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宇

　　人总是不自觉置身于多重悲剧中,身不由己也好,身在其中也罢,制造悲剧的人,往往也在承受悲剧,这就是大多数人陷入沉默的原因?

　　至少,这起事件中的大多数不是沉默的:12月20日,四川内江民工陈国芳和张大有从广西工厂返家途中,因大巴空调故障,偶感风寒,出现咳嗽症状,引发同车乘客的且疑且惧,两人于是买了口罩戴上。21日凌晨,在渝黔高速公路綦江段服务区,全车近三十名乘客经激烈讨论,进行了“民意表决”,所有乘客——当然陈、张两人除外——一致举手同意让两人下车到服务区去医院“隔离”。两人被同车乘客武力赶下大巴,只能在寒风中步行前往重庆主城,幸亏路遇高速公路执法人员,被送往附近医院检查后证实,两人只是患了普通感冒。

　　真相总是最后大白,可大白后又能如何呢?网络上,在新闻之后给出了两个问题:“如果您是车上乘客,您会怎么做?”“如果您是陈国芳和张大有,当时您会怎么办?”

　　悲剧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但对于这样一种方式的直接提问,我却没有答案:如果我是陈国芳与张大有,我还能怎么办?没有选择,只能下车,因为我已被恐惧放弃,已被人群放逐,我们并不能因此反人类;如果我是乘客,只怕也是举手的一个,因为我也恐惧,因为所有的人都举手了,放逐两个异类,并不足以成为罪孽。

　　没有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沉默么?在人们心里觉醒了的,仍然只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最大多数人最基本的权利。在不能确定他人是不是甲流患者之前,人们用最粗暴最冷漠的民意,剥夺了人们认为只是少数人的权利,但谁又能保证以后不会成为这个少数呢?你们就不会患上甲流?这一刻,我不觉得包孕于人类之中,不觉得“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不觉得“我与人类难解难分”。我在人群之中,莫名地孤獨。这一刻,仿佛又回到2008年9月24日晚的1291次列车上,一个叫曹大和的狂躁症患者被列车长捆死在座位上,列车长后来说,他是应乘客的请求这样做的。我相信,有乘客请求了,并且大多数乘客默认了。

　　在一幕幕剧情相近的悲剧面前,今天,人们应当深信:任何一项权利都只能在他人与自己普遍享有时,才得以实现,才得以保障,不然就只能是人人恨之的特权。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留下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我们讲民主太多,讲共和太少;讲自由太多,讲公平太少。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共和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当然,这还远不是悲剧的全部。一方面,人们惊叹于民意;另一方面,却又是被代表得最多的。此时此刻,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广州番禺的小区居民们,就是领导去座谈,不也还怕被代表了?在权利并不能真正觉醒之时,“被代表”是一个悲剧,“代表”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

　　还有近期曝光出的那么多听证会,那么多“伪代表”,没能表达的民意是一个悲剧,表达了的民意同样也会粗暴地造成悲剧。同样,还有唐福珍反抗暴力拆迁而浇油自焚的事件,“不仅给公众舆论造成冲击,也给高层带来强烈震撼”,“自焚事件如果不断发生,势必会撕裂社会,进一步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曾经看见过权力对于民意的粗暴,但民意产生的权力也是那样粗暴,极端是一个悲剧,不极端也是一个悲剧。

　　然则,何以能让我们免于大多数的悲剧?那就是法治对于特权的彻底唾弃,权利因普遍理性的觉醒而得到最大舒展空间。只有幸福是可以想象的,权利才是大多数人可以得到的;只有幸福是可以想象的,悲剧才是可以避免的。

　　插图 / 共同的悲剧 / 孙万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