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　欣

　　后来，我才明白平淡生活是如此脆弱，当时我们置身其中，只有疲于应付，而我们所能选择的也只有疲于应付。

　　在我的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从未怀疑过赵元那天上午打给我父亲的电话。我还相信赵元在电话里先是冷笑一声，因为我看见父亲接电话时，脸上不经意抖动了两下，他是那么不知所措，以至电话那边挂断后，父亲还呆呆地举着听筒，半天才缓过神来。

　　我很同情父亲，因为这个电话带来的的确不是什么好消息。

　　赵元在电话里是这样对我父亲说的，他说：喂，老王，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接着，赵元又得意地说，老王，你不相信是我吧，你不相信是我给你打电话吧。

　　赵元最后说：老王，我们的事可没完，我半个月就回去，你看着办吧。

　　我父亲当然从一开始就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他也相信这就是赵元的声音，我父亲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调侃中带着冷峻的声音。

　　当天晚上，父亲在餐桌前召开了家庭会议，他很郑重地把这个来自遥远世界的消息传达给了我们。我觉得父亲在我们吃完饭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就好了，因为那样我们至少还能吃顿安稳饭，但现在，我们只能望着一桌未动的饭菜。沉默许久，最先没把持住的是母亲，她把筷子啪一声拍在餐桌上，唉声叹气地看着父亲。母亲就坐在我的旁边，第二个没把持住的是我，我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没出息透了，但我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传染的人，何况还是我身边的母亲。我的弟弟低着头，眼睛滴溜溜地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最后小心翼翼看了看父亲，接着就漠然地晃起双腿来。此刻，父亲发话了，他这时说的话在我们家里还是颇有分量的，他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明天我就出去借!母亲怒说：借，你怎么借，现在还有人会借钱给我们?没人相信我们会还清钱给姓赵的。母亲声音很大，我甚至担心邻居家都竖着耳朵听。父亲说：别吵了，吵有什么用。母亲突然拉住我父亲的胳膊，说，你不是说赵元死了吗?你不是说他在海南遇了车祸，脑浆都轧出来了吗?现在怎么又跳出来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母亲都怀疑赵元是否打过电话，她甚至把日常生活中这个片段想像得异常荒诞。我们都明白，她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父亲的回答照旧铿锵有力，他说：别瞎想了，他活着哩，还活得好好的，我们应该还人家的钱。父亲的神态坚定而伟大，这和我头脑中另外一个父亲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父亲形象出现在一个月后，已经被生活的重担碾压成了另外一个人。

　　母亲没话说了。

　　父亲对母亲说，你明天出去找活干吧，也挣点钱。母亲哭丧着脸，这能挣多少啊。父亲说，挣一点是一点。母亲点点头，她一边点头，一边用袖子抹眼泪，她还是不相信赵元活着。父亲又对弟弟说，明天你跟我借钱去。弟弟的两只腿突然不晃了，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不情愿地说声好，他把头埋在胸口，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最后，父亲把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吓坏了，我以为父亲会对着我说，小林，这个大学咱不去上了好吗。

　　他真要这样问，我就拒绝，我会拼命摇头，还会说不。不过父亲什么也没说，他只对着我叹了口气，那是非常深长的一口气，吹得我透心凉。

　　那天的晚饭怎么结束的便可想而知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弟弟出去借钱了，他们忙碌一天，结果不出所料。大家本来就不愿借钱给父亲——他们又不是没借过，而且谁会相信一个死人要从海南回来，没人相信。父亲挨家挨户重复着赵元电话里说的话，有些人还是不信，他们什么都不会信，反而对父亲产生强烈的厌恶感，他们发现父亲的脸皮更厚了，为了从别人的口袋里诈出一点钱，还编出一个天方夜谭似的理由。有些人信了，甚至以前借过赵元钱的人专门跑来打听，可他们也不愿意借钱。毕竟，相信赵元没死和借给我父亲钱是两回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弟弟慢慢想放弃了，他觉得父亲选择了一个非常愚蠢的方法，而且他也拉不下这张脸。每次父亲敲响人家大门，弟弟总是远远站在一旁，左顾右盼有没有熟人经过。我的弟弟长相帅气，可他不愿读书，初中还没毕业就混日子了，以前和他在一起的小青年现在都已经工作、恋爱、结婚，他还在混，整天出入网吧，在网络游戏上花钱如流水。

