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非

　　学生要去“社会实践”了，班主任们忙着联系单位地点，费时费神。社会像是成了经济怪物，什么事都要交换，这就会弄得小小班主任左右为难。

　　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之际，“社会实践”的作用也令人生疑。我甚至觉得，除了让学生从繁重的学习中暂时解脱，轻松三五天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积极的结果。有时甚至会有反作用。有一年，學校到郊县去社会实践的学生在调查中接触到一起环境污染案，学生调查了三天，写出事件真相并送到电视台。结果，不但媒体不敢公开调查结果，连“社会实践基地”的教师也来打招呼，说对方“省里有人”，不要再调查了，人家会报复，砸了我们的饭碗全家得喝西北风云云。

　　学生到外地一家企业去“社会实践”。看了他们写的调查报告，我认为一点价值也没有，而且全班同学写的内容几乎一个样。可是有学生公开说，那家企业“很够意思”。怎么“够意思”呢？原来，学校托家长找了业务上的关系户，那家企业把接待这五十名学生作为讨好客户的路子，不但热情接待，汽车接送，住宿不收费，还请学生吃饭。“社会实践”被企业“包”了，调查数据由家长准备好了，食宿有人侍候了，这样的“实践”也就完了。如此“社会实践”的价值，也许只是提前让学生接触社会不良风气罢了。

　　寒假，因为有社会实践任务，一批高中生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学生还算懂事，知道不应空着手去，于是买了一纸箱水果。到了敬老院，他们意外地发现出来接待的院长并不热情。“老人们在睡觉，”院长说，“不能吵醒他们。你们应当预约。”学生有点失落，他们原以为老人们会夹道欢迎的。待老人们睡醒，学生送上水果，说了几句话，就又到了院长办公室。院长径直问：“你们是不是要盖章？来，把写好的证明拿来。”——你看，一切都像例行公事，那位院长富有经验，一看就知道这些学生是为了完成社会实践任务才来的。一年到头，她不知道要接待多少这样的学生，所以早就冷漠了。

　　从报上看到有作者写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参加募捐的过程。那位八岁的女孩为了募集十美元，想到可以向邻居推销巧克力，每盒加价一美元。父亲想帮她，打算买下全部的巧克力时，她说，捐献是每个人的事，每个人只准买一盒。她挨家挨户向邻居们说明情况，第二天才把巧克力送上门取款，一切都有章有法。孩子在这样的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培养了独立做事的能力，而且在与人交往中熟悉了法规，学会了礼貌。

　　在一些国家，报考医学院需要“社会服务记录”，因为医护是高尚的职业，需要有良好的品德。如果我们也实行这样的录取方式会怎样呢？不久前在谈到改革高考，学习发达国家的办法时，有学者提出可以考虑建立“社会服务记录”，使之在高考成绩中占一定的比重。但是马上就有学者反驳：在中国，你要什么样的证明家长都有办法能给你搞来。有权的官员，他会凭借权力，因为任何部门的公章还是由个人说了算；有钱的，他可以花钱买通关系户；有的甚至不需要通过什么关系，他直接到大街上找随处可见的“办证”，打个手机，就会有人把他要的公章送来。这种种欺骗在中国社会早就不再是耻辱，而且简直成为值得炫耀的权力地位象征了。各级政府都有一些秘而不宣或心照不宣的事，中国媒体上每天都有靠不住的消息，群众弄小小一张假证明何足挂齿？

　　【选自中国教育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