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直

　　认真，作为一种精神不该是独立的，只有置放在具体的事情上才会体现出它的价值在科学、技术和实用的领域，一个人具备了认真的精神，就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甚至是智慧的体现，不认真就是失败。比如在计算人造卫星返回的运行轨道时，来不得半点的误差，缺少了认真的精神，差之毫厘，卫星就不会回家了，落在他国的土地上，不仅经济上赔了。政治上也丢脸，外交上也多了麻烦：就是于粗活，锄地铲草，也要认真，否则铲掉了苗儿，剩下了草，那才是白费了力气不讨好。

　　但是把认真的精神放在意识形态“运动”上，放在某些极端的“主义之争”上，有时就不必了，因为谁认真谁无聊，甚至卑鄙了。事实一再证明，越认真，越失败，比如我青少年时的一个朋友，当年老爸成了“走资派”，他的尤广：阶级革命情怀哪能容得下，于是与老爸“决裂”了。不到一年。老爸复出，他痛哭流涕，低头认罪，一口一个“爸，都是我太认真对待革命了，我是被革命愚弄了”；老爸原谅了他，可不到一年，又来了运动，他老爸再次被打倒，并挂在了邓小平的“黑线”上，这小子又认真了，以为真是他老爸的错，再次与老爸“决裂”。再后来事情我就不说了。因为我们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谁认真谁倒霉，誰不认真，或许还捞到一根稻草呢。

　　比如我们曾经一度认真假想出来的那么多“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封资修”，你认真得有多深，你就有多蠢：例是那些以扯淡的心态，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去敷衍的人，表现出的杰出智慧让人钦佩。

　　更何况许多无形的事物，许多靠思想与意识结构出来的东西，压根就不是对与错的争论，立场不一致，角度有了差异，得到的认知结果就不会一样，这就不是用认真的原则能统一思想的了。有些事明明是“神仙在那打仗”，我们当个看客就行了，如果看客也当不成。那么就假装入伙，万万不可认真。比如“国学之争”、“读经不读经”之争，本该是学者学理的认真之争，偏偏“认真”成了大众的“意见”之争，使一些决策者也发了懵，让幼儿园里也读起《三字经》，中小学也开设了学唱京剧课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所谓“文化热”以及“人文精神讨论”，当时把各种文化问题都简单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争论，比如“中——西”、“传统——现代”、“蓝色——黄色”以及“市场——理想”、“精神——物质”等等。本不该大众认真的事，就有人让大众都去认真。当大众一旦都认真起来了，就演变成了典型的群众运动模式，把事情认真到了人人都要理解和参与、人人都要积极抢答的程度，这样就进一步毁掉了问题的严肃性，最后变成“集体扯淡”，就不是认真了：如果当初不认真的人多，认真的人少。闹剧就不会裹进那么多的人。

　　总是有人爱把扯淡的事先神圣起来，然后再愚弄大众都去认真，于是荒诞就成了“合理”。就像那一度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献礼工程”、“民心工程”，如今再看，该“认真”的那个工程最不像工程了，不该“认真”而用来作秀的那个“美化符号”也早就生了锈。

　　该认真或不该认真的事天天都与我们相伴，我们本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才不会太离谱呢?那就是实事儿要认真一点儿，虚事儿就不必太认真；对自己的过失认真一点儿，对别人的过错就宽容一点儿；对他人的感受认真一点，对自己的委屈就马虎一点儿。这样做起来一定很难，一旦这样做了又一定会好轻松，我们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