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娜

　　

　　常晓军将儿子出租给乞讨团伙挣钱，自己被判刑入狱。孩子的亲妈和姑姑都不愿当接盘侠，这孩子该何去何从？

　　烫手山芋：问题小孩无人认领

　　审讯室中的男孩，两手交叉放在腿上，腿前后摆动，带动椅子跟着晃，满脸不在乎。

　　他的头发微卷，头顶漂了一撮黄毛。那撮黄毛在头顶一跳一跳的，展现自己的特立独行。

　　男民警问话，女民警记录。他东张西望地乱瞟，不答正题，冒着青春痘的一张娃娃脸，被挤爆的痘印清晰可见。

　　一听到“常晓军”三个字，他直接跳起来，青筋暴露，审讯室的气氛一度凝固。女民警递给男孩一杯热水，在她的鼓励下，男孩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八岁那年，独立抚养他的爷爷突发脑出血，倒在工地上，再没醒来……从那以后，他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父亲从村小把他带到县城，因为学习跟不上，回回考倒数第一，父亲非打即骂，最后甚至把他租给地痞顺六子搞乞讨……

　　男民警一直靠在椅背上，摩挲着下巴，像想起什么似的眨了眨眼，问道：“只是讨钱吗？你们没干点别的？”男孩露出困惑与恐惧交织的表情，但立刻又收敛起来，回答道：“没有！”

　　“啪”地关上监控录像，助理琳子噘着嘴对高辉发牢骚：“这就是当事人常泽文，跟小混混似的，谁愿意接盘啊？姑姑和亲妈肯定都不愿意养。”高辉是北京市郊区法院的家事法官，负责审理离婚、继承等与家事相关的案件，主要任务是做好调解。此刻，面对眼前这个烫手的山芋，他皱起眉头，先拨通了男民警雷子的电话。

　　“常泽文好像隐瞒了什么吧？”他开门见山地问，对方半天没出声，明显愣一下，小声嘀咕着：“那小子贼着呢，鸭子嘴撬不开。”

　　放下电话，高辉挠了挠眉角。家事法官一年手上要办上百个案件，法院对他们的调解率要求高，这个案子调解成功很难，但眼下没别的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开庭。

　　一周以后开庭调解，双方都没有律师。孩子妈妈付笛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席白裙飘飘欲仙，只是脸上蒙着一层灰。姑姑常思琪人长得瘦小精干，脸上架着黑边眼镜，脚上穿一双恨天高，走起路来“噔噔”带风。孩子不愿进法庭，被安排在了隔壁的监控室。

　　“孩子是我亲生的，我也想照顾，可是身体不允许啊……”孩子妈妈付笛可怜巴巴地望向高辉，又看看对面的常思琪，“只好辛苦姑姑了……”常思琪一听，撇起嘴说：“你可别这么说，法官还没判呢。”

　　接过付笛的诊断证明，高辉从医生潦草的字迹中仔细分辨她的病情。三年前，付笛得了肺癌，术后基本恢复，但不能正常上班，现在辞职在家。

　　常思琪来来回回翻看那张病情诊断书，终于露出獠牙，当庭指责付笛：“为人父母，抚养孩子天经地义，这么多年，你非但一分钱没出，连孩子的面也不见。”付笛脸色煞白，根本接不住对方的话，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我出抚养费。”

　　高辉见付笛肯出钱，接着追问：“你愿意补交这几年的抚养费？”付笛两手交叉着，低头思考片刻，点头表示同意。

　　努力争取双方和解，这是家事案件的常规思路，高辉开始当和事佬，转向原告做工作：“孩子一直没见过妈妈，熟悉起来也要过程，为孩子着想，你来照顾孩子，让被告出钱怎么样？”常思琪却拼命摇头，执意要将孩子推给付笛。

　　双方僵持不下，高辉迟疑了一下，继续调解：“你俩肯定也同情孩子，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原因，一定都愿意照顾孩子，对吧？”两个女人各怀心思，低着头没有吱声。高辉的心猛地被抽打一下，两人的表情就是答案：谁也不想抚养孩子。

