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瀚

　　“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李启铭在大学校园醉驾肇事后抛出这句“豪语”，使得“我爸是李刚”已经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语。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高衙内和薛蟠，也让社会再次关注所谓的“官二代”现象——通常指官员们的子女依仗父母的权力，或寻求资源特权（包括公务员入职作弊、商业垄断、信息垄断等），或仗势欺人、枉法横行。

　　“官二代”现象深植于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也深植于历史传统，即历代同构、具象有异的中国官僚政治。

　　官僚政治造就了权力本位，并由此衍生出相应的社会生态。在其每一次崩溃到来之前，其社会生态似乎也存在某种类似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现象：王权及其官僚体制搭建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官僚集团既是代表王权的执行机构，也是与王权相生相克的利益群体，它拥有掠夺一切资源的暴力。官僚集团所占据的权力位置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未能进入官僚集团的人们，处于被掠夺之位，摆脱苦海的惟一出路就是跻身官僚集团，至少成为他们的帮凶、帮闲。

　　与官僚集团相比，民众反抗的能力通常弱小而分散，在严密的权力控制下，无法组织起与官僚集团相抗衡的力量，只能任人宰割，导致全社会普遍膜拜权力，盛行惟一的邪教——“权力拜物教”。

　　官僚政治下，权力对一切可掠夺的财富在上交王权的定额外，均有肆意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本身属于具体执行者的权力内容，但当它发生之后，通常并没有常设的有效权力可以制约它，更没有相应的个体性私权和社会性权力能够制衡它。所谓的“法度”无非是官僚集团内部分赃的法度，与保护人民利益无关。

　　当古典官僚政治的宿主王有制和科举制结束之后，到了现代，各国虽然另换政治衣衫，官僚政治却海棠依旧。就我国而言，近三十年来渐进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促成民间财富的增长以及公民精神的部分普及，这种力量受制于官本位，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对官本位构成真正的制衡与威胁。为此，权力本位纹丝未动，其衍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并无根本性改观，权力崇拜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以权力为核心，由血缘、姻亲、熟人等关系组织起来的“权力——财富”暗流，默默中冲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之基。不但掌权者及其分享者自认为可以法外横行，全社会也无奈接受，甚至许多人是在“热考公务员”“流着口水骂贪官”的嫉妒中接受。李启铭相信“我爸”可以肆意枉法，而社会大众也认为若无意外，“李刚”们定能办到。

　　但肇事者李启铭，由于年轻骄横，或者是因为酒后失言，将一个社会普遍的潜规则以血淋淋和蛮横的方式赤裸示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声讨，虽然未必定能促成此事公正处理，但至少会提高公正处理的概率。

　　其实这种“李氏骄狂”于社会反倒成了虽然扭曲但产生实效的“信息公开之举”，真正可怕的反倒是那些低调、隐秘甚至完全悄无声息的枉法——然而，可悲的是，它们才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官二代”现象随官僚政治而生灭，而官僚政治不可能自行消灭。历史的变迁未必有什么规律，一切有赖于人们的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以私权和各类社会自治互助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之健康成长，或许是出路所在。

　　【原载2010年第42期《新世纪》周刊】

　　题图 ／ 子继父权 ／ 陈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