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栖

　　新闻报道的事实，往往会让读者产生不同的感受。谓予不信，不妨试举一例：

　　北京市通州区有一座 “自助透析室”的院落， 十名贫穷的尿毒症患者守着一台落了漆的淡绿色二手血液透析机，维持着自己生命的延续。政府有关部门得知后，以“有关法规禁止这种自救方式”、“不专业”和“器材老化可能带来危险”为由，下达了取缔的命令。这十名患者毅然抗命，表示只要没有人来赶他们走，血液透析就仍会继续。

　　读了这则新闻，有人会对 “首善之区”竟有如此院落感到惊诧，有人会对患者无视法规的鲁莽行为表示愤懑，有人会对政府的下令取缔举手赞同，当然，更多的应该是对这十名患者的怜悯以及对其日后命运的关注。

　　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指责这十名患者，他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即使身患重症也都有活下来的权利。因为他们贫寒支付不起医疗机构血透的费用，才出此赖以自救的下策；我的良知也不允许我指责政府的取缔行为，因为法规既然制定，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无视法规是为一个理性社会所不容的。

　　政府之所以下令取缔 “自助透析室”，是基于 “不可以”的判断。然而光有这个判断，而没有告诉弱者在 “不可以”之后 “怎么办”，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不言自明。并非夸饰之言，这是对他们延续自己生命权利的一种侵犯！

　　对弱者的自救、自助、自济行为明示 “不可以”，或干涉、或整治、或清除、或取缔，却不告诉他们 “怎么办”的事例并不鲜见。去年盛夏，电视中有一组整治市容的镜头，其一是一批执法人员在厉声驱赶露宿高架下的游民，新闻报道止于 “不可以”，而并没有 “怎么办”的后续报道。像合肥市曾提出打造 “无摊位城市”的施政方针，显然对贩卒有诸多的 “不可以”，但对他们的生计 “怎么办”却不见明示。由此引起民怨而作罢。

　　作为弱者，无论是十名患者，还是众多贩卒、游民，他们为命运所迫，苦苦挣扎，他们不抱怨，也不放弃，自己救助自己，理应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同情，且继而得到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救济。法律法规只会清楚地告诉人们：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当然这也包括弱者在内。而政府却有责任告诉弱者“不可以”之后 “怎么办”。因为对弱者来说，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以及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极其有限，倘若政府光有 “不可以”的指令而无 “怎么办”的指点，那么，他们极其有限的人生选择无疑将会走入绝路。当年马加爵的案例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他不知道 “怎么办”所引发的惨剧。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部门任意扩大 “不可以”的内涵，执法过程缺乏人性化，法律解释充斥着随意性，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原则，无形中加大了个别执法机关滥用权力、侵犯边缘人群 （他们也是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风险。这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类群歧视”，更是政治学意义上的 “人格差序”，导致我国离公民社会始终有着不小的距离！就拿贩卒来说，前年我去法国探望女儿，在巴黎先贤祠附近看到一批摊位，尽是些小商品，还有警察在巡视。女儿告诉我，这在法国是允许的，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 （傍晚）、规定的地段 （不影響交通要道）出售规定的商品。这既解决了穷人的生计，也方便了市民。 “不可以”之后，政府继而辅以 “怎么办”的方法，整个社会就会良性运作。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将体制比作 “墙”，将个体的人比作“鸡蛋”。他说，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中牢记： “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

　　我们希望政府部门也能多站在“鸡蛋”那边，在告诉 “鸡蛋”“不可以”的同时，多为他们考虑一下 “怎么办”。

　　【原载2009年5月18日《上海法

　　治报》】

　　插图 ／ 只许州官放火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