　　眼见两人和解无望，高辉做了几下深呼吸，最后无奈地开口说：“行了，你俩都拿不定主意，但孩子是未成年人，必须由监护人抚养。既然你们都不主动，我只能征求孩子意见，只要他说愿意跟谁生活，按照法律规定，就可以判给谁。”

　　屏幕的光亮起来，高辉切入孩子画面，直接连线监控室里的常泽文。画面切进来，男孩正冲着屏幕发呆，高辉叫了几遍，他却一句话也不说。

　　孩子的脸颊僵硬，直勾勾盯着屏幕，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我……我要去孤儿院！”听见孩子的话，高辉头上直冒汗，故作镇定地再次提问：“常泽文，你有妈妈还有姑姑，不符合条件去孤儿院。快，告诉大家，想跟谁生活？”

　　被问急了，常泽文就冲着话筒大声喊：“我谁也不要……就要去孤儿院。”喊声伴着话筒的刺啦声，大家下意识捂住耳朵。他的话刚停，屏幕一闪黑屏。常泽文一怒之下砸了控制室，一阵混乱过后，他竟然逃跑了。

　　几名法警追出去半天也没找到常泽文，高辉怀疑他躲在了哪个角落，回到监控室查看监控。监控显示，他先躲在一层的厕所里，从厕所后窗跳出去，然后从法院后面的墙头翻了出去。

　　回放的时候，高辉发现常泽文在调解开始后，始终注视着调解室里的一切，尤其是付笛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手链，手链一端拴着一张小照片，手链在常泽文手中被攥了很久，他一直直勾勾地望着那张照片。

　　听到妈妈得了病，他站起身紧张地盯着屏幕。听到姑姑和妈妈互相推来推去，谁也不要他，他耷拉着头，像一只丧家犬一样颓然地坐了下来……

　　追根溯源：妈妈、姑姑各有难处

　　常泽文跑后，两位当事人急得团团转，高辉却去见了另一个人——雷子警官。

　　“还没追踪到，他没有開手机。不过，他跑不远，你回去等信吧。”他一句废话都不想说。高辉刚起身，雷子又叫住他，不知是在安慰他，还是自我安慰：“跟您透一句，别着急，顺六子可不只是搞儿童乞讨，他还犯了贩毒之类的其他事，常泽文是关键证人，我们比您还急。”

　　出门前，雷子摸了摸鼻子，假装不经意地说：“如果您能劝劝孩子指证顺六子，那我就要谢谢您了。”然后望着高辉，意味深长地笑着。

　　案子还没理出个头绪，却又绕进刑事案件里，高辉眉头一皱。似乎为了让高辉宽心，雷子眯缝着小眼笑道：“只要刑事案件有头绪，您就不愁抚养权案不好判了啊。”

　　雷子堆着笑递给高辉一根烟，他用手挡了回去，直白地拒绝他：“他要是真犯事儿了，咱们依法判。这要是让我去套孩子的证词，你想都别想……”

　　孩子失踪后，付笛一遍遍打听孩子情况，而姑姑常思琪却一次也没问过。综合条件考虑，姑姑应该更具有抚养条件，高辉决定去孩子姑姑家走一趟。

　　按照常思琪留下的地址，高辉按下门铃半天没人开，助理琳子“嘭嘭”敲几下门，过了好久，常思琪才出来开门。

　　她穿粉色格子睡衣，头上戴着帽子，还架了一副墨镜，慌慌张张的，半边身子挡在门口，没打算让他们进去。越过她的头顶，高辉发现屋里有摔碎的玻璃杯，书桌被推倒，场面一片狼藉。

　　常思琪故意挡住他们的视线，嘴上吧嗒吧嗒像炒豆子似的说些感谢的话，身体则很诚实地把他们往外送，就差下逐客令了。

　　高辉挠挠头，尴尬地说：“孩子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常思琪回头望望屋里，语速很快地说道：“稍等一下，我家太乱，一会就好。”然后迅速地关上了大门。

　　片刻，换了一身裙装的常思琪缓缓开门，不情愿地把他们请了进去。她的帽子和墨镜没摘，一股廉价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

