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1、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在《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忠告》中，罗列了上百条写作的“戒律”。其中有这么几条：“不要写遵命文章。”“不要歌功颂德：你将会后悔。”“如果你不能说真话，那就保持沉默。”“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们的怀疑。”“不要用意识形态的行话玷污你的语言。”……所谓“君子爱口，孔雀爱羽”，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写作的人，很有必要把这些忠告视为标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安·兰德说：“言论自由是指政府不得对公民的言论采取制止、干涉或惩罚的行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这个法律不适用于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它只适用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确保政府不剥夺公民发表言论的权利。”（安·兰德《言论自由》）这段话，把个人与个人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那么多无谓的“口水战”；处理好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跨省追捕”网民、记者、作家的荒唐闹剧就不会轮番上演。

　　3、教育能兴国，也能亡国。清人钱曾在《读书敏求记》里写道：“秦火之后，书亡有二，其毒甚于祖龙之炬。一则蒙师之经解，逞私说，凭臆见，专门理学，人自名家，汉唐以来诸大儒之训诂注疏，一概漫置不省，经学几乎灭熄矣；一则明朝之帖括，自制义之业盛行，士人专攻此以取荣名利禄，五经旁训之外，何从又有九经、十三经，而况四库书籍乎？三百年来，士大夫划肚无书，撑肠少字，皆制义误之，可为痛惜者也。”他把理学对儒家经典的曲解、八股文对读书人的思想钳制，和秦始皇的焚书相提并论，认为“其毒甚于祖龙之炬”，真是一语中的。专制统治下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奴才当国，焉得不亡？

　　4、一种不讲道义的统治，连野兽也忍不住要奋起反抗。莫罗博士岛上的“兽人”们宣称：“我们不再有主人，不再有鞭子，不再有疼痛屋。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喜欢法律，还要遵守法律。可是再也不会有疼痛，不会有主人，不会有鞭子啦！”（威尔斯《莫罗博士岛》）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觉醒，是任何鞭子都打压不了的。

　　5、日本人对中国观察之细致，思考之深入，研究之透彻，常常令人感到吃惊。晚清时期曾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佐藤铁治郎，在《袁世凯》一书中，针对当时的局势评论道：中国“五千年老大帝国，专制达于极点；四百兆之众，如居水深火热之中。自洪、杨变后，不但无民气可言，直喘息皆无。国家视人民又犬马不若，人民与国家亦漫不相关”。又说中国之居高位、拥厚禄者“惟求个人财产而已，且有为外人做傀儡、充间谍者。前如翁某之孙，月得某国五千金，而充奸细；近如日俄之战，某尚书之子，某将军之婿，洋务局某道台，皆得某国重金，为暗通消息”。自贱之人，人必贱之；内政不治，必有外忧。从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来看，平心而论，外人之所以小觑中国，实在是因为我们本身有太多不争气的地方。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自省、自新、自强。

　　6、在1963年8月28日的华盛顿游行集会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他告诫自己的同胞：“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切不可因一步踏错而犯罪；我们切不要因为对自由的干渴，而痛饮仇恨的苦酒；我们应该在斗争中永远表现出我们崇高的尊严和纪律；我们不能容忍我们富于创造的抗争沦为粗野的暴动。”据说当时集会的人数有二十五万人，那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如果把马丁·路德·金换成洪秀全、杨秀清，结果会怎样？

　　7、陈白尘在《牛棚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养鸭子时的心境：“鸭子们也有斗争，但只限于以头相顶，力弱者退，没有你死我活的搏斗。”“数月来，日与鸭群为伍，对这群小动物有了很深的感情了。”一个被从人群之中“隔离”出去的知识分子，不能与人谈感情，只能和动物谈感情，只能在动物身上寄托自己的情感，那是多么可悲的年代！

　　插图 ／ 加固 ／ 巴尔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