让读者进入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可怕的、黑暗的、浑沌一片的世界。
写作对作者来说是一种诅咒,但对读者来说,阅读这种写作也未尝不是一种诅咒。
灵魂顽主王在大仙
师力斌《北京文学》编辑、文学博士
王朔已经成仙了,就冲这一篇谈话。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没有光环胜似光环让人五体投地的大仙,我愿尊称他老人家王大仙。《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光书名就够人尊敬老半天的。不是“我的女儿”,也不是“女儿”,你可以理解成“老王的女儿”,可以是“老王和朋友们的女儿们”,也可以是包括你读者在内的“全天下父母的女儿们”。反正是隔代两辈子人。注意,是崇高严肃的“谈话”,不是俗不可耐的“对话”。这文体好像只有毛主席和歌德等人用过。
王大仙算是把汉字的表现力吃透了。
光标题吓人,不算英雄。正文让你自觉弱智,这才是真本事。王大仙他老人家自己说,《谈话》是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
此言不虚。不是小说,不是访谈,不是剧本,不是日记,拟狂人日记,仿地下室手记,取坊间杂谈,杂春秋笔墨,四不像,又像一切。前所未见,中外罕有,教科书里没讲过。让你们这些吃专业饭的评论家急。
玩的就是不着边际。王大仙写老年,写少年,写过去,写现在,写幻觉,写神游,写梦呓,写狂想,写愤愤不平,写不屑一顾,写痛入骨髓,写轻狂不羁,写现实关怀,写看破红尘,写指点江山,写万事皆空,写古往今来,写天荒地老。有故事又没故事,有人物又没人物,什么也写了,又好像什么也没写。反反复复,神神道道,揉的搓的,圆的碎的,有所谓也无所谓。
玩的就是捉摸不透。他阴损刻薄,真诚朴素,他恃才傲物,平易近人,让人五体投地,敬而远之,他故弄玄虚,真真假假,前脚骂,后脚夸,转脸又是讽刺挖苦打击报复,把世界搅个底朝天。他左手掐,右手摸,软的硬的,藏着露着,既自卑又自信,乐观中掺和悲观,虚妄里埋伏希望,虚假里夹杂着真诚。他阴一下,阳一下,怒一下,喜一下,云里雾里,神龙见首不见尾。
玩的就是高深莫测。假装弱智,假装下流,假装卑鄙,假装糊涂,假装高明,假装圣洁,假装超脱,假装清醒,时而醉,时而醒,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飞,时而降,起起伏伏,朦朦胧胧,颠来倒去,还是一个流氓,一个善人,一个混混,一个隐士,一个玩世不恭,一个理想神圣,一个精神粉丝,一个道德蛀虫。他让你爱戴让你恨,让你佩服让你鄙。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半疑半信,似是而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叙了说,说了骂,骂了想,想了梦,梦了呓,呓了指示,指示了后悔,后悔了否定,否定了确认,走一走,停一停,一会儿历史,一会儿现实,一会儿语录,一会儿圣经,一会儿庄严,一会儿戏谑,一会儿年轻,一会儿衰老,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一阵阴,一阵阳光灿烂动物凶猛,一阵狂风暴雨火焰海水。一笔急,一笔缓,一笔庄,一笔谐,一笔诗,一笔赋,一笔小说,一笔论文,一段日记,一段杂文,一堆垃圾一堆黄金,一堆废话一堆论语。他要朝前冲,也要向后转,是看破红尘,是恋恋不舍,是无比清醒无比醉,无比恶毒无比善,是无比混乱无比过瘾,是无比雄心无比失望。
王大仙玩的就是欲说还休,欲擒故纵,欲哭无泪,滔滔不绝,吞吞吐吐,一言难尽,寓意无穷。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一些景,一点念想,一点情调,一点感悟,一点性灵。憋了半辈子,码字二十年,王大仙不能不说,不得不说,说深思熟虑的胡言乱语,说信口开河的深谋远虑,说老不正经的珠玑文字,说正襟危坐的油腔滑调。
玩的就是似真似幻,亦庄亦谐,让你们眼花缭乱,让你们腾云驾雾,让你们醍醐灌顶,让你们一头雾水。
玩的就是魔鬼辩证法。好像立场坚定,其实飘忽游移。好像是讨论,其实是启蒙,好像是厌恶,感觉就像心疼。
玩的是灵魂,感觉就像杂技。
自己好像读懂了,其实不懂。
从先锋到先锋——语言的陷阱或幻境
赖洪波青年学者、文学博士
“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王朔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跋中如是说。这句话道出了作者写作的动力和野心。
