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路

　　

　　让“乌纱帽”成为“权力符号”，不算本事；让“乌纱帽”成为“道德符号”，千古难得，且要付出代价。后一方面，明朝的海瑞，举止出色；“三国”的盖勋，表现也够格。但海瑞名气大，盖勋名气小，有点不公平。

　　写“三国”，把盖勋遗漏，是可惜的。《三国演义》没写，还解释得通，因为丝丝入扣的情节，难以横插；《三国志》漏掉，就不应该了，你是写历史嘛，怎会眼睁睁对官场上如此特立独行的一位视而不见？好在《后汉书》作了弥补，否则，盖勋这一生，白忙活了。

　　据《后汉书》说，盖勋字符固，敦煌广至人，初为汉阳长史，后拜京兆尹。

　　上海的历史学家赵剑敏，在他的史诗之作《大三国》（安徽人民出版社版）里，有一小节，专写“敦煌人盖勋”，算是让盖勋在“三国”的T台上，潇洒地走了一回。T台的模特儿，一般都有华彩动作；盖勋也有华丽的表现。仅举其中的五件。

　　──关于苏正和。汉阳郡从事苏正和，弹劾贪赃枉法的太守。凉州刺史梁鹄接案后，“想杀了苏正和，讨好太守，以保全乌纱”。他征询同苏正和有深仇的盖勋，盖勋的心腹劝主子乘机报仇。盖勋反驳道：“不可。谋己事而杀良臣，非忠义之举；乘人之危而落井下石，非仁德之行。”他还直接对梁鹄说：“缚鹰却欲使其擒鸟，擒了却要烹鹰，那还怎么能用鹰？”苏正和保全性命后，要求面谢盖勋，盖勋拒见，让人传话给苏正和：“吾为梁使君考虑，不是为苏正和。”

　　──关于杨党。长安县令杨党，仗着父亲有权势，贪赃受贿。《大三国》写道：“盖勋立案予以清查，查出杨党得赃款达千余万。贵戚纷纷前来说情，希望撤消此案。盖勋严词以拒，将案情直呈灵帝，并把杨党之父牵入在内……此案判决后，盖勋威震长安。”

　　──關于高进。高进乃小黄门高望之子。高望受宠于太子，太子嘱咐蹇硕将高进拔为孝廉。当时盖勋为京兆尹，按规定，文书需要京兆尹签署。盖勋觉得高进不符条件，拒绝签署。有人以“太子是天下副主”为由，劝盖勋识时务。盖勋说：“选贤是为报国，非贤不举，死亦何悔！”

　　──关于左昌。凉州刺史左昌，为筹集军费，抵挡叛军，强令在押的盗贼交出千万巨款。盖勋进谏说，盗贼迫于生计造反，不可能有巨款，若非法榨取，必将进一步驱民为盗。左昌不听，还藏暗害之心，命盖勋领兵赴战事最激烈的前线，以便在失利时收拾盖勋。谁料盖勋捷报频传。叛军一个斜插，把左昌围困在凉州首府。盖勋接到告急檄书，尽管有人反对救援，他仍出于公心，以德报怨，驰兵解了围。后来与羌兵作战，盖勋受重伤，宁死不屈，羌兵受感动，送他回汉阳。

　　──关于董卓。司空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满朝上下，噤若寒蝉。惟有盖勋，从长安写了一封信给董卓 ──

　　“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

　　别看庆贺的人挤满门口，那吊丧的人已等在坟墓前了。这是对独夫民贼董卓的大胆警告！

　　盖勋头上的“乌纱帽”，是一种“道德符号”，是为官者在驾驭“权力马车”时的一杆路标，上面写着──反腐肃贪，秉公报国，唯贤是举，反对徇私，不畏强暴，敢于直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注重仁德，讲求忠义……他斥责的“非仁德之行”——“乘人之危”，后来积淀为一句成语。

　　盖勋的人生理念，《大三国》没说，我看是四个字：敬畏历史。盖勋对得起头上的“乌纱”，他“特殊的为人，特殊的精神，震撼了天下之人，也震撼了大同乡的董卓”。董卓没敢杀盖勋，而盖勋的“吊者在庐”一语，却在不懂“敬畏历史”的董卓身上应验了——若干年后，董卓被杀，暴尸街市，点了“天灯”。

　　盖勋的知名度，与其高风亮节，不成正比。所以，除了《大三国》着力渲染外，我以为，还可编一出京剧，题目就叫《董卓与盖勋》。就像京剧《曹操与杨修》，一上演，抬高了杨先生的名气，连街巷里的白胡子大爷，也齿牙漏风，在嚷着“杨修，杨修”了。

　　【原载2012年9月7日《大公报·大公园》】

　　插图 ／ 份量 ／ 张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