　　每次父亲失望着离开别人家时，弟弟总是说，爸，别再找了，没人会借给我们的。父亲听了这话很恼火，他说，不去借哪来钱?你倒是说呀?弟弟不吭声了，他不肯低三下四求人家，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到钱。

　　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想我至少可以看家，后来的事表明我的想法多么幼稚。那天晚上，母亲找完一天的活回来了。父亲和弟弟还没回来，母亲一回来就问，他们还没回来?我答应一声，说没有。她就看着我叹气，她叹气的神态和父亲一模一样，让我很难受。母亲叹完气，说：你在家待了一天，你就不会出去等他们呀?听了母亲这话，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这话本来不用她说出口我就应该想到的。我想也是啊，我怎么就不知道在外面等他们呢，我转身出去站在家门口。街上除了孤零零一个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灯光和风声，我感到自己就是一阵吹过的风。过了很久，我才看见父亲和弟弟疲惫的身影，他们黑压压的影子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越拉越长，最后变成了两个单薄瘦长的人形。他们经过我时，父亲没有和我说话，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倒是弟弟颓丧地对我说：哥，回家去吧。

　　家里的灯光苍白无力，父亲坐在堂屋闷头抽烟，弟弟则面无表情进了我们的房间。我不声不响去厨房做饭，我不想再让母亲说我，我其实也就是煮了三碗面条，然后再往每个碗里打个鸡蛋。我把打了鸡蛋的面条端出来时候，母亲已经坐在了父亲的对面。母亲说，我今天找到了一个活，是帮人家穿珠子，一个月二百块。父亲顿了顿，说，这几天我就不拉车了，我还是和小双去借钱，还得几天。母亲一下子激动起来了，她说，你光去借钱了，车子谁拉?我们的生活怎么办?你也得为我们想想。父亲说，让小林拉，他也不能闲着。父亲一提到我，我就没敢过去，我端着一碗非常烫手的面条站在厨房门口。这时，父亲叫我，小林，你过来。我放下碗就过去了。父亲说，小林，我和你妈跟你商量个事。还没等我回答，母亲就先摇头，小林的身子骨哪干得动啊，他拉车我还不放心呢。我知道我母亲说的是实话，可这话还是让我很灰心。父亲也就犹豫了，他说，那让谁去?小双要和我借钱……要不你去拉?一个月二百块的那个就别去了。这时候我说话了，我说，爸，我能拉，你就让我去吧。父亲很干脆地回绝了我，他说，你不能。

　　第二天，母亲就蹬上父亲的人力三轮车去城里拉活去了，父亲和弟弟也去借钱了。天一擦黑，我就站在门口等他们回来，这天我出来的早，好多在城里打工的邻居刚刚下班回来，他们看见我站在门口很奇怪，就和我打招呼说，王林，我刚才就看见你了，你站在家门口干什么?我说，我等我爸回来。他们一听就七嘴八舌凑上来，一个问我，你爸还在借钱呢?另一个说，别让

　　他借了，这个法子行不通。还有一个人笑着对我说，王林，你怎么不去，我看你们一家人就你还撑得住。我知道他们在挖苦我，可我又不知道怎么把他们一个个顶回去，我想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都记到心上，轮到他们招灾落难了，我再来挖苦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等天全黑下来，这群人才从我身边散去，然后母亲回来了。她骑着人力三轮车的身影让我痛心，那个身影本应该属于我。我帮她把车子推进院里，母亲拉亮了堂屋的节能灯，掏出一叠钞票，往手上吐口吐沫，使劲数起来，她的眼神在慢慢变亮的灯光下显得非常贪婪。

　　父亲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千块钱。那是两天来他唯一的收获，可他一点也不高兴，他把钱往桌子上一搁，就闷头抽起烟。母亲看着父亲，父亲不说话，她也没敢多问。那天借钱的情况是母亲后来问了弟弟才知道的，弟弟说，钱是从二叔家借的。二叔一开始招待得还算热情，他给父亲和弟弟倒茶，还让弟弟吃苹果，不过等二叔把报纸包好的一千块钱交到父亲手上，他的面孔突然冷了下来，说，你们以后别来了。弟弟说当时父亲的表情很难看，他的嘴角抽动一下，弟弟以为父亲会不收这个钱，可是父亲收下了，他陪着笑脸把钱塞进了口袋，他说，好，我们以后不来了。弟弟用非常冷静的语气叙述完上面的事后，说，我不想再跟着爸在外面丢人现眼了。弟弟的回答招来的是一记响亮的嘴巴，然后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怒气冲冲远去的背影。弟弟很委屈，母亲走后，他对我说，哥，爸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说呢?弟弟说话时的目光非常忧伤，这种忧伤同样感染了我。