王朔这部新作,几乎完成了这一愿望——这确实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小说:完全的对话体,不明身份的人物,无意义的不连贯谈话,五花八门的昔日情景,毫无秩序的语言片段的洪流……所有的这些,都在考验着读者的阅读耐力,也彰显着这部小说向“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的目标的靠近。
如果我们把文学上的“先锋”首先理解成在语言上的创造性,那么这部小说在当下“讲故事”成风,尤其是在那些为了影视剧的改编而特意凑故事、凑情节的写作中,更体现出其“先锋”写作的性质。这种“先锋”带着许多吸引人的因素,尤其是当我们希望在“王朔”这一名字背后寻找到“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历史痕迹,那些在历史的背后逐渐消失的尘烟旧事,那些文坛曾经风光叱咤的人物的真实面目……在这部近乎呓语的“先锋”文本里,我们总能抓住一些文学史中似曾相识的音容笑貌。“抓捕”的过程中和“收获”的愉悦使阅读得以继续。
通过小说中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王”,与王朔小说创造的人物方言的女儿咪咪方的对话,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到“老王”(王朔)对于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电影电视创作的懊恼、否定、稍许的自得,及其在写作上的对语言的极致追求。尽管这些都是不连贯的只言片语,但是仍然使我们更为接近了在文坛上争议了20几年的王朔。王朔的小说总是以“先锋”的面貌出现。尽管他的写作一直处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争议的旋涡中,但是王朔的写作一直对语言有着特殊的追求。在《顽主》等戏谑类小说中,他的文学语言囊括了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那个时代王朔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游走在计划经济体制外,用语言向这个社会的巨变投去或善意或厌恶或清高的冷嘲热讽。王朔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显现出巨大的威力,它们总能在各种各样的讽刺中指到社会的痛处。那个时代,王朔的文字被公认构造了“语言的神话”。
在这部新作中,奇特的语言仍然是作者的鲜明风格。与早期充满反讽和调侃的语言不同,新作中的语言与王朔近期的几部小说(《我的千岁寒》等)一样,走向了探索自我内心精神世界的极限。诸如“那么多雪从天上降下来它们在天上一定是个奶酥天花板”之类的句子,毫无连贯意义的出现,显示了写作者在语言上已经走向内心最隐秘的情绪情感的捕捉和描述。这样的语言如何才能被市场所接受?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点推介来看,这样难解的文字仍然在现在激烈的文学市场中占有相当的份额。也许仅仅因为这是“王朔”的著作。“王朔”这个名字,经过文坛20几年的激烈争议,已经在文学的领域里具有了相当的地位,形成了图书市场中特有的号召力。
回想王朔语言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盛况——那时候几乎所有的都市青年都会说几句王朔小说中的“痞子”语言,这成为一个时代特殊的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而现在,都市里流行着的是“小沈阳”们生动活泼的开心语。王朔们曾经艰苦开掘的一个文化空间已经越来越多样化,而王朔的语言却越来越“精致”,不断地从社会的敏感地带退缩到隐秘难言的内心世界,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复杂而巨大的变迁。
有一天,当他老了
张寒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资深记者
他还是王朔。
即使日子到了2034年,那个80年代的顽主依然鲜活可辨,在这个讲述和回忆的小说里。
不管是方言还是老王,依然有着那股舍我其谁,号角响亮的调子。是的,在回忆里,他们不无嘲讽地叙述自己的青春。被摔下来的信仰,装孙子或者反装孙子的调调。但是整个叙述里,有股骄横压不住:即使所有的过往都被消解和嘲笑,我们还是我们。曾经真的相信过什么,我们和你们不一样。
