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迪

　　朱铁志简介

　　1960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红旗》杂志编辑、《体育报》记者，现为《求是》杂志编委、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杂文、随笔集《固守家园》、《自己的嫁衣》、《被亵渎的善良》、《思想的芦苇》、《精神的归宿》、《克隆魂》、《浮世杂绘——小人物系列杂文》、《你以为你是谁》、《拯救自我》、《自信的位置》、《你笑的是你自己》。主编《1998年中国最佳杂文》、《1999年中国最佳杂文》、《2000年中国最佳杂文》、《2001年中国最佳杂文》、《2002年中国最佳杂文》、《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与牧惠、蓝翎合作)、《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与牧惠、蓝翎合作)、《中国当代杂文经典》等。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及网站开设专栏。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报纸副刊金奖、上海“笔会”文学奖、北京杂文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杂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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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写了许多关于人生方面的杂文，读之，感觉是对话于深谙生命真谛的智者。能否总结一下您的人生道路?您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荣辱、成败?

　　○朱铁志：和同代人相比，我的人生道路是比较顺的。虽然生在缺衣少食的六十年代初期，但童年的我并没有挨过饿。“文革”爆发以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我自然成了“狗崽子”。六九年随父母流放到长白山区改造，和当地的孩子一样砍柴、种地，外加遭人白眼、受人歧视，在那里度过了三年难忘的下放岁月。也促使我开始朦胧地思考一点简单的人生问题，比如，父亲是好人，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坏人？比如一些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怎么会像变戏法似的变得那么快?

　　在通化市第三中学，我遇到了黄文芳、赵丽仁、杜润泽、王长安、吴凤玉、隋继民、孙雪峰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好老师。是他们在人品、学问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我，使我逐渐开始热爱文学，立志走上文学道路。中学阶段，我一方面努力完成学业，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看了几乎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文学作品。较为广泛的阅读，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后，我顺利地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没能如愿考进中文系，但现在想来真是“因祸得福”。哲学不仅没有泯灭我的文学梦想，相反，还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辨能力，为我日后走上杂文创作道路作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准备。

　　毕业后我又被幸运地分配到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即今天的《求是》杂志)工作，这不仅可以使我有更高的视角、更广阔的视野观察社会、思考问题，而且有机会幸运地遇到了杂文大家牧惠(林文山)先生。他的存在，对我最终选择杂文写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此之前，我尝试写作和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不少文章，但始终觉得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准确定位。正是看到了牧惠先生的生存方式，我豁然开朗，觉得自己似乎也可以学习走一条杂文创作的路子。我的理由是：哲学给我理性思辨的能力，文学给我形象思维的训练，而党中央机关刊物给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接触社会、观察世相的机会。我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也成不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我可以尝试成为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杂文作者。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尝试杂文创作以来，我有幸结识了严秀、邵燕祥、何满子、冯英子、舒展、蓝翎、陈四益、王春瑜、谢云、陈泽群、鄢烈山、叶延滨、吴非、王乾荣等一大批优秀杂文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鼓励和提携。通过协助牧惠、蓝翎先生选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和《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以及独立选编《中国当代杂文经典》和《二十世纪中国幽默杂文》，我系统梳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通过选编一九九八及此后五年间的年度优秀杂文选，我系统地梳理了当前的杂文创作。所有这些，都为自己的杂文写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说到对荣辱成败的看法，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资格谈论这个话题。虽然我一直坚持杂文写作，也先后出版过十几本杂文集子，获得过一些荣誉，但我还是不敢以为这就是成功。不过，既然要我说，我想说的是荣誉感是人生向上的重要动力，但不是终极目的。荣誉感与虚荣心的界限其实很模糊，我至今不甚清楚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成功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终点站，而是一个又一个微小的过程，是阶段性的“成果”和“成就感”，是需要适当外化并得到外界承认的心理需求。如果不会面对暂时的挫折和寂寞，就不配享受真正的成功。我认为一个人在一无所成的时候应该强烈地追求成功，因为不如此就不会有动力；有所成就以后应该适当淡化成功，不必把所谓成功看得太重，因为人的能力水平不同，自己那点可怜的成功在大智者面前可能根本不值一提。不追求荣誉和成功没有动力，太追求荣誉和成功易于陷入功利和浮华，易于使人不择手段。而对于杂文创作而言，两者都是致命的缺陷。

　　●记者：您的诸多文字中传达出一种深刻的自省精神，这种“自省”，既有对自己的反思，也有对民族劣根性的忧思，可否谈谈，这种“自省”精神的由来?