　　假如我知道这是弟弟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就应该多说一点。可话又说回来了，我怎么可能知道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谈话呢。第二天一大早，弟弟不见了，他拿着买早饭的钱出去就没再回来。这个早饭应该由我来买，也一直由我买。可是那天，母亲却把钱交给了弟弟，说，小双，今天你去买。弟弟瞅了母亲一眼，接过钱就出门了，我们饥肠辘辘等他回来，可他再没踪影。在我的记忆里，自从弟弟走后，我就对家里那口挂钟嗒嗒作响的走针十分敏感。母亲起初非常愤怒，她喋喋不休数落着弟弟，不过没多久，她马上变得忧虑焦急，她对我说，小林，你出去找找他。我正要出去，父亲说话了，他说，小林，你还是先买点吃的回来吧。母亲听了，冲着父亲就咆哮起来：你现在还想着吃，你儿子不见了!父亲毫不示弱，他不回来你就一辈子不吃饭，小林，你快去买，吃完了我好去借钱。我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最后还是按父亲的意思先买了早餐回来。父亲吃早餐的时候，母亲一直在哭，异常痛心地哭。父亲吃完饭，临出门对我说，小林，你去网吧找找，他肯定在那里。

　　事实证明，我父亲过于自信了。整整一天，我找遍了周边的大网吧小网吧黑网吧，都没有弟弟的身影。弟弟不去网吧又能去哪呢，一个不祥的预感笼上我心头——弟弟会不会离家出走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相信弟弟会小题大做到为了一个嘴巴而离家出走。我找了很晚才回去，其实到下午的时候我就觉得没希望了，可还是磨蹭到晚上，我害怕回去早了他们再怨我。我回去的时候，母亲已经等在家门口，她看见我一个人就明白了，她说，没找到吗?她问这话时很平静，她的声音柔软得就像一团棉花，我想她也许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于是我点点头，母亲无法掩饰失望，转过脸说，回去吧。

　　这一天，父亲一分钱也没带回来，他问了我找弟弟的情况，我说没找到。他显然对我不放心，便问，哪儿都找了?我说是。他一下子陷入沉思，伴随着父亲的沉思，还有母亲絮絮叨叨的抱怨。她坐在椅子上，哭丧着脸说，小双啊，你去哪了?她还捶着胸口说，都是我的错，不该打你。在气氛紧张的家里，这种抱怨非常刺激人的神经。

　　此刻，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一家人都惊讶地看着房门，母亲喊道，是小双回来了!不过，这个猜测被父亲和我的眼神否定了。弟弟有钥匙，他回家从来不用敲门。我看了看父亲，我猜测是赵元回来了，他很可能提前二十多天回来，假如果真如此，倒能让我们一家轻松些。

　　但是站在门外的是两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说他们是公安局的。我一下预感到了什么，可我不敢相信，我透过门缝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然后冲我皱起了眉头，这时我才想起开门。他们大摇大摆走进来，连证件也没掏出来出示一下，就问，这是王双的家吗?我说，是。他们又问，你是王双什么人?我说，我是他哥。此刻我父亲赶忙让出两张椅子，招呼那两个穿警服的人，还让母亲去倒茶。母亲看见穿制服的人，脸先就吓白了，她有些恍惚地提起暖壶，甚至忘了拿杯子。我跑到厨房，拿两个杯子递给她，她才反应过来。这时，我就听见那两个警察说，王双在好朋友网吧用刀子捅了一个人……他们话音还没落，母亲就痛哭起来，她的哭声非常大，甚至都盖过了警察说话的声音……

