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龙

　　在我的家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人，几乎一年四季都戴着一块头巾，家乡人都称之为“顶巾”。她们佩戴的头巾一般都是四方形，透气性好，颜色也多样，常见的有麦绿色、孔蓝色、艳蓝色、大红色和玫红色。

　　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家里的重活累活大多都是她干。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从来没有使用过任何化妆品，没有穿过什么时尚的衣服、鞋子，也没有佩戴过什么金银首饰，却总能看到母亲头上戴着一块玫红色的顶巾。

　　我上小学时，每天天快黑了，母亲才从地里干活回来。每次回家，母亲要么背着一大捆六七十公斤重的柴回来，要么就是背着一大捆我和小妹手拉手都围不过来的玉米秆或杂草回来。每次回到家，上衣已被汗水浸透了的母亲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急忙从所背的柴（玉米秆、杂草）捆头上取下一大兜用红顶巾包裹着的宝贝——桃子、梨、红薯、野果等等，生怕解决不了我和小妹嘴馋的问题。时间久了，母亲的红顶巾就变成了我和小妹心中的“百宝箱”。

　　无论是干活，还是不干活，也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母亲头上都会戴着一块玫红色的顶巾。有一天，我和母亲到地里收割小麦。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我拿起镰刀，学着母亲的样子开始割起麦子来，没过几分钟，我的头上、脸上全是汗珠。我瞄了一眼母亲，看见那块玫红色的顶巾依然在她的头上包裹得严严实实。母亲的镰刀不停地挥舞，咔嚓——咔嚓——咔嚓，几下子就割了大碗口粗的一捆麦子。母亲用右手迅速从麦捆中抽出三四根来，然后一绕一转，一把三四公斤重的麦捆就呈现在我眼前了。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让我到地埂下的背阴处休息。我叫母亲也来休息，母亲却说她不累，也不热，因为头上戴着玫红色的顶巾。听母亲这么一说，我便让母亲把她的玫红色顶巾给我戴一戴。母亲笑了笑，解下她的玫红色顶巾给我戴上。当那块玫红色顶巾戴在我头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感到一丝凉快，而是一股汗臭味熏得我很难受。我脱下来一摸，才发现那块玫红色的顶巾已被母亲的汗水浸湿了一大块，也才发现母亲说她不热不累是骗我的。

　　到了冬天，母亲常常天还没有亮就出门上山背柴去了。我们几兄妹放学时，母亲已经在家里和面，准备做我们最喜欢吃的千层饼。母亲的双手粗糙得像松树皮，与雪白的麦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可她做的千层饼却令我们直流口水。在玫红色顶巾的映衬下，母亲的脸颊通红，美丽极了。

　　我读五年级时，哥哥到成都去当兵。差不多个把月就能收到哥哥的一封来信，这也是母亲最激动的时刻。母亲总是让我把哥哥的来信念给她听，有时还要我连续读好几遍。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常常看着哥哥寄回的照片流泪。一天，母亲突然说，要拍一张全家照给哥哥寄去，我们兄妹几人都很意外，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照相。为了把这张全家福拍好，大姐、二姐提前两天就把全家每个人最好的衣服、褲子、鞋子翻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照相时，旁边有人提议说，母亲戴着红顶巾太土气了，最好把它脱掉。我们一听，觉得挺有道理，我便起身取下了母亲的那块玫红色顶巾。当我取下红顶巾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母亲的头发白了一大半。由于母亲总是戴着一块玫红色顶巾，我真的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有了这么多白发。想了想，我又把那块玫红色顶巾给母亲戴上。当天晚上，我梦见了哥哥正在不眨眼地看着母亲戴着玫红色顶巾的全家照。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翻看这张照片时，我才发现照片里的母亲低着头。我想也许是母亲第一次照相怕羞，也许是母亲担心戴着那块玫红色顶巾照相太土气，会给哥哥丢脸。

　　一块红顶巾总是能陪伴母亲一年半载，哪怕是褪了色也舍不得换。有一次去赶集，母亲在货摊上看上了一块玫红色顶巾，可母亲觉得太贵，跟老板磨了半天嘴皮子，终于便宜了五毛钱。当时，我就在心里发誓：长大后，要给母亲买很多很多的红顶巾，让她天天都能戴上崭新的红顶巾。

　　现如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远门，七十几岁的母亲依旧天天戴着一块崭新的玫红色顶巾。我喜欢母亲的红顶巾，因为它散发着一股母亲的味道。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