　　○朱铁志：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其实我觉得经历也是命运。上面说过，童年的经历多少给了我反叛的性格。童年遭受歧视和前后两重天的经历让我对人性的复杂性有了比一般孩子更早的体验。我对人性善的体验不少，对人性恶的体会更多，而我多么希望人们身上丑恶的东西能够变得更少一点，善良美好的东西能够变得更多一点。这或许正是我写作杂文的原动力和最早的性格依据。

　　我是学哲学出身的，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自省”，是“认识你自己”，大到自省人类社会，小到“吾日三省吾身”，都是认识“自我”。离开了自省，人就不成其为人。也就是说人是惟一具有“反思”能力的动物。杂文家是经常要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而鲁迅先生说过，要解剖别人，首先要深刻地解剖自己。这也是一种推己及人，是通过自省达到精神的升华和超越。我写小人物系列杂文，就是试图通过解剖自己，进而批评别人、批评社会的一种文学尝试。我笔下的小人物首先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是通过解剖我这个典型的“麻雀”，从中寻找和发现某种人性的普遍性，从而为我的尝试找到一种普遍的人性依据。有朋友说朱某人“白天当局长，晚上写杂文”，还有的朋友认为我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瞰“小人物”。不知是由于我表达不到位引起朋友的误解，还是有些朋友原本愿意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去理解拙文?

　　●记者：渴望静静地阅读，渴望“纯读书”是您的愿望。阅读本应是人们正常的生活活动之一，而现在却成了我们的“愿望”。这种“反常”说明了什么?

　　○朱铁志：首先请允许我做一点善意的“纠正”：我并不认为阅读是很多人正常的生活活动。据我所知，很多人不爱读书，甚至很多在文化领域混饭吃的

　　人其实也很少读书。就我目之所及，真正爱读书的人并不多，以书为乐的人更少。过去如此，今天似乎更是如此。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把读书当工具：“学而优则仕”、“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而不做官，不卖于明主，就算白读了，白面书生就成了破落书生。从古至今，很少有人把读书学习、把纯粹的精神生活当成终极目的。那种功利性的读书只能是为了功名，为了“颜如玉”、“千钟粟”、“黄金屋”，为了“光宗耀祖”。而我所谓“纯读书”，主要是指非功利性读书，比如不为学历、不为文凭、不为学位、不为做官，而是在阅读中享受精神的愉悦，享受智慧的喜悦，享受跨越古今与智者对话的快乐。而在今天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面前，这样的愿望几乎成为奢望。被裹挟在疯狂的物欲潮流之中，并不是你想安静读书就能安静读书的，人们常常是身不由己的。

　　我之所谓值得“静静地阅读”的好书，是指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和古典，是能够长久留在人们心中，并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痕迹的书。我渴望走向时间深处，去啃那些“磨脑子的书”，“读来费劲的书”，真正的智者所写或为真正的智者所阅读和推崇的书，曾经受到人类重大事件感动后所写、写出后同样感动过众人的书。

　　●记者：印象中您从事杂文创作有二十余年了，从青年写到中年，杂文，在您的生命中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些年，您感到杂文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朱铁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杂文不算什么学问，无非是不成系统的雕虫小技而已。在另一些人的自我标榜中，又把杂文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它可以普渡众生、救民众于水火。对两种看法，我都不敢贸然说什么。在我的观念中，杂文的确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是被概念、判断、推理所武装的学术体系，但它也决不是百无一用。

　　我不曾把杂文当作所谓“纯学术”来经营，因为它原本不是。我也不曾带着轻慢的态度玩儿杂文，因为它本身所特有的凛然正气决定了它不会成为任何人把玩的东西。写杂文的人一旦产生了“玩儿”的念头，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杂文的弃儿。

　　杂文虽然不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也绝非什么人都可以随意为之的。也许它配不上“匕首、投枪”的美誉，算不上“银针、手术刀”，但它总可以寄托正派人正直的情感，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好人喜欢它，有坏人讨厌它，有不好不坏的人容忍接受它。这就够了。

　　对我而言，少年的抱负，中年的责任，都体现在杂文写作之中。不说作品的客观效果如何，单就主观感受而言，杂文的确成了拯救自我的有效手段。也许有人会问：你迷失自我了么?那么请允许我反问一句：你不曾迷失自我么?你从来没有产生过寻找自我的冲动么?你始终觉得你是自己的主宰么?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无法对你说什么；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无需我说什么。每个人寻找自我、维护自尊的方式和途径不同，对我而言，就是热爱杂文、写作杂文、在它可能存在的良性社会效益中享受写作的快乐。如此而已。

　　至于说到近些年杂文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觉得最好还是请一位非杂文作者来谈更好。总而言之，我从来不敢对任何文章作过高的社会价值判断，也不愿对任何文体作过于盲目乐观的展望。回顾一下历史，您也许不难理解我的悲观从何而来。

　　●记者：您喜欢什么样的杂文作品?如何看待未来几年杂文的发展前景?杂文向何处去，才能更体现其价值，才能有更强劲的生命力?

　　○朱铁志：简单说来，我喜欢文质彬彬、杂而有文的杂文。我之所谓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

　　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在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在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在文明假相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

　　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养。朱光潜先生说过：“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通晓一门，略知其他，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

　　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谴词造句。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辨的震撼，也有文学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

　　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是长期修炼、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

　　杂文的繁荣有赖于大环境的改善，比如思想解放程度，社会的宽容程度，人们的接受程度等，杂文若想孤立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杂文只有更加注重学养灌注、提高思想含量和文学水准，才能发展。杂文的繁荣程度，取决于人们群众需要的程度。在一个功利化的社会里，不仅杂文难以为继，其他文种也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