　　说实话，虽然我的弟弟王双整天的游手好闲，但他绝不是惹是生非的人，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和家人都无法理解这件事，我们希望那两个公安搞错了，但事实终究更改不了。这是个渺茫的指望，我们就是怀揣着这个渺茫的指望又捱了几年，当时间把一切都沉淀清楚，我们才不得不承认那件事的确是我弟弟做的，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绝非传闻中那样简单。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弟弟第一步是走错了，他那天早晨从家里出来后，拿着本来应该是买早餐的钱去了网吧。这个错误不可饶恕，但还是足以理解，他也许只是想排解一下苦闷，可是就在那天早晨，他发现他的网络游戏的帐户密码被盗了。我和我的父亲一样，一点也不明白一个人值得为一款游戏而丧失理性?后来弟弟告诉我，他说游戏里的装备换成现实中的钱也值两千块，最重要的是，弟弟为那款游戏倾注了一年半的心血。我对网络游戏一窍不通，但我听明白了那至少值两千块。假如是我，我会为了两千块钱丧失理智吗?也许会的，这样那天公安局来找的可能就是我了。帐户被盗后，假如弟弟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也许也不会有下面的事，他最多只是气愤一阵子，把鼠标摔得砰砰响，或对着网吧的墙狠踢几脚，然后悻悻回家，可是他竟然知道盗取他帐户号码的家伙是谁，而且他还知道此刻他就在另一家网吧。要在平时，这也还不至于让弟弟丧失理智，关键的是前一天，弟弟刚刚挨了母亲一个嘴巴，那一个嘴巴很关键，那个嘴巴让弟弟丧失了自控力。他直接找到了那个人，和他吵了起来，那个人的态度也很蛮横，他说，王双，我就是用你的帐号又怎么着，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就是这句话让我弟弟掏出了那把水果刀。那把刀是我买给他的，而且还是我给它开的刃，我把它送给我弟弟的时候，曾打趣说，你以后可以用它削苹果。当然，我的初衷不是让他削苹果，我只想让它成为弟弟的钥匙链上一个漂亮的装饰品，我的弟弟王双当时就是握着这把我买给他作为装饰品的水果刀扎向了那个人。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我弟弟在内——都吓呆了。当天，他就逃离了我们的城市，再见到他是多年

　　以后了。

　　这些细节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虽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我还是每天出去找弟弟。我依旧一遍遍穿梭在大街小巷，我早就打算放弃了，假如可能的话，我真想朝人群中撒张大网，把人们拉回家一个个数，这样可以省掉许多麻烦。可是我不能放弃，因为我的父母不打算放弃。毫不夸张地讲，当时的我非常绝望，弟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寻找一个幽灵。我想我当时就是在寻找一个幽灵。

　　父亲还是一天天早出晚归，像个职业的乞丐，而他借的钱却越来越少。面对我们时，父亲很少再笑，而且我还悲哀地发现，即使少有几次笑容，样子也很委琐，所以后来父亲无意或有意地笑起来，我根本不看，我把眼睛瞄向别处，就是不愿看他这个样子。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小凡。小凡是我的同学，她是个漂亮大方的女孩子。那天她穿一件白色连衣裙，混在人群中就像飘来的一朵白云彩。我非常害怕遇见熟人，尤其是那种眨着眼睛盯着你问个没完的女孩子。我想躲过她，可还是被她发现了。她说，大诗人，你是去哪啊?我听她喊我大诗人，全身先就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好像突然从人群中被抽了出来，而且我也不配这个头衔。我冲她笑笑，我没敢说我是在找弟弟，我只说瞎逛逛。小凡惊讶地说，哦，原来你也有闲的时候。我说，我不总这么闲。她说，又写诗了吗?我无聊得很，想拜读一下你的新作。我说，好长时间都没写了，以后也不打算写了。这话是认真的，她一点没觉察到，反而开起我的玩笑，她说：真遗憾，那将是中国诗坛的一件憾事。说完，她倒先笑了，小凡脸颊上有两个酒窝，一笑就特别好看，我也跟着她笑。小凡接着问，你的录取通知书寄来了吗?我说，还没呢。小凡说，我的也没寄到，要是收到了，你打电话跟我说一声。我说，好的。

　　不过，我始终都没打，我不是有意扫她的兴，我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怎么给她打。

　　母亲对我的找寻进度很不满意，她开始以她的方式寻找弟弟。和我不一样，她坚信奇迹会发生。她一边蹬着三轮车拉活，一边留意街上各式各样的人，开始在城区，后来就找到市郊偏僻之地。这也无可厚非，但她不该忽视自身的危险，我觉得像她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能考虑到这一层，可她没有，她和谁也没商量就跑到那边去，然后酿成了灭顶之灾。

　　我不太想叙述母亲那天的经历，即使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依旧记得那天是个大晴天，风和日丽，万物呈祥。这是个好兆头，是的，好兆头却没带来好运气，所以我不再相信好兆头这样的鬼话。那天早晨，母亲像平时一样，吃完了我买来的早餐就出车了。她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她甚至没来得及看我一眼。我只听见哐一声——三轮车在经过大门时总是会撞在门槛上，发出一声脆响。听见响声，我知道母亲出车了，然后我也该找弟弟去了。

