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写批评性、思辨性的文章，可能基于我好辩的性情吧。孟子说他“好辩”是“不得已”。这“不得已”，一是说客观上人世间有许多不平事不明理，需要人讲；二是说自家个性中有忍不住表达的冲动。“好辩”个性不表现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讨厌“话痨”和“麦霸”，而在书面表达上却常有辩驳冲动。
追根溯源，我的“杂文”写作，可说是从贴“大字报”开始的。在生产队做记工员期间，我给姚新章叔叔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像杂文，叫《政工员变成了争工员》。新章叔是当时罕有的上过初中的农村人，身为独子却报名参军，从空军转业回家，做农活显然不如同龄男劳力，每个月评工分时，他都要为自己辩护一下。我这篇“杂文”很刻薄，拿他的（生产队）民兵排政工员身份说事，但姚叔叔并未记恨。一年后，他做了大队民办小学校长，当他得知我辞了生产队记工员去当修飞机场的农工，指标被取消而不知如何是好时，把我要到学校做老师。后来姚叔叔被招工去了武钢。前几年因病去世归葬本村。回老家看望村头坟地里的已故亲人，但见新章叔坟上草青青，心里不能不涌起愧疚、感激和伤感之情。
第二，除了写杂文，我没有多少别的选择。我有两个想法，一是社会进步靠合力，行行出状元，人格与追求不堕落，做什么都可以；二是我们这种出身底层的人，受限于大环境和人脉背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去寻求自我实现的空间。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脱产进修高等数学，报考的是理科，如果单位同意，我的人生轨迹就不一样了。后来读了北师大，却没能像大多数同学一样如愿分到高校当老师；也无缘进省市机关，而是被“踹”到武汉市青山区政府（不仅偏远，而且区情特殊，副部级的国中之国武钢有公检法，都不把市政府放在眼里，“辖区”的一冶公司、青山船厂、武汉石化、461与471军工厂，都是独立王国，个个比区政府行政级别高），我尽干些写简报和领导讲话稿的活，感觉无聊，便开始学写杂文和时评。得到《湖北日报》张宿宗和《武汉晚报》刘满元等人的鼓励，发表了一些短文，据此调入了我毕业分配时进不去的报社，从此开始了这辈子的言论编辑生涯。做报社编辑，直到退休我都没有得到过进修机会。时间是碎片化的，读书也是碎片化的，业余写杂文与时评最接近本职工作，也有利于自我“表达”，这也许也是现在杂文与时评作者，多为传媒人的缘故吧。
第三，杂文写作既是我的生存方式，也赋予我生活意义。鲁迅尚且说他写的杂文是“速朽”的东西，如今我们吞吞吐吐讲些关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常识，更不能奢望作品传诸久远。所谓生活意义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公民参与了公共生活，自认对推动社会进步尽了力。退休这大半年，我文章写得少了，除了编有历史见证价值的个人纪事丛书“白纸黑字”，就是接受搜狐与网易的邀请写微博，还有就是参加一些论坛和讲座。微博也是杂文，相当于鲁迅早期写的一则则随感录；演讲稿可算广义杂文，在鲁迅杂文集里就有不少。总之，只要是表达自我、参与公民社会建设，就符合我的志趣。赋予我生活意义的第二义是说，杂文表达使我“身在矮檐下”而实现了苏轼所言“头虽长低气不屈”，得以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众仍能获得做人的基本尊严，并赢得了知音，即满足了马斯洛人生自我实现理论中所说的高级需求。当我生病的时候，有那么多读者致信致电《南方周末》编辑部关心我的健康；当我被隐名埋姓的时候，中国作协颁给我“鲁迅文学奖”……今年7月15日，从贵阳市坐长途大巴颠到黔桂湘三省交界处的黎平县参加腾讯网办的一个公益论坛，刚在酒店住下，有两个中年男子来访，一个是该县旅游局局长罗永光先生，一个是该县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杨祖华先生，这两个偏远地区的官员说他们是我的忠实读者，上个世紀读过我不少杂文和评论，让我好感动。常言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写杂文而有这么多相识不相识的知音，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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