看整本书,常常让我联想到,第一次读王朔小说时候的感觉。自卑和自傲纠结在一起,那个顽主什么都不怕,就怕被刺伤自尊。所以,他要更加地玩世不恭。
2034年,王朔书中的“我”依然如此。他拼命地把老年的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他让你无处下嘴。不要以为是真的否认过去。他不过是告诉别人,闪开,我来。
他陶醉在语言的肆虐中。他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语言来讲述,也仅仅是语言。不要情节,不要故事。他像一个倾诉狂。他愿意单纯运用语言的力量。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了让梦想进入现实。在那个片子里,也只有倾诉和交谈。
他不再相信故事,甚至他也不相信语言。在书里,咪咪方说过,你的小说认为发生过的事就不可能再现。小说里的“我”说他只相信画面。如果这个画面能出现在他面前,他才认为这个事情发生过。画面里有气味,有图像,没有语言,没有故事。
他认为自己只是用语言将画面表述了出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只有语言才能表达自己。能整理思绪,当然也能将思绪进行阉割。
我一直认为,王朔有可能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冥想期。他试图想透一些事情,包括死亡和虚无。到最后发现想透的可能性没有。他把他冥想的断章通过掺杂回忆和未来的方式写出来。《我的千岁寒》和《和我们的女儿谈话》都有这种冥想的影子。
这种冥想似乎也是他试图突破的努力。他曾经先锋过,靠他的语言。他一直自诩是知识分子。他不是俗文化。所以可以看得出他形式和内容上力图去打破一些东西。
但是吸引我的,真的,我不觉得这个小说枯燥。我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一下子就能通过这个小说调动起所有有关王朔小说的回忆。他说话的方式,他比喻的方式。他带笑不笑恶心别人也恶心自己的方式。这种语言是他最擅长的,从最初刚出道,到现在,那种顽主似的语言一直是最符合他的方式。
我有的时候会读得很伤心。整篇文章我能读到一种自怜和英雄迟暮的自感。我一直觉得王朔其实是一个很煽情的人。他有一种营造气氛的能力。最要命的是,他经常把自己也营造进去。他真的信。想到他之前的一句话:
青春是一条小河,流着流着就成了泥汤子。
他假装自己老了。再回头看那个泥汤子,他还是会心疼他自己的岁月。
王朔一直自诩可以押得住大众文化的脉络,其实,“他不是一个俗人”。在大众文化之外,他本来诉求更多。但是这个时代,不用到2034年,其实已经不是他的时代了。所以,方言在和我们女儿的谈话里,21世纪刚刚开始就已经死了。
那个方言。他真的从头写到尾了。不管是青年的顽主,还是《看上去很美》里那个方枪枪。现在方言死了。他还要回忆他,顺便批判或者留恋一下他活着的岁月。方言于王朔,关系复杂得拆不开了。所以他选了两个女儿,一个咪咪方,一个王小扣。两个女儿看待两个父亲。这两个父亲其实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活在现实,一个活在记忆里。
梦呓和虚妄的谈话
阳正午青年评论家、自由职业者
王朔老了。这是我读《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的直觉。扑面而来的精神暮气,像窗外弥漫的浓雾,驱都驱不散。初有这感觉,自己也吓了一跳,莫不是被风烛残年的话痨“老王”的梦呓、絮叨误导,混淆老王和王朔的身份?或由于王朔老强调自己写的都是“真事儿”,便难免滋生了错觉?但我还是想把作者和小说人物(确切说是老王和王朔貌似不分彼此的暧昧关系)甄别看待,免得掉进陷阱,成为“老王”鄙视的那种把小说等同于生活的读者。此念一生,便想起了罗兰·巴尔特的告诫: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当然,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作者死亡,写作开始。