　　自从弟弟失踪后，弟弟就成了我母亲唯一关心的事。她偶尔也会问问父亲借钱的事，而在她的眼里，我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不像她的一个儿子，而更像在家里打长工的，这让我很伤心，我想换了别人也一定很伤心。那天母亲从家里出来后就去了城市的东南角，那边有一片大的练车场，周围很荒凉，就连马路上都长着一尺高的野草，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可我母亲偏偏去了，要是前一天晚上和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绝对不会让她去，至少不会让她一个人去。她就是这么固执，她非要一个人去，还不和人商量。

　　再强调一下那天的天气，那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绝对是个好兆头，所以我想那两个正好经过的村民也会这么想。他们很年轻，是一对毛头小子，他们也许只是想在长着野草的马路上溜溜弯，或是打算到表兄弟家打牌，因为有这么好的兆头，打牌一定很上手。无论怎样猜测，有一件事情没有错，他们在连个人影都见不到的马路上居然撞见了我的母亲，母亲当时正顶着烈日向练车场骑去。那天的兆头对于那两个小青年真是太好了，他们看见我母亲立刻就动了心，他们忘了要做的事情，朝我母亲奔去。后来那两个小青年在派出所就是这样交代的，他们说他们当初只是为了车去的，可走近后才发现我的母亲比那辆车更有价值，所以他们忘记了农民的本分……

　　我的母亲直到最后还坚守着她的尊严，她死死拉住衣服，尽管衣服已经被扯破，可是她还是死死拉住，我母亲的反抗震慑住了那两个小青年，他们一时间手忙脚乱，仓促间拎起路边一块有棱角的石头砸到我母亲的头上，然后蹬上车狼狈逃走了，他们一个人骑着三轮车，另外一个人跟在后面跑。他们当时一定后悔死了，那辆车他们都不敢留着，也不敢整车卖，他们把车子卸成了废铁才卖出去，在派出所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我们对不起她的家人。

　　我非常愤怒：他们也知道对不起我和我的父亲?

　　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再次见到母亲是在医院。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走廊很昏暗，我看不清他的脸，父亲对我说，小林，你来了。我点点头，我还没有看见母亲，已经泪流满面了。父亲说，不要哭，你妈看见会难过的，我抹了抹眼泪，嗯了一声，然后就随父亲进了病房。我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头被白纱布缠得像个足球，鼻子里插着管子，身边是一堆我从来没见过的医学仪器，脸都看不见了。我想，母亲什么都不知道了，她怎么还会难过呢。我又哭了，我的哭声很凄凉，引来了许多好奇的目光。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出来，他还是说，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他有话对我说，我就不哭了。父亲说，十万。我问，什么十万?他说，要救活你妈至少十万。我说，那就把借的钱用上吧，这个时候不用还等什么时候用呀。他说，那些钱已经垫付手术费医药费用光了，可还是不够，差得多。我问，爸，那怎么办?父亲没吭声。我又问，爸，你说那到底怎么办呀?父亲忽然很慌张，吞吞吐吐说，小林，我和你商量一下，只是商量一下，不行我还会尽全力想办法。我说，爸，你要和我商量什么?他说，要不……咱们放弃治疗，小林，你听我说，刚才我问医生了，就是能救活也啥都不知道，只能在床上躺着，你想想十万呢。我看着父亲，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拉住父亲的胳膊，说，爸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啊……这句话我一直说了很多遍，直到泪水灌进嘴里都说不清了。我的父亲也哭了，他抓住我的手坚定地说，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活你妈。

　　我真不敢相信那不负责任的话是从我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接下两天，我和父亲轮流在医院陪护母亲，我坐在病床旁边看着她，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她非常安详，我就是这样看着非常安详的母亲，她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也没法说话，我想如果她知道的话会怎样呢，她一定会流泪的，她的泪水会顺着眼角流下来，打湿白色的枕头。一想到这，我就为我的父亲感到耻辱一我的父亲，他竟然想到了放弃治疗。

　　那个威严的父亲再也看不到了，那些在我的脑海中曾经称之为永恒的东西突然破碎了，那是我的父亲，是他自己一点点地抹掉了自己。我的父亲也在发生着变化，他就像一个犯罪的人，他甚至都不敢像以前那样看我，他的眼神每

　　次都是惶恐地从我身边一掠而过，有两次想说话，张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我真不明白，既然他知道那些话只会加重内疚与自责，当初为什么还要说出来?

