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

　　陕西延安的小梁因为机场停车费问题，与机场公安分局局长闫富军发生口角，闫当场留置了小梁，并认定他触犯《治安处罚法》，要拘留他。小梁花三千多元买了五条苏烟送给闫之后，没受到任何处罚便离开了机场分局。（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４日《华商报》）

　　一个公民五条烟送出前后的迥异命运使权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情状清晰可见。

　　这样的做法委实经不起拷问：与公安分局局长发生口角，难道就构成违法吗？如果真的违法，那为何送上五条烟之后又免受处罚？法律难道就是任人揉搓的面团，先拉长了然后再团起来吗？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福柯说，话语即权力。而中国作家王小波则认为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显然，我们的作家是更熟谙国情的，经此一倒，境界全出。

　　眼前发生的这一事件即清晰地诠释了“权力即话语”的论断：有了权力，也就意味着有了话语权，说你违法你就违法，你若顺从其意志，即便“违法”了也可以马上免予追究。

　　要说起来，“权力即话语”也不能算是新发现，著名的清官海瑞数百年前早就作过类似的精辟总结：“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行焉。”这里的“过客”，就是上级领导。你如果无职无权，那你受了冤屈之后，在很多情况下也只能私下里发点牢骚；而你如果握有大权，那就大不一样，别人惹你不高兴了，你就可以大嘴一张，指鹿为马，把黑说成白，欲加之罪，总是不担心“无辞”的，而且被颠倒的是非，有时很难被纠正过来。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某些掌权柄者能随意对法律进行解释，拥有“合法伤害权”，即便是一目了然的非法伤害，其需要为此付出的成本也并不高；而反过来，权益受到侵害者的权利救济渠道并不是很畅通，在维权之际往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胜算并不见得会很大。从如此现实中，掌权柄者无疑会获得滥用权力的鼓励。

　　不过，时代终究是在进步的。不得不送了五条烟的小梁迅速进行维权，即表现出了应有的权利意识；媒体能及时进行报道以及互联网上的汹涌民意，也是百姓之口逐渐变大的写照。权力已不能再一手遮天，权力所代表的话语也很难再说一不二。

　　应该说，虽然我们耳闻目睹的多是“权力即话语”，但“话语即权力”仍然有着它的现实意义。倘若我们能够表达，话语还是会转化为权力的，即所谓的表达权。当表达渠道畅通，表达权能及时行使时，公权力还是会受到一定制约的。当然，仅有表达权还是不够的，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同样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权利伸张之后，权力才会退缩。道理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将道理付诸实践。

　　【原载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５日《中国

　　经济时报》】

　　题图 ／ 盛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