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

　　法治。人治。腐治。“腐治”是什么？这是我对一种“治理方式”的概括。

　　难得见到时政类深度调查做得这么深入通透的。这是《瞭望东方周刊》在2008年开年不久送给读者的《临汾之殇》，原报道一万多字。临汾，这个煤矿丰富之地，矿难也不断，与矿难伴随的是腐败事件不断。临汾正在成为一些官员的“滑铁卢”。去年，宣传部长王月喜落马，涉案金额逾三百万元；接着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坊间传言他与他的多名情妇收受贿赂七千万之巨，五十多个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坊间流传的一个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厚的钱。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重权在握的他，不仅掌握着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到这里为止，故事还是“寻常”的，无非是钱权交易的腐败。问题是，与“反腐败”能够深入一样，腐败也是会“深入”下去的。腐败“深入”之后，会成为什么情形？在一些地方、一些行业已经表现出来了，那就是腐败与管治的结合，变成了“腐治”——即腐败治理，已经腐败腐化的官员，将腐败化作治理的行为。

　　法治是世界通用的价值体系，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的；人治是专制体制的价值体系，也已被实践证明是非公平、低效率的。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完全对立的价值体系。而腐治通常是人治长期积累的后果。人治是“治者”个人可以获取寻租机会、谋取个人最大利益；而腐治则是腐败中人把腐败与治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施于整个管治过程之中；腐治是腐败对执政的侵蚀，是用腐败进行行政管治，是腐败对政务的具体渗透。

　　在临汾，这种腐治的形态已纤毫毕现。一个煤矿要正常生产，按规定得“六证”齐全，这“六证”分属六个省级主管部门，每个证每年都要年检一次，常常是一个证刚办下来，另一个证又过期了；政府职能部门动不动就让煤矿停产，而每次停产时间过长，其瓦斯聚集、塌方等安全隐患就越多，所以临汾的矿难几乎没有停过，仅2007年至2008年初，就相继发生四次大矿难，分别造成二十六人、二十八人、一百零五人、二十人死亡。临汾市公安局为了盖新办公楼，逾亿元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煤老板的各种罚款，甚至连户政民警都有罚款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属院突然出现一个炸药包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临汾辖下的洪洞县，“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两百万元。《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还获得一份举报材料称，临汾市现任或原任的市级领导里，其子女在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不下二十个，仅担任各区县公安局局长的就有五六个，“大多是二十多岁就当上公安局长”，这应验了“权力的渗透，首先是人马的渗透”的实践经验……

　　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权贵的苟合，带来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的畸变。在临汾的土门镇，曾发生一起十分可笑之事：当地村民致富的捷径，就是用机动三轮车运输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当地媒体报道后，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轮车，而村民也组织起来，对过往运煤的黑车进行拦扣，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黑车的幕后主人就是交警队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后放了村民们的三轮车，双方从此互不干涉——相互容忍“黑煤”。黑煤，黑砖窑，窑奴，大矿难，官煤勾结，权钱联姻……这些元素并列在一起，就构成了腐治形态中的“临汾面孔”。难怪临汾一度成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临汾的煤矿问题，“和它的天空一样，沉疴已久，积重难返”。

　　腐治中的腐败，已不仅仅是个人贪腐的一个结果，而是腐败已经反作用于执政系统。这种反作用力是潜移默化形成的，顽固而强大。它的到来不知不觉，它的渗透无声无形。这需要我们的高度警惕。此前，腐治的行业性反映已经时有表现。最典型的是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一案。不仅郑筱萸的左膀右臂也将贪腐融入药品监督管理之中，而且他一家三口还将药品监管弄成了“家庭作坊”。腐治曾在收容遣送领域也有充分表现，如今一些地方的城管领域也有步其后尘的趋势。腐治必定导致决策失序、监管失策，带来的不是和谐社会，而是恶性循环、暴力不断。

　　权力与利益的基本趋势是：所有的权力都要固化已有的权力，所有的利益都要固化已有的利益。在“腐治”的环境里，腐治者一直以为他代表的是组织，他总是以为，自己即使是大吃大喝，那也是在为人民辛苦工作。在腐治环境下，“官本位”将逐步让位于“腐本位”。对“官本位”的趋之若鹜，其本质就是对“腐本位”的趋之若鹜。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曾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称，“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虑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只想去煤炭局、国土资源局，说那里实惠。什么实惠？无非是想吃拿卡要！”

　　权力与金钱最喜欢搂抱在一起跳双人贴面舞。谁都知道，已成遥远过去的“贴面舞”，在黑灯瞎火或灯光昏暗中才跳得欢。而权钱“贴面舞”必定是在“暗箱”中进行的，如果在大太阳底下跳起“贴面舞”，恐怕是被称为疯子的。在此情形下，金钱必然成为临汾当地腐治生态迷乱的催化剂。各种煤老板在暴富之后，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开始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金钱”于是就成了“开路先锋”，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有位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带着记者来到某政府小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以命令的口吻让他马上下楼来见他。当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这位官员身着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这是多么真切、多么悲哀的情形！

　　不久前一份调查显示，在老百姓心目中，部分党员干部不再是“人民公仆”而是“特权阶层”。正因为腐治是腐败本身对治理领域的渗透，所以在腐治体系中，“威权”的力量通常会迅速消解，很快就丧失过半；腐治者上级和下级之间，必然离心离力，也就是说，下级会越来越不听上级的话。这样，如何惩治“腐治”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百姓坏坏一个，吏治坏坏一片。要想走出“资源诅咒”，必先走出“腐治诅咒”。腐治如何终结，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摒弃腐治，摆脱人治，走向法治，是我们的必由之路。终结腐治光凭“治腐”是不够的。因为仅仅拿“治腐”来治理“腐治”，已经不是拿长矛向风车开战了，而是拿着长矛向群山开战。

　　【原载2008年2月22日《中国经济时报·芥子园》】

　　题图 ／ 朱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