　　最后还是我先和父亲说的话。那天早晨，我叫了他一声，父亲看着我，他是非常非常惊讶地看着我。我说，爸，我的大学不上了。他说，那怎么行。我说，家里哪还有钱供我上大学啊，你知道大学一年的学费是多少吗?接下来，父亲说了一句至今仍令我感动的话，他说，你不要担心钱，学费再多我也供你，钱我会想办法。

　　但所谓的感动也就到此为止，想想母亲的后续治疗，我就无法奢望上学的事。我现在想的是帮着父亲做些事，多挣点钱。街口有家早点摊刚好不干了，我父亲决定去那里卖蒸包，我想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我们把乡下的奶奶接到医院照顾我的母亲，然后我们一起蒸包子卖包子，我父亲蒸包子的手艺很精湛，而且他还很快就教会了我。我们凌晨三点多就从床上爬起来，一直忙到上午十点，那个时候包子摊上就没多少人光顾了，我们顺便吃点东西，还要去借钱。这次我们是为了母亲的事借钱，虽然很多人都不愿意，但他们还是借了，甚至包括了不再允许我们光顾的二叔。二叔见了我们当然是皱着眉头，但他依旧请我父亲喝茶，他是皱着眉头请我父亲喝茶，他也依旧让我吃苹果，他是皱着眉头让我吃苹果。二叔听完我父亲说完后顿了顿，说，你家的事我都听说了，二小子还没回来?我父亲说，没有。二叔此刻站了起来，转身进了里屋，拿出个裹着的报纸包走出来，我很兴奋，因为我知道那里包着什么，那里包的是钱。我二叔就对我父亲说，只有这些了，以后再来也没有了。我父亲接过钱，说，好的，我们不会再来了。

　　二叔竟然又借了钱，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也许是我父亲的一句话打动了他。我父亲说，求求你了，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我父亲求人借钱总是以这句话收尾，这话像铁一样坚硬，我二叔的心再硬也不会比铁硬。

　　结果，我们又借到了很多钱。

　　当然，和钱一起拿回来的还有一张张的欠条的副本，它们被我整齐放在一个铁皮盒子里。那个盒子以前盛的是糖果，花花绿绿的糖早被吃光了。

　　我以为我们会好起来，我父亲也是这么想，他甚至比我还乐观。然而恰恰相反，接下来的事谁都没有预料到，父亲就是那个时候彻底垮掉的。也许是我的父亲命该如此，我以前不相信命运，我以前相信的是“人定胜天”这样的漂亮话，但这样的话徒增我的困惑，所有的困惑都来源于我的父亲。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我的父亲终于没有扛住重压，从此变得消沉厌世，躲藏起来，在余下蚕茧抽丝般的漫长岁月里，过着极端自闭的生活。我父亲天生不具备暴烈的性格，所以我从来都不担心他会自杀——那样的举动毕竟对自己不利——他只是等待死亡，他让时间谋杀自己。

　　那天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卖完包子后没有按原计划去借钱，也许那天我们卖得太好了，收入居然比平时多了—倍。我父亲很高兴，他收完摊让我在家里等着他，他说他要去买点肉馅。然后我父亲就骑上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去了，那辆自行车原来是父亲买给弟弟的，后来就归了母亲，再后来又归了我，我一天都没骑过就又回到父亲手上，生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个圈。

