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

　　奇哉怪也，时空相隔已逾六十载，柳亚子先生的《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竟然具有如此穿越能力，似乎预见到了当下社會兴起的“国学热”、“读经热”、“文化复古热”。

　　作品以“读经问题”为切入点，实际上是对国人的文化取向的思考。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记录了它所经历的历史，也决定了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文化“早熟”而“晚成”。谓其“早熟”，因为在人类大多数文明尚处于“神权时代”的时候，包括孔子、孟子在内的先秦思想家们就开始了对于“人”、“人性”的思考；谓其“晚成”，则是因为直至今天，当普世价值和现代精神在多数文明中已然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中国文化却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型，惶惶然无所归属。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导致了文化的变异，掐断了先秦诸子思想中“早熟”的人性萌芽，本来活泼思辨而又充满人性的思想学说，被统治者“拿来”之后，变成了禁锢人心的封建意识形态。“四书五经”经过专制权力不断删减、不断阐释之后，已经离其原本的精神越来越远，成为了不允许被质疑和挑战的专制权力的化身、封建文化的标本。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各种文化思潮熔于一炉交汇碰撞的关键时期。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只有极少一部分精英知识阶层，广大民众还生活在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之中。尽管如此，作为经历过“五四”启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柳亚子对于封建文化的回潮和复辟保持了敏锐的感知和高度的警惕：“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也非例外，决不能再把过去封建时代的废铜烂铁，搬出来当作国宝用。”

　　柳亚子《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创作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华大地上再现“读经热”。尽管有人欢呼，有人批评，但更多的人开始抱有一种宽容的心态。何以如此？经历了一百年西风东渐的文化洗礼，今天我们再读传统文化的经典，真正上当“被毒害”的人，即或有，恐怕也不多了。孔孟的经书，已由昔日维护封建权力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今天重建道德人心的心灵鸡汤。

　　“经”有种种，不独孔孟。孔孟的经书曾经被我们以“清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名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脚”，现在虽然在“国学热”的背景之下逐渐回归尊严，但也基本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了。但时至今日，那些自小便灌输给我们的观念教条，那些不许质疑、只能信仰的思想学说，何尝又不是新时期的“四书五经”呢？它们，而非孔孟思想，也许才是真正影响我们当下中国社会体制继续深化改革、民族文化全面复兴的思想藩篱吧！

　　当然，这些都是关于“读经”问题的另一个层次的思考了，不宜深说，就此打住。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江苏吴江黎里镇人。十七岁至上海，入爱国学社，为蔡元培、章太炎弟子，始谈革命。1906年，由马君武、刘师培介绍，入同盟会，复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9年11月13日创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主持社务多年。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遭迫害被搜捕，以匿于复壁得免。抗日战争时期，他流亡重庆、桂林、香港，自比为行吟泽畔的屈原。他潜心南明历史的研究。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与柳亚子会晤。手书《沁园春·雪》词相赠。解放后，他历任中国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柳亚子一生写下了大量声情激越、意气风发的诗篇。计有诗七千余首，词两百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