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全京

　　上世纪八十年代,魏明伦以戏曲成名于前,以杂文轰动于后。加之兼写变体骈文(有人称之为碑铭体杂文),可谓左手杂文,右手戏曲,左右开弓,三箭齐发。二十多年来,他不仅在中国当代戏曲史上推出了九部大戏,也在中国当代杂文史上演绎了一番魏明伦笔法。

　　魏明伦笔法贯串着一种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反叛。这里所说的反叛,是一种改革的愿景。当八十年代后期,魏明伦应《人民日报》之约开始写作“怪味杂文”时,人们就发现并惊叹于他的尖锐、大胆、辛辣。尖锐也好,大胆也罢,凡此种种,都是一种与那个时代合拍的精神状态的表现。那种精神状态就是反叛。反叛源于不满,不满于传统,不满于守旧、世俗与时弊。不满,作为人类精神状态渴求的一种表现,人类为什么会有诸多不满?罗素说得很清楚:“历史使人意识到,人类事务中没有定论,不存在静态的完美和将被我们得到的最高智慧。”魏明伦写作杂文时的那种不满的精神状态,正与这种认识相通。

　　魏明伦的不满,首要的也是根本的,是朝向当代社会生活中若隐若现地存在着的封建、愚昧和腐败。封建思想、愚昧行为、腐败现象,三者都是专制主义孕育的怪胎。他写于1988年的《毛病吟》、《雌雄论》、《半遮的魅力》,堪称三支犀利的投枪。他提出的“反封建大功告成否”的质疑,至今警策人心。九十年代初,他又以一篇《帅才不及帝王术》和它的附录,再次敲响警钟。到新世纪揭开帷幕之后,眼看一些人沉醉于帝王崇拜和封建权谋权变的叙事潮流,迷乱于五彩斑斓的消费泡沫、娱乐泡沫和奢侈泡沫,魏明伦第三次用警世的钟声打乱了浮华的舞步:在《劝君少刺秦始皇》一文的最后,他坦率地说出,“中国的前景必须彻底抛弃帝王术,促成张良风骨与华盛顿精神的结合。必由之路,岂有它哉!”在《多务实,快扶贫,缓称“盛”》一文中,清醒地提出:“过早称盛,恐不利于全民增强忧患意识!”请注意总题为《鼠年笔记》的五篇杂文,尤其是其中的《威海忧思》、《蓬莱乌托邦》、《工人群众等于几》三篇,处处透露出一种因腐败现象而引起的焦灼情绪,处处流溢着一种中国平民的草根情怀。上述魏明伦的有代表性的杂文,都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关。精神是自由的。

　　魏明伦笔法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戏”说。此“戏”说非彼“戏说”。从小被梨园始祖“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魏明伦,爱戏、懂戏,及到提笔为文,便有意识地将“戏”的因素引入文中。戏曲,尤其是川剧,讲究命题。或举一反三,或境生象外,或收放均淋漓,或雅俗皆上口。魏明伦对自己的杂文命题所下的功夫,绝不在对自己的大戏命题之下。既简洁、含蓄,又尖锐、泼辣,如《毛病吟》、《雌雄论》;鲜明、真诚、率直,如《帅才不及帝王术》、《生不入志,活不入祠》、《悲愤投“海”,佯狂经商》;出入骈体、题似韵文,如《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寻找关汉卿,呼唤成兆才》等等。正是:标题如剧名,长短皆有魂,一字安停当,满台活气生。戏曲讲究结构,所谓“起伏转折,独辟境界”(孔尚任),所谓“编戏有如缝衣”,“凑成之功,全在针线紧密”(李渔),说的都是戏的结构,或称布局。魏明伦深得个中三昧。他的杂文重在营造——营造意境,营造结构,营造氛围。你不能不承认,结构在这里发挥了戏剧之神在舞台上的作用。戏曲讲究辞采,在川剧创作中,魏明伦继承了历代川剧作家重视文学性的传统,他又把这种传统嫁接到了杂文创作之中。他的唱词写得好,便将这种写唱词的功夫引入到杂文写作,使他的杂文更显得灵动跳脱,别具一格。

　　魏明伦笔法,演绎的是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传。从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和“文革”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有着“文革”情结,即以巴金为代表的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愫。您不妨将这本杂文集读作知识分子心灵的镜像。书中的反封建、反愚昧、反腐败,都是反专制、反“文革”的精神延伸。他的焦虑、他的彷徨、他的痛苦、他的内心冲突,历历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氏杂文随笔为我们状写了理想中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受到真理、正义、良知的感召,勇于斥责腐败,敢于反抗权威,乐于保卫弱者,更乐于解剖自己。从这本精神自传里,我再一次读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这就是魏明伦笔法的价值。

　　【选自魏明伦著《魏明伦随笔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