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鑫睿

　　2021年10 月11 日，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宋冬野突然发布长文为自己叫屈，起因是他的线下演唱会因他人“恶意举报”被取消，他觉得自己三年禁演期已经过去了，可是还是有人不肯原谅他。在文中，宋冬野称自己是毒品的“受害者”，并称“杀人的一直都是贩毒者，不是我”。文章发出后不久，宋冬野微博被禁言。

　　许多网友对宋冬野的这番叫屈并不买账。五年前，宋冬野因吸食大麻被拘留，在一档法制节目中，他承认自己已经吸毒两年，原因是“可以激发创作灵感”。如今，他的理由变成了艺人行业是“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重灾区”，自己是因为外界的压力才吸毒。

　　他夸张地描述了自己当艺人承受的压力，“几乎准备好要毁灭自己”，把吸毒描述成唯一的出路，认为没有谁能“扛得住这个被伪装成糖的毒药”，始终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借口。此外，他还用“工作人员、乐队成员的辛勤努力”“几千名观众的期待”等说辞对大众进行道德绑架，企图把自己包装成“敢于为艺术献身”的牺牲者。殊不知，千千万万投身演艺事业的人，谁又是必须靠吸毒维持这份热爱的呢？

　　又是摆出“文艺圈缺我不可”的态度，又是打着“只想靠音乐这点儿手艺养家糊口”的同情牌，宋冬野的说辞招致许多人反感，有句评论一语中的：“那你干嘛非要当艺人呢，工厂还缺拧螺丝的呢，不还是图这行赚钱快吗？”

　　

　　在我国，吸毒并不入罪，贩毒才算犯罪。但是，吸毒不算犯罪更多是因为考虑到有人会落入圈套，在不自觉中接触到毒品。而宋冬野自己也说“毒品是个深渊”，却仍然一头扎进去，明明是自己害了自己，还大言不惭，说是贩毒者的“供”一直在单方面创造着“需”。可是，毒品的供需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

　　吸毒者不能单纯地称自己为“受害者”，是因为不能只看到吸毒对身体造成的损害，其社会危害性也是不容小觑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人吸毒以后往往会出現精神上的障碍，对社会造成威胁。另外，为了满足毒资的需要，吸毒者可能会实施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的犯罪。

　　更不要忘了，还有许多缉毒警察用生命坚守在禁毒一线。云南警察张从顺在抓捕毒贩时被手榴弹炸死，其子张子权继承父亲遗志成为缉毒警察，在办案途中又因过劳牺牲;李敬忠在抓捕毒贩时身中两枪壮烈牺牲。公安部曾发文痛批吸毒明星复出：“在这条罪恶的利益链上，吸毒者也是一环”“那些为吸毒而花出去的钱都变成了毒资，买了子弹，打在了缉毒警的身上！”

　　因此，吸毒者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身陷囹圄，也可能是家破人亡。同样是自食恶果的人，公众人物怎就有脸自称“受害者”？更何况，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价值观更加容易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使其失去公众关注自然是合情合理。在涉毒艺人中，诸如李代沫、陈羽凡等绝大多数都已销声匿迹。

　　今年9 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加大对违法失德艺人的惩处，禁止劣迹艺人转移阵地复出。这不仅体现了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的底线要求，也响应了公众对净化文娱环境的期待。

　　此前，说唱歌手PG One的一首歌曲因包含教唆青少年吸毒和侮辱妇女的歌词被下架，其本人也因为诸多劣迹问题而遭到封杀，他今年试图通过发布两首新歌复出，但歌曲上架平台后不久就被下架，连账号也被注销，宣告其复出计划失败。

　　就像有评论说到，很多时候不是一句“只听歌不看人”就能解决问题的，错误已然铸成，不要再拿所谓的“音乐梦”来粉饰劣迹，这种推卸责任的言行只会显得自己更加幼稚可笑。

　　【原载《廉政瞭望》】

　　插图 / 艺人吸毒 / 佚 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