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强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里有一个章节,谈到晚清时期北京的城建以及当时的拆迁现象。其中写道:“护城河工费太巨,尚未疏通,大明壕上之房屋,亦无法拆除。当时虽属专制王朝,然拆民房须给补偿,无此经费,即无法拆除……”我读书至此,颇感惊奇。都说清政府腐败无能,没想到在拆迁问题上,竟然有令今人汗颜之处。

　　库尔特·冯内古特《没有国家的人》:“即便我们用第一批氢武器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又怎样呢?释放的毒药也会渐渐把整个星球扼杀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毁灭力,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经》如是说。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千字书》是布拉格之春的第一个重大宣言……一批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接着是普通民众,签名如此之多,数都数不清。”政治清洗开始时,“.凡承认签过名的,当场被解雇”。——工作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没有工作权,谋生就成为问题,生命就没有保障。统治者对付所谓“异己分子”的惯常伎俩,就是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以此向全社会传达一个傲慢的信号:听话的有饭吃,不听话的没饭吃。赤裸裸的杀戮,暴露的是凶残;对工作权的剥夺,暴露的则是阴险。

　　《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高喊“自由”、“救国”的罗伯斯庇尔,使巴黎的协和广场变成了政治屠杀的法场。波德莱尔说:“所有的革命都以屠杀无辜者为必然的结果。”(《私人日记》)这句话也许过于偏激了,但恰恰因为其偏激,更能刺痛人的神经,激发人的思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色拉叙马霍斯与苏格拉底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色拉叙马霍斯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老百姓给当官的效劳,用自己的效劳来使当官的快活,他们自己却一无所得”;“那些不仅掠夺人民的钱财,而且剥夺人民的身体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苏格拉底不同意这种说法,答道:“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才以为,色拉叙马霍斯说的是事实,千百年来,这一事实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苏格拉底说的则是理想,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在为实现这个理想而苦苦思索,孜孜不倦。只要还有漠视苍生的强权存在,人类寻求正义的步伐就永无休止。

　　奥斯卡·王尔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这是《快乐王子》留给我的印象。他在访问美国时的一次演讲中说:“在那些苦工们晚上聚集在一起吃晚饭的中国餐馆里,我发现他们用和玫瑰花瓣一样纤巧的瓷杯喝茶,而那些俗丽的宾馆给我用的陶杯则足有一英寸半厚。中国人的菜单拿上来的时候是写在宣纸上的,账目是用墨汁写出来的,漂亮得就像艺术家在扇面上蚀刻的小鸟一样。”别人从唐人街的中国苦工身上看到 “下贱”和贫穷,王尔德却看到艺术和美。这再次证明了他的心地善良。我对那些不以轻蔑的眼光看待“弱者”的人,总是满怀好感。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如果活得没有尊严,那不仅仅是他们的耻辱,而是所有人的耻辱。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一切写出的作品中我只喜爱一个人用血写成的东西。用血写,你会体会到,血就是精神。”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读到用血写成的文字了。放眼所及,满目皆是“水文章”——也许连“水文章”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口水文章”。

　　插图 / 书中世界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