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直

　　“你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啊!“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原来是写小说、写诗的，用的是真名实姓——刘永平。我塑造过改革开放后的新农民，勤政为民的好公仆，我曾一度替农民抒情，歌颂麦子，替牧民抒情，歌颂草原，替只留下一张照片的姥爷歌颂过他的炊烟，赞美过他的嘞嘞车。那时我是名文学青年，看世界到处莺歌燕舞，满地吉祥三宝。荒谬和丑陋都是历史了，肮脏和腐朽属于西方。每天我都觉得自己被蜜饯在阳光雨露之中，庆幸啊，我要是生在台湾、日本或美国我该咋个活呀。

　　而我一向敬仰的几位身边的“大干部”不知为什么总是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不能保持一致，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他们出国考察为什么不到社会主义的国度，总是往“反华势力”猖獗的资本主义阵营去，凡是教育我去做的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都不做，凡是他们反对的事情他们偏偏偷偷地做。我痛苦得想哭，这个世界让我迷惘。

　　我的价值观是学校给的，是那些红色文学给的，我少年、青年时代读到的书就是《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高玉宝》、《红日》、《红旗谱》、《雷锋的故事》。后来连这些书也都是毒草了。只能看《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战》、《虹南作战史》。我学习创造的“经典”范文是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大跃进时代的民歌，我评判文学的优劣是文学的政治标准和文学的阶级性。这样的价值体系支配下写出的作品别说如今看了，当年看也是垃圾。于是我放弃了文学写作。在六年的时间里。我只写文艺评论，从批判文学入手忏悔自己的荒唐。我不能改变别人的文学观，但我还是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后来我发现，世界被我误读了，黑白不是鲜明的，没有谁是最坏的，就像也没有谁是最好的。我们的朋友一会成了敌人，我们的敌人一会又成了战友。

　　我及早地知道了我要啥，于是我就及早地从官场繁杂的圈子转移，平稳地降落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为了写作我必须阅读，我慶幸我选择了杂文，只有杂文能帮助我吐出胸中的郁闷和块垒。写杂文，就该从先读人家的杂文开始。一读，果然就有收获，一篇千字的好杂文其思想、智慧的含量有时是重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人到中年渴求思想与智慧就不想再经过情节、形象、典型、矛盾绕来绕去了。如今我们最稀缺的就是真话，最珍贵的就是正义，最脆弱的就是良知，最需要补给的就是普世价值观，先不用把这些好东西精雕细刻后再做成大餐分配给饥饿的人。现在就要快餐，有足够的热能与蛋白质就行。在一个讲真话都要付出成本的环境里杂文格外地受到敬重一点都不奇怪。

　　我就崇拜那些有智慧的力量把谎言撕个粉碎，把画皮掀个精光的人。我也学着写，我也找书读。我读着、写着，我不知道我影响了谁。改变了谁，但我知道我改变了自己，并且是颠覆了自我。拯救他人无力，自我救赎倒没疲劳。我在价值观念的“转型期”比一个女人经历更年期都轻松，我的转型不是才华、能力的提升，是我在认知这个世界丑陋的同时我心甘情愿地认可我自身的劣根，我知道在指点体制的同时不忘对文化的批判，在批判文化的同时永远别忘了批判自己，我总能找到自身矮化的那一截木板，那一截短板不光是我。也是人性的。在思考人性的问题上，我总是力争以悲悯的情怀对待^生，以拷问灵魂的姿态对待自己。

　　我认可为我杂文集《美的突破》写序的山东著名诗人、作家高伟对我价值观转型的分析：“我一直固执地以为，一个作家，一个杂文家，一个诗人，如果悲悯的情怀没有像月亮一样升起在自己生命的天空上，那么，在我的心里。他一定不是一个通晓人性的作家。他可以有才华，甚至有绝世的才华，可是，这样的文字至多称得上一种聪明的文字，而绝不是智慧的文字。如果一个人懂得人性，懂得生命的苦难。懂得人的情绪的生成、懂得焦虑与欲望对于个体生命的防不胜防的伤害，那么，悲悯一定会像慈悲的花朵在他人生的花园里面干净地盛开。”我就没才华、没灵气、没学问。我能写杂文，我自恋地说，因为我的心还没有硬化。我正在不断地修持自己，让自己走进悲惆的情怀，这将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颠覆。我感谢高伟在我写作期间指导我的阅读，并为我推荐那么多的好书，洗礼了我的灵魂。

　　我不相信杂文对改造社会、修补体制有什么作用，但写杂文、读杂文，确实能影响人，改变人。甚至颠覆一个人的价值观。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时，他的力量该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