　　刚坐稳，高辉助理就开门见山地问：“说说你丈夫的情况吧？”常思琪被问得一愣，茫然地望着高辉，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微笑着点点头，温和地说：“这件事对判案很重要。”

　　常思琪犹豫片刻摘下了帽子和墨镜，她的额头一片瘀青，左眼肿得像个包子，只剩下一条缝，眼泪从那条缝里挤出来，所流之处一片微红。

　　陆陆续续的叙述中，高辉方才得知，原来常思琪一直拼命读书，从农村考上省城的大学，大学毕业时，她没考上公务员，只是合同工，而她丈夫是她的同事，两人谈起恋爱，还利用家里的关系，帮她转成正式编。

　　没想到，两人开始准备结婚却遭到家里强烈反对。婆婆公公看不起这个从农村来的丫头，而她丈夫因此跟家里闹掰，辞去家里安排的工作，出去做生意。只是运气太差，做什么都赔本，最后欠下一屁股债。

　　催债的人天天上门，常思琪感觉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得知付笛名下有套房子，丈夫最后想到通过起诉付笛要钱。他们不让孩子指证顺六子，也是怕孩子牵扯进刑事案件。

　　高辉无奈地叹口气，心想姑姑这情况，照顾孩子也有困难，看来只能寻找其他办法了。

　　一个月后，孩子还没找到，付笛却找到高辉，强烈要求成为监护人。

　　一阵子没见，她的脸又小了一圈，脸上化了浓妆，脸色红润得有些突兀，用近乎哀求的眼神望向高辉，说想抚养孩子，她的声音比之前更无力。高辉挠挠后脑勺，抬眼疑惑地望向她。

　　“我的病复发了。”她眼神空洞，平静地望向他，“医生说……只剩下最后几个月。”说完，她呆呆地望向别处。她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然后坚定地说：“我想补偿儿子，将名下唯一的一套房子留给他。”付笛努力挣扎着说完，想得到他的肯定。

　　高辉点点头。面前的女人一直想控制住情绪，见他没有接话，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年轻时不懂事，被常晓军哄骗，生下常泽文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结婚证是后来补的。常晓军没个正经工作，有了孩子还是玩性不改，不是喝酒打架，就是追别的女孩。孩子还不到两岁，他有了别人。我实在忍不下去，丢下孩子跟他离婚。我不是没回去看过孩子，偷偷回家看过两回，见孩子爷爷把他养得白白胖胖，心里才踏实。”

　　见她平静下来，高辉伸手拿出一个手链放在桌子上，问付笛认不认得。付笛将手链拿在手里左右端详一阵，惊喜地望向他：“是我的，好多年前的呢。”

　　“那天他从法院逃跑，我在控制室捡的。”高辉漫不经心地说着，付笛脸上闪过一丝雀跃。

　　把孩子抚养权给付笛，圆她一个心愿。高辉在心里反复斟酌，如果常思琪的丈夫知道房产要过户给常泽文，会不会跳出来抢孩子？高辉不知道继续调解还有没有意义。孩子失踪一个月没下落，比起判给哪方抚养孩子，他更不放心的是孩子。

　　三天后，雷子警官突然联系高辉：“常泽文被抓，他犯事儿了。”

　　一念人间：绝症母爱捞起问题少年

　　在监控证据面前，常泽文承认自己送过快递，但不知道盒子里装的东西是什么，也从没打开过。刑事案件进一步调查中，男孩被关进看守所，抚养权案只能结案处理。

　　為了办结件手续，高辉在看守所见到了常泽文。他身上少了戾气，那撮黄毛被剪掉，头发被理成利落的短发。

　　高辉把手链拿给他，说道：“手链是你丢的吧？我先存着，你出来找我拿。”他瞥一眼手链，倔强地说道：“扔了吧……我不需要……”

　　高辉没有回应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年轻妈妈的故事。常泽文知道高辉在讲他妈的事，安静地听着，试着去理解妈妈丢下他的苦衷。

　　故事后来有了转折，高辉告诉他那个妈妈得了绝症，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她现在想补偿对儿子的亏欠，准备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

