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辉

　　我自小就被视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

　　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布置作文题: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的是我们家狗和隔壁狗“恋爱”的事;二狗子写的是他捡到了一支钢笔;三愣子写的是到敬老院给孤寡老人干活;四毛子写的是扶老奶奶过马路。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写的比他们高明多了。但结果想必大家都猜得到:二狗子、三愣子、四毛子都因为“思想先进”受了表扬,我却因为“胎毛还没褪尽,就这么下流”挨了批评。

　　我的诸如此类的“思想问题”在那个年月照例被换算成政治立场问题和道德品质问题,从小学到中学,即使成绩拔尖,我也没戴上红领巾,没得过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

　　天下事多“始料而不可及”者,我这样的人后来竟“混”进了教师队伍。

　　2004年,我的教师生涯遭遇“师德”瓶颈。按规定,教师上岗前须参加省里组织的多门课程的培训和考试,其中就有“教师职业道德”。第一节课我们接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我听得昏昏欲睡,快要下课的时候,老教师带有总结性地说了句:“没有国家,哪来我们个人!”一句话激活了我头脑里“思想的火花”,我在下面嘟哝了一句:“没有一个个‘个人,又哪来的国家!”

　　我的一句“嘟哝”,引来满堂惊惶的目光,一阵阵窃窃私语如涟漪般在课堂里荡开。我说错了吗?我们自小就被教育去做“铺路石”、“齿轮”和“螺丝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常讲“奉献”和“牺牲”。我并不完全反对。只是不愿意作为“齿轮和螺丝钉”去“奉献”和“牺牲”,因为“齿轮和螺丝钉”没有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后面这些话,我当然只敢在心里“嘟哝”,并没有用这些话跟须发皤皤的老者针锋相对。然而,我也知道,我“学习态度不端正”、“扰乱课堂秩序”的罪名已经坐实。

　　接受了数周的培训后,是“教师职业道德”考试,考卷上最后一题,也是占分值最大的一题是“材料分析题”,说某大学为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出台新举措,如果研究生出现学术道德问题,导师要一并受罚(大意如此)。考卷上照例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我像很多聪明人一样,从加强学术道德和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角度,对这样的“新举措”大赞特赞一番,也就没事了。只可惜这时我的“思想”又出了问题。我觉得,“新举措”也许能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问题有所助益吧,但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正确!研究生是成人,是完全自足的道德实践主体。若照“新举措”的逻辑,该“一并受罚”的不止是导师,还应该包括研究生的中学老师、小学老师,乃至幼儿园老师,甚至研究生的父母,因为他们在研究生尚未成年时,就参与了对研究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形塑,无疑应该对研究生的道德观念的形成负有更多的责任。

　　我为我的“较真”付出的代价是“教师职业道德”考了三次才算通过。

　　暑假前对教师进行学年考核,我的教学测评和科研测评,都排在前列,可惜“师德”测评的排名没有进前20%,所以只能放弃对我的“推优”。“师德”也开始被执行“量化考核”了!

　　我感到,我的“师德”问题,就像误撞入网箱中的鱼,已无可逃遁!

　　【选自《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