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晚年袁世凯肯定会因两个人对他的“背叛”而耿耿于怀，这两个人一个是蔡锷，一个是章士钊。

　　1897年10月，时年十五岁的少年蔡锷成为梁启超的学生。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蔡锷亦萌念赴日求学，但苦于没有经费。蔡锷从“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两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大洋六元”，由汉到京，袁世凯却给他大洋一千元，蔡锷这才如愿到达日本读书，他也因此对袁世凯深怀感激。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有“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世凯）亦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然而事态发展的结果，令袁、蔡二人都没有想到。蔡没有料到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帝制自为；袁则没有想到第一个起兵反对他称帝的竟是蔡锷。而更让袁难以容忍的是，蔡居然施计骗过他，从他眼皮底下脱身，最后抵达云南起兵，彻底背叛了他。

　　应该说，袁世凯对蔡锷还是有所了解和防范的。正是出于“槛虎于柙”的用意，袁于1913年10月4日，将手握兵权的蔡从云南召进京城。而蔡出于“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的愿望，坦然赴京。蔡甫一到京，袁不仅给了蔡一笔钱，还给了他一系列官衔。直到有一天，当他察觉到了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险恶用心后，便毅然决然“背叛”了袁。

　　蔡锷曾对持同一政见的乃师梁启超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而“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由此可见，蔡锷对袁世凯的“背叛”，是站在“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脱出狭隘的一己私情的高度放眼思考，并付诸行动的。甚至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蔡依然不依不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蔡坦陈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因为袁对他“礼遇良厚”，但在蔡看来，现在是袁首先背叛了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如果，我蔡锷起兵反袁，就是保卫民国，是为国民争人格的正义之举；为了正义，我不能“兼顾私情”。

　　再说章士钊。1912年秋，由日本回国的章士钊甫抵京城，便由老友杨度引荐，前往会见对章很是赏识的大总统袁世凯。袁对章可谓礼遇优渥，厚爱有加，“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是的，就个人礼遇而言，袁对章可谓做到了极致。

　　1913年3月20日，那天晚上，章士钊正应邀在大总统家与袁共进晚餐，忽有电报传来：章的湖南同乡、日本留学革命同志、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次日，知道宋教仁之死与大总统颇有瓜葛后，章士钊当即弃袁而去——离开京城，前往上海。章到上海后，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兴，讨袁檄文即出自章手。

　　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蔡锷还是章士钊，“背叛”了袁世凯后，二人遂成为英雄；而留在袁身边的杨度、朱启钤等人，一度皆成了助袁称帝的罪人。很显然，面对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是辨识“背叛”之举是与非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另一种“背叛”，是袁先叛逆“四万万人”在前，才有蔡、章“背叛”袁在后。

　　其实，这样的故事也可为当下提供一面借鉴的镜子。某些身居要职的大员，身边不乏或由他们一手提拔，或受到过他们优渥礼遇的部下。有些部下就因为和自己的上级有这样的“恩缘”，所以一旦察觉这些领导在走向罪错的邪路时，虽有所意识，并犹豫着自己将作何抉择，但一想到这些领导对自己的“恩缘”，他们就没有勇气抽身离去，作出“背叛”之举，有的还与之同流合污，欺上瞒下。这些部下们真应该从蔡、章的故事中悟到，有一种背叛，其实恰是对自我灵魂和躯体的救赎。

　　【原载2007年12月10日《解放日报·朝花》】

　　题图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