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翁以九十三高龄驾鹤西行,是意料之中的事,谁又能够抗拒这自然的法则;不过,对我们这些喜欢读他文字的读者而言,却是另外的感受了——那是不可弥补的惋惜,从此再也读不到他新创作的文章了。
裳翁创作力之强,是令人惊叹的,直到去年年底他还出了一本《来燕榭文存二编》,收的都是以往两三年的作品,我那时读了大为钦佩。古人有“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语,这是公认的规律,只有写到了老年,无所忌惮时可以放胆直言,而文字上的豁达也是醇厚的风景了。因此,我格外喜欢读那些文学老人的文字,即使寻常的或司空见惯的,因有他历尽人生况味后的独特颖悟,也呈现异彩。孙犁曾说过,文章老更成,也要看老到什么程度,老到了熟烂,也就不是老更成了。各人的情况不同,如裳翁,他的文字从来就没有给我们陈腐的感觉,我尤其惊诧,他与冰心、巴金十分相似,文风是越到老年越辛辣,有那么一份健旺的生气与精神,字里行间透出的,还是满有战斗力的锐气。
人生暮境一切看淡,其实可以与世无争,这是多数人的活法;可是,裳翁足不出户,却心怀天下,即使是翻读闲书,也不仅仅只是消闲。消闲也无可厚非的,何况,这些年来社会上已是时风了。但裳翁到底不愿如此,这儿他更像一个倔老头,他的坚持从来没有改变,如果有变化,其实只是文章更加成熟,岁月淘尽了浮沙,种种的小机智与小聪明,都被吹走了,留下来的只是沉静的浑穆,一种不借助任何妆饰的睿智,明察秋毫,文字更如秋水长空的澄明。
我正在读的是他写于二〇〇八年的《苏东坡是一堵墙》,标明时间是以此证明他思想的明白。为何选这一篇,其实只是随机的,没有别的意思。这似乎更近于随笔,却有杂文的味道,裳翁的文章,即是散文也带有杂文的笔法,这是他的风格。仿佛谈的是苏轼,其中微言大义,却尽在弦外。我们读到他随手提及的近事,其实也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周作人附逆坐牢,可是他不忏悔,自拟东坡,有诗曰“恰似乌台诗狱里”,还满心委屈呢。这是躲在苏东坡这堵墙下,想挡挡风。其实,他这是情急之下胡乱捞得一根救命稻草,不过落下笑柄罢了,结果连其学生俞平伯先生也摇头叹息说他:“竟自比东坡,可谓奇中之奇,读之令人寡欢。”文章是一回事,但知堂的人品却是不值得为尊者讳的。此文的意义并不在怀旧,那是毫无意义的,其意义乃在非今。近些年来,知堂的文章价值重被发现,可是也不免有因其文而原谅其人的,或有忘了是非之处,就令人如鲠在喉,不能不辩。裳翁此文即为此作。此际,忽然又想起前几年谢世的另一位文化老人何满子先生,在张爱玲大红大紫的当下,他独弹反调,力斥其与汉奸胡兰成之乱世姻缘。虽然不能因此即断张爱玲为汉奸,起码也是缺乏是非观念的糊涂蛋。国家与民族大义,高于一切,这是无疑义的,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彪炳千古。因此,我钦佩黄裳、何满子,还有孙犁先生,他们或有不足,其实完人都是后人所臆造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这份凛然大义,乃是中华民族之魂。
在读裳翁晚年文章时,相当的文字是与他人的争论,如与柯灵,与张中行、葛剑雄,乃至止庵。其实这不是他的本意,是“余岂好辩,余不得已耳”,柯灵、张中行先生我都十分敬重,這样相驳难的文字,马上引起我们的围观,谢其章甚至说这是聪明脑壳的碰撞,令人快哉。其实,仅仅如此,则未免有化严肃为轻佻之嫌,于他们争论的意义是小看了。我发现裳翁的以上辩难文字,都牵涉到一种是非的大义,在这问题上他特别明白。当然,其他人也不好说都错,或者所处的环境,所见事物的角度,各有不同,有所异也正常。而争论即证明有不同意见,总比非此即彼的斩钉截铁,以及一个脑袋思想,好得多了。这是社会的进步,令人欣喜。
我们于裳翁有种种衔头,无非什么什么家,也不能说错,他的多方面成就,一大套数百万字的《黄裳文集》,也足够支撑起这些,乃当之无愧的。不过,我想裳翁如果有所选择的话,他更愿意人们把他看作一个读书人。读书是他人生的主要内容,给他带来快乐,也带来了思考,其实,他的写作在某些层面上,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读书的延伸。
一个读书人,他的幸福乃在于不断地有书阅读,可是,裳翁浩劫时所有的书都被卡车运走,在《前尘梦影新录》前记中,我们读到这么一个生动的细节:当书都装走时,他忽然看到地上有一本果戈理的《死魂灵》,就想留下来。因为在一篇文章里,他说曾问巴老,文学翻译中最好的是哪一部?巴老不假思索回答,是鲁迅译的《死魂灵》。他所收藏的就是这个译本,他十分喜欢。可是即使鲁迅译的,也不准,最后得以留下来读的,只有《毛选》及一本为胡风集团写的按语。他的书呆气如此,也可以说死不改悔矣。
见过晚年裳翁的,都描写说他木讷,不怎么善于言辞,这与他文章的文采斐然恰好相反。或许这也是他文章好的原因之一吧。记得巴金说过,他因为口才不好,心中有许多的话,才借助纸笔。幸好如此,他们都把思想留下来了,不至于话出如风,转瞬消逝,这是造物者的厚爱。此刻,我搬出裳翁的书,从阅读中我深切感受到,裳翁虽去书魂在,这是令人欣慰的。裳翁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有一代又一代的喜欢他的读者,他不寂寞。
【原载2012年9月16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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