　　买肉馅时，父亲没遇到什么意外，还相当顺利，就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好像也是专门迎候他的，他在笔直的马路上一路前行，畅通无阻。他从卖肉的手里接过打成馅的五花肉时，还用手掂了掂，他问，够称吗?那个卖肉的是个南方人，他用长江水一样浑浊的普通话说，王师傅，你是老主顾了，我能少给你么?我父亲很快就把他那委琐的笑容挂在脸上，我想我父亲那一刻甚至忘了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失踪的弟弟，马上要回来的赵元和等在家里的我。他心情愉悦，把一切全忘了，我父亲蹬着自行车回家的路上，我甚至多次想象他一定还哼着小曲。他沿着路牙子，在斑驳的树影下一路前行，然后出事了，一切在瞬间就无法挽回地发生了，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那个丁字路口是父亲回家时的必经之路，路口狭窄，却坐落着一家上星的高档酒店，那家酒店在本市数一数二，所以很多有钱人都在这儿消费，酒店门口几乎每天都有许多的轿车，其中还有平时很难看到的好车。那天，我父亲正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往家赶，车把上还挂着一袋五花肉。在经过一辆黑色克莱斯勒时，我父亲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因为那款克莱斯勒确实很少见，而且刚打过蜡，浑身灿烂得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但开车的司机非常缺德，因为他在非机动车道上挡住了我父亲的去路，我父亲并没有愤怒，他拐了个弯，他想从克莱斯勒的车头前绕过去，这时克莱斯勒的车门打开了，走下来一个戴墨镜的女人，那个女人的红色高跟鞋踩到柏油路面时发出哒的一声，非常清脆——在电影里，这种女人不是高级妓女就是敌方间谍。我的父亲接着又要从她面前绕过去，他非常小心地控制着车把，当车头刚掉过去时，克莱斯勒里猛地窜出一只贵妇狗，不偏不倚跳到了我父亲的车轮子底下。我父亲的车轮就是从那条贵妇狗的身上碾压过去，一声刺耳的犬吠后，那只贵妇狗的一条后腿明显瘸了，那条狗腿弯曲打转，贴近身子，不停颤抖。这一切都太突然了，那个戴墨镜的女人停了一会儿才失声叫道，宝贝儿!宝贝儿!她蹲下身，要把狗抱进怀，可那条狗只顾乱蹦，冲我父亲狂吠不止。我的父亲站在一旁，惊慌失措，死死握着车把，好像有人会把他的车子抢走似的。此刻，那个女人的注意力也转到了我父亲身上，她狠狠盯住我父亲，厉声喝斥道，你瞎了眼了!你是不是瞎了眼了!我的父亲本能地向后退一步，试图辩解，可他太紧张了，他竟然说，这……不是我……。当时他也许想说的是这不是我的错，但没有人会那样理解，那个女人一定认为父亲想表达的是这不是他做的。怎么可能不是他做的呢?那个女人一定认为我父亲想抵赖，她脸憋得通红，皱纹都憋出来了，她转身向酒店的方向大喊一声：魁子!

　　接着那个叫魁子的人来了，他不是一个人，他身后还跟着三四个年轻人。叫魁子的人问那个女人怎么回事，那个女人一边说一边哭，一边哭还一边跺脚，她的举动引来了很多的人，那些人好像从地下突然冒出来似的。叫魁子的人听了那个女人说完后，也看了我父亲一眼，他的眼神和那个女人不同，他的眼神阴森森的。他厉声对我父亲说，你过来!接着，他又说：你听见没有!我父亲问，过去干什么?魁子说，商量商量，只商量一下，商量一下你怕什么。我父亲又问，商量什么?魁子说，该商量什么就商量什么，轧了不能白轧吧?

　　父亲不过去。

　　我不知道我父亲那时都想了什么，他也许害怕赔钱，我们家已经没有钱可赔了，他也许害怕眼前的那群年轻人揍他，以我父亲的身板肯定撑不住。这些都是我瞎猜的，我唯一肯定的是他当时怕极了，他的心提到嗓子眼上，腿直打哆嗦。

　　魁子又不耐烦地说：你听见没有?我父亲还是站着不动。魁子骂了一声妈的，就把狗抱过来，放到我父亲面前，喝令道，给它跪下!

　　围观的人都惊呆了，他们看着我的父亲，我

　　父亲也惊呆了，他看着那个叫魁子的人。他迟疑着看着围观的人群，他或许在找人群中有没有熟人。就在我父亲犹豫的时候，那三四个年轻人围上来，他们扯住父亲，将他向前一拽，父亲两腿一软，身体一沉，跪在那条狗的面前。我的父亲他跪在了一条狗的面前。他拼命想站起来，竭力呼喊，挣扎，可是这么多人按住他，有人按住他的肩膀，有人按住他的头，最后他被按趴在地上，他把头埋在胸口，他在哭泣，他的泪水冲刷着脸上的汗水与污垢，他的无助让他看上去就像摔落一地的烂泥巴，他被女人恶狠狠的目光、狗的吠叫、还有人们惊诧的表情所包围，然后慢慢地淹没掉。

　　那一刻，我的父亲彻底垮了。

　　在父亲归来时垂头丧气的身影里，已经没有丝毫刚出门买肉馅时的得意。他回到家就把自己锁在屋里，我几次看到他都是在抽烟，他不停抽烟，但是往事并没有随着满地烟蒂化为灰烬。

　　他连医院也不愿去了。

　　只有我天天守在母亲身边，我的母亲还是不说一句话，也没流一滴眼泪。几乎人人都知道了我父亲的耻辱，走在街上我也能感到背后有人指指点点，我还清楚听见有人说，就是他爸，那天就是他爸……。我觉得我母亲不知道倒好了，我也想不知道。

　　几天后，赵元回来的日子到了。那天我推开父亲的房门，他还在抽烟，我趁着把午饭端给他的机会，说，爸，赵元马上要回来了。父亲愣了一下，转头盯视着我，你说什么?我看到父亲的目光里聚积着光芒，那光芒让我很异样。我只好又说，赵元快回来了，我们怎么应付他?