　　“你说，那个儿子会怎么做？”高辉故意抛出问题。

　　常泽文红着眼睛，自顾自地说一句：“那个儿子进了监狱，什么都做不了……”他的声音很微弱，就像没有说出来。

　　“如果你认罪服法，政府会从轻判决，可你……”高辉想让他说实话，为了打动他，又将手链递给他，上面有常泽文小时候的照片，是他妈妈拴在手链上的。

　　常泽文把手链攥在手里，左右看看，突然手开始不停地哆嗦，然后，坚定地望向他说：“我没有贩毒，你相信吗？”

　　高辉迟疑了一下，还是点点头。

　　常泽文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对他说：“我是被冤枉的，那是顺六子指使我干的，我只想……想骑那辆车……”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13岁的孩子还只是孩子，为了这些小恩小惠，他被顺六子利用，成为作案工具。

　　高辉心里很忐忑，结案报告还躺在文件袋里，只要拿出来办手续，案子就可以即时了结。他忍心吗？

　　手里的文件袋被高辉藏在身后，迎着常泽文信任而坚毅的眼神，他笑着安慰他，案件还在调查，还有，他妈妈和姑姑都在等他回家。

　　案件转至检察机关批捕，雷子警官急匆匆找到高辉，拍着他的肩膀笑着问：“见了常泽文，是不是问出真相了啊？”

　　高辉翻了个大白眼给他，说：“现场监控看只是送快递，没有跟其他人接触，你们就认定是孩子作案吗？”

　　雷子点起一根烟，抖了抖手上的烟灰，笑笑不再卖关子，直接告诉他：“证据不足，解除嫌疑……”

　　高辉听了马上跳起来，握住雷子的手，顾不上跟他再说什么，急匆匆赶到医院。

　　医院里，付笛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高辉跟她说孩子已经洗去嫌疑，马上就可以出来。她鼓了鼓眼睛，张开嘴却发不声，只好点点头，然后又疲惫地闭上眼睛，一串泪水从她的眼角流过。

　　她拿给高辉一张纸，纸上有个手机号码，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妹妹”。从她断断续续的话里，高辉懂了，她要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小姨。

　　付笛第二天就撒手人寰，母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葬礼上，常泽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憋了很久，终于喊出那声“妈……”

　　高辉拍拍他的肩膀，将拴着母子头像的手链交还给他，并希望他化悲痛为力量，以后好好做人。丧事刚办完，听说付笛把房产留给孩子，姑姑、姑夫急匆匆跑到法院找到高辉。

　　高辉第一次见常思琪的丈夫，稀疏的头发被梳成规矩的三七分，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服套装，料子不算上乘，衣服却被熨烫得一丝不苟，戴金边眼镜，脸部轮廓平坦，眉眼细长，表情僵硬，不苟言笑的样子，大概四十岁上下。

　　常思琪刚要张嘴就被他拦下，男人将十指交叉放在桌子上，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孩子妈妈去世，我们有能力照顾他。不过，这孩子不听话，法官最好把这事儿从法律上确定下来。”

　　早料到两人会来找自己，高辉将付笛生前的遗嘱拿出来推到两人面前，他俩吃惊地对视一下，不明所以。

　　遗嘱上，清清楚楚写着，房产留给常泽文，但孩子的监护权和房产的管理权都交给了孩子的小姨。本就是中学教师的小姨，非常同情孩子的遭遇，经过几番协商，最終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男人终于坐不住，扯开嗓子嚷起来：“你们法院这是帮对方做假，居委会同意监护证明，我也能搞来，你早怎么不说？”

　　见他还要闹，高辉急忙示意法警把他请出去，他嘴里一直骂咧咧，整齐的西装被扯出褶子，变得皱巴巴的。一旁的常思琪尴尬得手足无措，高辉伸手示意她先安静坐下。

　　高辉犹豫了一下，告诉她：“常泽文很担心你，你要先照顾好自己……”她一听红着脸低下头，用力握住手里的杯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高辉听说，一直不愿意离婚的常思琪彻底死心离开了那个男人。常泽文也被安排在小姨的学校里读初一，接受全封闭式住宿管理。孩子给高辉发来一张穿着校服的照片，他咧着嘴笑着，笑得很灿烂。

　　编辑/徐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