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梁山一百零八人大聚义后，也就是《水浒传》的第七十回之后，有两次小股活动，一次是宋江元宵节东京看花灯，一次是燕青泰安州岱庙打擂台。这两次活动，李逵都是参与者。

　　李逵上梁山之前，曾在戴宗手下干过江州监狱的獄警，大概也算公务员编制。这应当是李逵从政的最初经历。不要以为李逵身上充满兽性、匪性与奴性，其实，李逵上山之初就表达了强烈的从政愿望，他指出：“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第四十回）李逵之所以受赞扬，大约与他这种“造反精神”有点关系。从他这段表白中，可以看出，李逵不仅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好士兵”，而且深谙从政的基本格局与规则。特别是在宋江刚刚上山的当口，他也知道，晁、宋二位即使当皇帝，也有大小之分；吴用、公孙二公即使从政也不适合当将军，真可谓知人善任！由此可见，李逵从政也是一块好材料！

　　可惜的是，作为江州牢城营的小牢子，由于结识了具有谋反野心的宋公明，在很长时间内，李逵失去了“向上爬”的路径与机会。至于他能否适应官场的“潜规则”，能否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也失去了显示与施展的场合与机遇。尽管宋江的招安主张，可能创造更直接、更有效的从政机会，然而，直肠子的李逵似乎总是不能深加体会，反而屡加反对。

　　就其表象来说，在从政问题上，李逵的知与行似乎是脱节的，关键在于他始终未曾获得从政的平台与机会。后来，机会终于来了，在这两次小股活动中，小说作者用了三个回目的篇幅描写了李逵一路上的行径。李逵随同燕青去泰安州打擂，是第二次行动。返回途中，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寿张县（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黑旋风的令名，足以“医得小儿夜啼惊哭”。他的到来，已吓得县衙吏员作鸟兽散。为了举行一次正式的升堂仪式，必须做好组织工作。李逵随即颁布“政令”：“着两个出来说话，不来时，便放火……你们令史祗候都与我排衙了便去；若不依我，这县都翻做白地。”（第七十四回）李逵虽然只是“乔坐衙”，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实战操作之机会。这个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的水洼草寇，当他戴上幞头，插上展角，穿上公服，登上皂靴，系上角带，手持槐简，人模狗样地端坐在县衙大堂之上，元代汪元亨所写到的“厌襟裾马牛，笑衣冠沐猴”（《朝天子·归隐》），大概厌、笑的就是这副模样。李逵一本正经地坐堂施政，虽然是开天辟地头一匝，似乎他天生就懂得行政司法一体化的国情，为了过一把发号施令、口含天宪的从政之瘾，他竟然指定两个牢子扮作告状人来应承。且看李逵是如何依法行政或曰依法判案的：

　　两个跪在厅前，这个告道：“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那个告：“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逵道：“哪个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哪个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

　　先不要评论李逵的判决是否公正，不妨且把他这次的施政看作模拟与实训。然而，从他此前经手处理的两件民事纠纷，即可了解其人的执政能力与施政水平。在李逵的逻辑里，“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最后得知所谓梁山宋江抢劫民女之事，不过是“依草附木，假名托姓”之事，直到真凶毙命，尴尬的李逵只好向宋江负荆请罪。

　　【选自新浪博客】

　　插图 ／ 裙带关系 ／ 张贤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