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1954年6月13日，蒋介石的政敌、已辞职赴美的原“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祯，在美国《展望》杂志上发表了《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一文，告诉美国人“在台湾每年的预算中，美国人提供了三十至四十亿美元，用来创造一个‘极权国家”。吴国祯的文章让同在美国的胡适怒发冲冠，他当即致信吴国祯，对他“吃里扒外”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他又在8月16日的《新领袖》杂志撰写英文文章《台湾有多么自由》，极力批驳吴国祯的观点。

　　胡适的做法使他在台湾的朋友非常惊愕，在大家的印象里，胡适并不是一个曲言阿世的人。相反，他倒是常常给当政者上眼药。

　　朋友们的看法有实例为证。1948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又严重受挫，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胡适去武汉大学演讲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与傅斯年一起吃饭，蒋氏对币制改革津津乐道，胡适却认为这正是“新政策崩溃的一个大原因”。10月底，蒋介石再次请胡适吃饭。这次见面，胡适不留情面地提出十条意见，有些话说得非常尖锐，比如“必须认错，必须虚心;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等语。1953年，胡适由美赴台演讲，离台前夕，蒋介石为其饯别。那天晚上胡适放言批评台湾政治。胡适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面对说话长刺的胡适，老蒋表面上很平和，有时甚至还显出几分谦逊，心里却恨死了他，曾多次在日记里痛骂，称胡适是“狂人”、“无耻政客”、“蝥贼”。

　　胡适之所以作出这样让人有些看不懂的选择，有深层的原因。一是胡适与蒋介石一向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胡适一生与老蒋多有交集，蒋介石虽然在日记里骂过胡适，但那不过是发泄即时的情绪，就像他在日记里也曾痛骂亲信陈诚、妻子宋美龄一样，但在具体行动上，老蒋一直礼遇胡适。在大陆时蒋介石曾想请胡适做总统，自己当行政院长;抗战时又任命胡适做民国政府驻美大使，抗战胜利之后，又邀请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来胡适去了美国，蒋介石多次邀请其回台，甚至表示要以自己的稿费为胡适建造住所，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激发胡适内心的侠义之心。

　　中国式的处世哲学讲究要給别人留面子，对别人有意见私下里如何激烈都没有关系，但公开场合应该温和、与人为善，这就是所谓的“内外有别”。生长在仕宦之家的胡适虽然曾经长期留学西方，骨子里却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胡适敢于给蒋介石提意见，但那是在小圈子里。像吴国祯一样，在国际场合说不是，等于与台湾当局、蒋介石公开为敌，这是自命为“国士”、自视为“政府诤友”的胡适绝对不能接受的。

　　胡适永远只是胡适，他固然不愿意当“躲进小楼成一统”、以学术立身的陈寅恪，却也不想做为了政治理想，与当局拼个鱼死网破的雷震、殷海光，而是希望温和、渐进地改良政治。换句话说就是，胡适愿意做改革者，却从未想过成为革命家。

　　【原载2015年2月14日《湘声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