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琛等

　　陈琛卢波陈靖

　　高考制度恢复的这三十年恰逢中国社会转型最剧烈的时期，三十年里“大学生”的价值和含义不断变换，今天的学子在问：高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黄金时代：1977—1987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7年国家保证计划分配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国家提倡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很多优秀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搞个体经营并不为多数人认可，“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仍留在人们脑海中，这是大学生得到最多认可的时期。

　　北京的“状元”刘学红形容，从个人命运来讲，高考录取是人生转折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就想到那句古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1977年考上东北林业大学，现任科技部副秘书长的王志学回忆说，什么叫天之骄子，我们深有感触，因为有十年的断档，他们这一批大学生到哪儿都被高看，被人佩服。因为出了他这个大学生，他父母在他们那一辈人里地位都提高了，旱些年他们家乡的书记、市长每年春节都去他家里看望。

　　社会上都这么看待他们，让人不想当精英都难。1977年考入武大中文系的武筝女士回忆说，她刚到武大，也带着插队多年乡村姑娘的拘谨，可是看到系里大楼上挂着的大标语“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血马上就沸腾了。

　　在象牙塔中为诗句发愁，是那个尚未多元化的社会的生动写照。大学生们不愁出路，而且不管分到党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大学毕业生工资一律四十七块五毛。

　　在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大潮尚未展开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们仍然主要在精神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价值。而这方面的才华也几乎是惟一能得到社会认可的能力。

　　白银时代：1987—1998

　　1985年，部属高校毕业生开始有了40％的“指导性计划”；1989年，国家正式宣布学生可以“双向选择”；1992年后，高校毕业生开始完全自主择业，指导性计划逐渐减少。此后次第展开的政府机关精简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将高考与“包分配”彻底分离，维系了千年的“学”与“仕”关系就此改变。在这个十年，大学生群体开始分化，“IT精英”和“技术官员”成为新的时代英雄。

　　王颖(化名)1989年从河北鹿泉县考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自动化系，她有个老乡告诉她因为该校专业“紧俏”所以仍然包分配，王颖就报考了这个学校。这一年，距王颖家乡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有个十八岁的男生听说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上万册电子方面的藏书，也报考了这个学校。他就是后来创办了网易，并一度成为中国首富的丁磊。

　　四年之后，丁磊和王颖一样接受“国家分配”，到了一家国企。不同的是丁磊工作两年后辞职，先替人打工，后创办自己的公司；而王颖在被分配到的研究所一直工作至今，其间还先后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

　　据武汉大学学工处统计，以1992年为拐点，南下广东的毕业生第一次超过了北上京城的毕业生。长期做学生工作的一位老师总结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中，越是优秀的越是倾向于主动放弃计划指标，自谋职业。

　　黑铁时代：1999-21107

　　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车，短短三四年间，中国适龄青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约20％，在统计意义上完成了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型。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2005级女生说：“咱们自己把大学当成了一个找工作用的技校，从进来那天就忙乎这个，说你‘大众化，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方立明是北京一所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今年春天他遭受了不少打击。

　　“我准备好的他们都不要，他们只要我没有的。”方立明对招聘单位最大的不满是他们一律要求若干年工作经验，“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应届生招聘会吗?”

　　多次受挫后，方立明甚至怀疑那些已经占据着现有职位的人们在故意刁难他，“就跟我们比弱点，动不动就说经验，怎么不比口语、比电脑啊?”

　　每次去一处应聘，他都是诚心诚意的，希望搞招聘的别因为求职的人多就居高临下，能认真看完他精心准备的简历，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说，真想给他们唱自己手机彩铃用的那首歌：“求求你给我个机会……”

　　[原载2007年第23期《陈望东方周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