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慧

　　前段时间，关于“鲁迅大撤退”的话题在媒体上讨论得沸沸扬扬，作为中国杂文界标杆式的人物，鲁迅所面临的境遇，其实也不妨看做是今日杂文生存境遇的一种折射。

　　一个批评者众的年代，到底是好年代还是坏年代？为何在鲁迅强调“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的六十多年后，公众仍无法对他几篇檄文的去留保持平静？我想，一个毋庸置疑的原因是，与近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社会中无数的矛盾、弊病和不安，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减少，而批评所依托的最便于攻战和启蒙宣传的文体——杂文，或曰反思和自省的火种，反倒日渐微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深思。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远离批评，如同一个人想要获得人格的全面发展，就不应该被吹捧和赞美迷住心窍。杂文常被人们比做匕首、投枪——说到底，杂文的天职就是批评、批判。而独立批评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以一切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为靶标，不依附任何派别和阶层，冷眼观察，见微知著，竭个人之薄力，直言敢谏，启迪良知，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毋庸置疑，只有批评的声音多了，“善”的力量才会获得可喜的成长空间，民主和法治才能不偏离正轨，人们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

　　多年来，评论或曰批评就一直是《同舟共进》所倚重的，正因为此，刊物汇聚了众多践行社会价值、坦荡发声的知识分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作者队伍。其中，大家和新锐“济济一堂”，来的都是“座上宾”，既有老辣劲道的杂文界领军人物，也有意气风发的快笔好手。同时，刊物周围也积聚起一大批关怀国是民瘼的读者，吸引他们的正是这份先声敢言和针砭时弊的锐气。这种言路风格和方向，是《同舟共进》自创刊起便一以贯之的，皆因我们深知，一份刊物想要有固定的读者群体，就必须树立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品位，如若一份刊物没有可以“亮出来”的“王牌”，面目模糊，棱角两可，读者必无所适从，结果只能是弃之而去。

　　《同舟共进》不以对世事反映快速的时效性见长。每期选择稿件时，我们总要面临痛苦的抉择，因为好文章不少，而版面有限，这就逼着我们必须用高标准选稿，力求多出精品。一分耕耘一分回报，2009年10月，在由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出版报》、新浪网等机构主办的“首届中国新锐媒体评论大奖”中，《同舟共进》获得“年度媒体奖”，大奖组委会在颁奖词中写道：“《同舟共进》坚持理想，特立独行，对中国转型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论说，特点最为鲜明，立场最为清晰。2009年，《同舟共进》以大量锐利的评论文章，开掘历史、聚焦现实，继续‘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延续思维。”这是对刊物所做的最好概括，也是对编辑部多年努力的肯定。另外，我们的老朋友、知名杂文作家陈四益先生刊于2009年第10期的《忽然想到——关于“扯淡”》，也荣膺“年度作品奖银奖”，实在可喜可贺。

　　承蒙《杂文选刊》编辑厚爱，此次“杂文专版撷英”中所选择的三篇杂文，便有着鲜明的“同舟风格”。陈四益先生的“忽然想到”系列，敏锐地捕捉时弊，反思深刻，其剖析问题的视角独特，入木三分，梁晓声先生的《论文化在政治之上》，警句连连，通篇充满了哲理性的思辨。

　　毕星星先生的文章，单枪直入，直抒胸臆，读后让人不得不为他充满智慧的说理、丰富翔实的论证、掷地有声的语言而折服。

　　鲁迅虽已逝去，横亘近一个世纪的对黑暗的批判与反抗却远未被磨灭，我们依然欣慰地看到，当代知识分子，他们中一些最优秀的个体“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作者系《同舟共进》编辑）

　　插图 ／ 火种 ／ 凯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