王朔的小说无疑是好看的,尤其是他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的那些戏谑怪诞至情至性充满蓬勃生命力 “一点正经没有”的小说。那时候的王朔假扮顽主,玩儿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我是流氓我怕谁……就小说数量和影响力而言,确实很“动物凶猛”。这些小说有如粗鄙、世俗、邪恶而又血脉贲张的人间镜像,让读者随时对号入座,脸臊,或在忍俊不禁之余泛起层层鸡皮疙瘩。王朔让小说变得好看,让文学从庙堂回到生活,平民化下里巴起来。从这个意义讲,王朔在当代小说的普及教育上可谓功不可没。
那时候的王朔豪情万丈风光无限,是小说界(市场)的领军人物之一,时代的“代言人”,尽管他表面上很蔑视代言人的精英意识。但滔滔喷涌几年之后,水源似乎枯竭了,于是遇到了瓶颈,这是中国作家遭遇的普遍问题,再精明的王朔也不能幸免。《看上去很美》就是那时的阵痛产物,可以视为王朔的转型之作。难怪他借机检讨自己,说“既往文风失之油滑”。遗憾的是,他雄心勃勃的自传体“成长小说”系列计划竟虎头蛇尾,难以为继。或许王朔体味到了“对自己进行诠释”的难度。
《看上去很美》以后,时隔多年,王者归来。推出了《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和《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系列作品。就我看来,这些书不过是王朔遭遇写作(叙事)瓶颈后,深陷“转型期”的作品。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书“暴露”了王朔本人的真诚限度和虚弱本性,也勾起了读者的窥私欲。暴露与窥私欲的媾和(噱头),不过是市场(资本)逻辑的衍生物,与小说本身没啥关系。要谈论《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得先简单回顾一下几本与之有亲缘关系的书。
《我的千岁寒》是一本大杂烩,除了延续王朔神叨胡侃的语言狂欢特质外,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当年讨厌“装逼犯”的王朔,开始深沉、冥思玄想、参禅悟道了,开始科学理性地在茫茫宇宙和人类文化中探究、寻找心灵归宿了。仅他对佛教经典进行的无厘头阐释,就足以登上道行高深的高人行列。所以他才会逗人说这本书“是写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和他当年故意骂“知识分子”一个目的,当不得真的。《致女儿书》其实是一本散文化的变异家族史记,被搁在一个大而无当的历史背景来观照,昭示从人追溯到猿的宏大野心。但追根溯源能穷尽内心的倾诉欲望么?尤其是披上了伦理学外衣以后,禁忌就出来了,露怯了,讲不下去了,自然成了一本糊涂账。让人影影绰绰想起那个沉浸在“忏悔录”中的老人卢梭。但正是因了《致女儿书》的梗喉,才催生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新狂人日记》充其量是一些思想碎片的合集,里面有很多诸如“评论家就像太监。自己办不了事,净瞧皇上在那儿办事了,回头到处散去,假装懂”、“你们想娱乐我,我娱乐死你们”之类的狂人语录。集子中的两个短篇,老王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已兴致勃勃做了一番“回顾”,在此不赘。
绕了这么远,终于得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了。乍一看,还以为《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是《致女儿书》的改装拉长版。连王朔也自认为是写《致女儿书》时倍感束缚后灵光闪现的衍生品。但我不这么认为。王朔是小说家,是靠编故事和擅长“对话”扬名立万的。他对小说有伟大的抱负,只是囿于瓶颈,尚未成功转型。于是就写写散文、日记聊以解闷。某一天,在给“女儿”写散文倾诉时堵得慌,在自由恣意的召唤下,一不小心就折腾出了一部长篇《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但《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并没有摆脱《致女儿书》里追根的惯性,写着写着又纠结于真实(注意,不是真相)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王朔太在乎自我,太在乎所谓的“真实”了。很容易就暴露了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混淆幻觉与现实的界限,流于故弄玄虚。谁都知道想象力比非虚构的真实重要得多,这一点难道王朔会整拧?
