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 名

　　赵丹走后,常常有记者问黄宗英:“赵丹哪部电影演得最好?”黄宗英总是回答:“他的死。”

　　“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

　　赵丹命运的转折,是从《武训传》开始的。这部电影是他演艺事业的高峰,同时也宣告了他艺术创造自由的结束。

　　1951年,《武训传》上映之后,赵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当《武训传》大获成功的时候,《人民日报》却发表了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这篇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

　　这篇来头很大、指向明显的“影评”犹如一记闷棍,把赵丹打倒在地。从1951年开始,赵丹开始了艰难的转型,但是,在这样的表演形式里,赵丹找不到任何乐趣。在《银幕形象创造》一书中,赵丹曾把新的表演形容为在“九宫格”上写大楷:“一笔一画、规规矩矩,吃力得让人不忍心说声不好。”

　　赵丹把这些“牢骚”带到了公共场所。1958年,在一次讨论会上,别的演员纷纷表态要拍革命电影,只有赵丹说:“我要拍全部《三国志》、《水浒》、《红楼梦》,要赶上苏联的邦达尔邱克、印度的拉兹。”《青山恋》因为剧本一改再改,让赵丹非常生气,“改,改,改剧本;好电影不是审出来的,也不是改出来的!”1963年的春节宴会上,张春桥端着酒杯走过来想和赵丹碰杯,赵丹“啪”地一声把酒杯放到了餐桌上,然后扭过头去,眼睛望着远处,张春桥尴尬地走开了。

　　其实赵丹也在努力,这种努力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962年,文化部评选“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时,赵丹凭在《林则徐》和《李时珍》中的突破,位列其中。

　　但是,对于他的攻击从没有停过。赵丹不胜其烦,他曾在一次晚会上向周恩来诉苦,说是上海的“棍子爷”们(主管上海宣传工作的柯庆施、张春桥、姚文元等)老是整他,“抓住我一两句话就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周恩来安慰他:“不要害怕,有什么说什么!放心演好你的戏、拍好你的电影,这就是你最大的任务,我了解你。”赵丹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爷们不要再斗我!不要随便对我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为国为民拍他几十部杰出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给我发一张免斗牌呀!”然而,赵丹终究未能躲过后来的大批判。

　　“我是一个演员!”

　　1961年,赵丹曾经得到一个扮演鲁迅的机会。为了完美诠释自己的偶像,赵丹留起了鲁迅式的胡须,把自己的卧房布置成鲁迅卧室的样子,穿起鲁迅式的长衫上街买菜……这样的准备整整做了三年,但是,因为《鲁迅传》不是“写十三年,演十三年”的作品;再加上张春桥宣布《鲁迅传》摄制组是一个“烂掉的组”,《鲁迅传》摄制组支部是一个“烂掉的支部”,这个摄制组是“资产阶级彻底复辟了的典型”,《鲁迅传》剧组被迫解散。

　　赵丹没能演成鲁迅,备受打击。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从“文革”开始到结束,再到他复出,竟再也没有演成半部电影。

　　赵丹被关了五年,出来之后,差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但是内心演戏的愿望仍然很强烈。据秦怡回忆:“文革”结束之后,赵丹和巴金等人在一起聚餐,为了庆祝劫后余生,大家都喝了点酒,最后,赵丹很洒脱地把腿一伸,一下子躺到了地上,然后大喊:“自由了!光明了!要演戏啊要演戏!”赵丹曾天真地以为,“文革”的结束会是他黄金时期的开始,于是四处倾诉想演戏的愿望:“我快饿死了,我快憋疯了,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群众也好,我要演戏!”

　　赵丹最后的救命稻草是扮演周恩来,但这根稻草没有救得了他,反而给了他致命一击。

　　197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请赵丹扮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几场戏,但赵丹欣喜若狂,他对家人说:“把周总理的形象搬上银幕,全国就数我最有条件。和周总理经常接触,我太熟悉他了。我演周总理,不仅形似,更重要的是能神似!因为我和周总理是老朋友了,我最有资格演他。”为了演好周恩来,赵丹还找牙科医生做了整容,把自己的鹅蛋脸整成了周恩来的方脸。当赵丹试装后走在北影厂时,所有看到他的人都惊呆了:实在是太像了!然而,就在影片开拍之时,赵丹却突然被换掉了,接替他的是王铁成。王铁成目睹了赵丹心碎的瞬间:“那时候他八点半就去化妆,十一点半才化完妆,试完镜头,看着镜子里的形象,迟迟不肯卸妆。没有人忍心通知赵丹被替换的决定。最后,赵丹自己拿了一个包,悄悄地走了。”

　　赵丹这次被换角,是受江青的拖累。某位官员在得知赵丹扮演周恩来时坚决反对,因为“赵丹历史上跟江青的关系究竟怎样,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所以,他演周恩来不合适。这件事后,赵丹对自己能否再演戏已经绝望,他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画画中。一天,赵丹趴在地上画画时,来访的客人看后直夸好,赵丹突然吼道:“我是演员!我是演员!”说话的同时,眼泪奔涌而出。

　　长存人们心中的“屁”

　　赵丹一生共拍了四十部电影,其中,1933年到1949年间拍了三十二部,1950年到1965年只拍了八部,剩下的十几年,他没有拍成一部戏。不能拍戏,成为赵丹心中最大的痛。

　　1980年春,赵丹因上腹部疼痛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检查期间,他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的电报,邀请他在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扮演中国棋王况易山。赵丹立即要求出院,但是随后检查表明,他已经得了胰腺癌,而且是晚期。赵丹最后一次演戏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赵丹在北京住院期间,《人民日报》邀请了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呼应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的讲话“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赵丹很受鼓舞。十月初,赵丹在弥留之际,突然让黄宗英去请胡乔木,希望他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胡乔木如约而至,赵丹躺在病床上,让黄宗英代他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那篇整理出来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他的讣告的。赵丹的敢言,让文艺界多数人士敬佩,因为他说出了他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但是很快, 《人民日报》就受到了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一个领导说:“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赵丹的问题至死都没有最后结论。但是,時间最终还了他清白。1985年初,胡乔木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时说:“赵丹说过,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2006年11月,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选自《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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