　　这时，父亲突然暴躁起来，他挥动胳膊，大声骂道，妈个逼赵元!你妈个逼赵元!都是因为你!

　　第二天一大早，我父亲就去火车站等候赵元了，他并不是空手去，他还拎着我们家那把菜刀，他把菜刀往裤带里一掖，就什么也不顾了。我赶忙拦住他，我说，爸你去哪?他说，我去接他回来。我说，爸，你不能拿刀呀，你可不能掂刀去啊。父亲说，我欠他的肯定还他，他欠我的也一样要还。说完，他推开我走了。我一路跟着他，有一阵子急得真想哭，我想打110，可火车站前的中心广场却找不到一处空闲的电话亭。父亲守在出站口，我远远盯着他，一盯就是好几天。可赵元并没按约回来。我父亲的勇气也慢慢流失殆尽了，他垂头丧气坐在出站口的台阶上，有时候抱着头，有时候摊着手，那把刀插在他腰间，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不好笑的玩笑。后来我干脆和他坐在一起，饿了就到路边的小摊上买几个毛鸡蛋，但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即使我把毛鸡蛋递给他的时候。

　　我们等了几天，赵元还是连个影都没有。我父亲失去耐心，终于回家了，他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只是偶尔到早点摊上帮帮忙。

　　早点摊上实际上只我一个人，忙碌可想而知，我招呼客人的同时，还得用机智与冷漠打发各种异样的关心。此刻，无论是同情、玩笑和风凉话都会刺痛我。

　　有一天在摊子上，我很诧异地看见了小凡，小凡也睁圆眼睛看着我。我们就这么盯住对方，最后还是她打破僵局，笑了笑说，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我说，我忘了你的电话号码了，你为什么不给我打?她说，我一直在等你打，没想到你一直没打，而且我也没料到赫赫有名的大诗人竟然在卖包子，你怎么想的，卖包子和写诗之间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吗?哎，你把你的才华都包进了包子里了，是不是?我没有回答她，只是一笑，我把她要的两枚包子盛在碟子里递给她。她捏起一枚，问，这个包子里包的是什么，是不是一首诗，是不是就是那句“月亮是一条河，我在河那边”?我又笑了，说，你真幽默。她接着问，大诗人，你的通知书收到了吗?我说，收到了。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学?我说，我不知道，那是别人的事。她张大嘴看着我，她说，你说那是别人的事，什么意思啊你?

　　送走小凡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食客也像早晨的雾气一样散去，我坐在一排空荡荡的餐桌前，喝光了一杯客人剩下的茶水，然后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我突然生出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忧伤，我想起了上学的时候，有天放学后，学校的广播里照例放起奥黛丽·赫本演唱的《月亮河》。那时我站在教学楼上，凭栏远眺，夕阳染红了半边天空，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月亮河》的旋律中。我情不自禁深吸了一口气，却不小心被走出教室的小凡看见了，她笑着对我说，哎，感情充沛的大诗人，快做首诗吧?我仰望天花板，随口吟诵道：月亮是一条河，我在河那边。小凡也学着我的样子，仰起脑袋重复一遍，然后连连说好，她还说，这句我记住了。我当时以为她是玩笑，没想到她真的记住了。我想，如果时间能停留在那时就好了。

　　后来，我没有上大学，而是依旧在街上摆摊卖包子，我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是在借钱还钱的日子里忍受煎熬；我不会坚信命运，却每天都像钟摆一样，在命运的摆布下来回摇摆。

　　很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我才弄清楚那个该死的赵元没有回来的原因——他的确是被汽车撞死了，不过不是在我们希望的时间。那天，赵元从他在海南租住的公寓楼到街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据电话亭的老板回忆说，赵元当时在电话里只说了三句话。赵元第一句说，喂，老王，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赵元第二句说：老王，你不相信是我吧，你不相信是我给你打电话吧。接着赵元说了最后一句话，他说：老王，我们的事可没完，我一个月后就回去，你看着办吧。没人意识到这是赵元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一分钟之后，一辆飞驰而过的大货车撞飞了正横穿马路走回去的赵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