有趣的是,王朔把向“内心”掘进的写作方式,归咎于他发现了“宇宙同构”的道理,殊不知这“道理”在诗人那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艾略特以降的英美新批评家还提出过一个绝对公式——意图谬见。他们努力排除作者在意义阐释中的地位,就是为了让作品而非作者自己说话。王朔对此兴许是不屑的。所以在《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王朔和“老王”是重叠的,无论刻意为之还是读者愚钝,他在里边汪洋恣意地“意识流”,大多似曾相识,只是换了叙述方式,新瓶装旧酒而已。《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时,王朔已不被编虚假故事所累,也没有给“女儿”倾诉时的禁忌了。于是老王可以灵魂附体人鬼情未了,神游异度空间,穿梭阴阳两界,超越梦境与现实,泡吧泡妞;时而目睹自己是黄种耶稣基督,时而像博尔赫斯一样看见自己的前尘往事(就差没和自己坐一会儿聊天了)。尤其是那万物簇拥光芒万丈化身造物主的“封圣”景象,堪比哈利波特指环王之类电影的辉煌画面。
老王的谈话,看似暴露却遮遮掩掩,口若悬河兼吞吞吐吐,坦诚谦卑亦妄自尊大,貌似艰深实则晦涩,犹疑却难抑宿命感;有时先知一样清醒睿智,有时梦游者一般神志昏沉。仿佛什么都说穿说透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讲明白。当然,其中不乏拉家常般的亲切、无奈、忧伤和沮丧。小说的结构、故事、情节、细节统统不重要了,它们之于思想,似乎是束缚和不可能。唯有对话依然活灵活现,葆有饶舌、戏谑、调侃、贫嘴、讥诮等王氏特征。图口舌之快,装没心没肺,却掩不住骨子里那点儿廉价的绝望。看来想抵达“无技巧”境界,既是一个作家的梦想,也是梦魇。问题是,你真想搞自我精神分析,琢磨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是谁之类的哲学母题,干吗还写小说?
王朔的问题还在于,他太有语言天赋了,太会写对话录了,反而为语言所缚,不知不觉露了雕琢匠气,很多东西在语言炫技中不知不觉溃散了。用老王的话说,崩溃了,颓了,泻了。这大概是依赖玄思冥想、迷恋幻觉写作所付出的代价。一旦剔除了体验、经验,那些梦游般的呓语、幻觉、人事,都蹈向了虚无(虚妄?)——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无,但若仅是虚无,难保不陷入一种狭隘而绝望的悖谬。王朔自以为是和自己搏斗,其实是跟语言较劲儿。他想赋予语言所谓的“时态”,却失去了质感(王朔的京油子语言向来缺乏质感)。不经意“暴露”了王朔难成大师的趋向。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部文气不畅,有头无尾的小说中,窥到一个作家企图向自己内心深处挺进所面临的困惑和艰难,也看到人性、语言的丰饶和局限。虽然王朔有“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的文学野心,但没准儿他还会自我否定掉:“真不该贪图稿费,写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小说,当年。”——谁信?
换个角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其实就是访谈录。咪咪方就一傻乎乎的小记者,故意设计一些貌似深刻实则简单的问题,任被采访对象老王借题发挥,滔滔不绝。云山雾罩谈了二十万字,谜底还是没有揭开。不知有多少读者因最后一行字——“第一部分完”——吐血,晕倒。
鉴于这么多人花银子耗时间看“暴露”,请容我斗胆揭一下“谜底”,满足一下自己的窥私欲。不出意外,后续《和我们的女儿谈话》(最好只出一本,五万字为宜)将继续上天入地神叨胡侃。末了,老王乘人不备,突然撂出一骇俗“秘密”:咪咪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就是说,老王和方言的恩断义绝、方言的自杀,压根儿就不是世界观问题,而是因为咪咪方的母亲……要不干吗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何谈“全暴露了”?老王说完,长长吐了一口气,灵魂出窍了,得救了。咪咪方没回过神来,老王脚一蹬,封圣去了。
这样妄猜,也太叵测太不厚道了。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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