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闻宇

　　可汗，原为古代西北各族君主的称呼。贞观四年，唐平突厥，回纥等族首领望风归顺，拥戴李世民为各族共主，尊称“天可汗”。季羡林先生96岁时这样写道：“不是我们自吹，当时西方的好多小国，还有罗马，都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统治宇宙的可汗。”

　　——题解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驶过了一连串的封建行舟，贞观之舟（627—649），是最值得称誉的一艘。

　　舟上的一班骨干楫手是凌烟阁上的24位功臣，这是由唐太宗集结、组织起来的，舟上楫手最得力者，还是史学家洪亮吉总结得好：“论用兵制敌，没有谁能超过李靖；论辨析是非，没有人能强于魏征；论解危救难，首推敬德。”可这三位，俱为他山之石，且是从唐

　　王朝刀口下存活下来的侥幸者。

敬德

　　敬德，名尉迟恭，原是刘武周之属将，与寻相同守介休，在李世民招谕下降唐。不久，寻相一伙又叛唐离去，唐军诸将也担心敬德叛离，将其囚禁，并向李世民进言：“敬德勇悍绝伦，现被囚禁，内心必生怨恨，留着恐为后患，不如杀掉算了。”李世民摇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能在寻相之后呢？”遂命释放，并引入卧内，赐以金宝：“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刚过去几天，李世民带500骑巡视地形，登上魏宣武帝陵，王世充率万余步骑突然包围了他们，悍将单雄信挺起长枪直扑李世民，敬德跳上马大喊一声，从斜侧挑单雄信于马下，护卫李世民杀出重围。

　　义宁元年（617），李渊进封唐王，以长子建成为皇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四子元吉为齐王。由太原南下西渡黄河，在攻打长安的战争中，建成、世民是并肩作战的。嗣后，世民独立指挥了黄河流域一系列的重要战役，功绩日渐烜赫，无形中便逐渐威胁到太子的地位。“力敌十夫”的元吉，眼见东宫与秦王府的水火之争不可避免，而建成是名正言顺的继位者，于是就与建成坐在了一起。在父皇面前，他俩曾谈论到可能发生的政变问题，并建议除掉世民。

　　建成招募各地勇士两千多人充当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另外，还偷偷从燕王李艺处调集精锐300骑，安置于东宫之东的各个坊市。建成、元吉知道秦王府多有骁勇将领、智谋之士，对后者（房玄龄、杜如晦）奏明李渊，逐出秦王府，对前者则暗地里进行利诱，分化瓦解，谋图为己所用。对于将领，元吉首先打敬德的主意。

　　敬德每每冲入敌阵，四周密集的长矛刺不住他，且还能夺得长矛返刺，致敌于死命。元吉颇以使矛自负，对敬德很不服气，便提出各自去掉枪头进行较量，一决高低。敬德说：“敬德自当去枪头，您不必去。”而元吉飞马刺杀敬德时，横竖是刺不中。世民问敬德：“夺矛与避矛哪个难？”敬德答：“夺难。”于是，世民又命他夺下元吉之矛。再次上马，只一会儿，敬德就三次夺下元吉之矛。

　　元吉暗中将一车金银器物送予敬德，信中写道：“希望得到您的屈驾眷顾，以便加深我们之间的布衣之交。”敬德回复：“敬德起自幽贱，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窜身无所，久沦逆地，罪不容诛。实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隶名藩邸，惟当以身报恩。于殿下无功，不敢谬当重赐。若私许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敬德将此事向世民汇报，世民说道：“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来但取，宁须虑也。若不然，恐公身不安。”

　　元吉目的未遂，反而暴露了挖墙脚的意图，恼羞成怒，暗中指使勇士去刺杀敬德。敬德有所觉察，便敞开层层门户，自己则静卧不动，刺客几次潜入，见此阵势，终于没敢进屋。后人以敬德为门神，或许正取的是这等伟岸的气概。元吉无奈，便谮之于李渊，下诏狱审讯，想杀掉敬德。世民竭尽全力，“固谏得释”，才救下敬德一命。

　　瓦解的对象，敬德之外，还有程知节、段志玄。从前期的较量来看，是建成、元吉率先动手打压秦府的，下手狠急，步步紧逼。李世民岂是等闲之辈？他在暗地里收买禁军将领，为在玄武门、宫廷内及对方营垒中安插心腹亲信，也下了一番水磨工夫。然而，世民心底，还是不想启动杀伐之政变，父皇、兄弟，毕竟是自家骨肉。

　　六月初上，血腥味连连扑向秦王府。建成、元吉设下的“昆明池政变”计划，由内线告密，泄露于世民耳中。即便如此，世民对率先动手仍有顾虑，敬德此时挺身而出：“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豫，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妻兄长孙无忌也劝世民动手。敬德又进一步苦劝：“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也看到是没有退路了，便要占卜，张公瑾抢龟投扔于地，愤愤地说：“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可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李世民这才拍了桌子，定下最后决心。

　　为了把心腹集中起来共济大事，世民令敬德去召先已被逐在外的房玄齡、杜如晦，房、杜不了解世民的心思，便推辞道：“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一听恼了，将佩刀付予敬德：“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世民向李渊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李渊一时愕然，答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李渊召建成、元吉明早进宫时，后宫的张婕妤已将世民的密奏转告了建成，元吉感到事态严重，提议“推称有病，拒绝入朝，以观望形势”。建成说：“我们这不是自认有过吗？为防意外，我已令各处兵马严加防范，有何可惧！当与弟入宫参谒父皇，三对面问个究竟。”建成、元吉与李渊，老谋深算，可哪里能想到李世民所布局的当面“对质”，只是放了个实施“一锅端”的烟幕弹罢了。三个有实力的强者，实在是低估了久经战阵而精于出奇用险的老二。

　　次日一早，建成、元吉只带几名亲随，由玄武门入宫。门内寂静，几名卫士像以往那样守立于大门两侧。二人缓缓前行，建成忽然发现前面的临湖殿两侧有人影闪动，大吃一惊，叫声：“不好！”拨转马头欲向宫外驰去，世民一马跃出，高呼：“大郎停下！”建成稍事犹豫，而元吉却看到数十骑人马从临湖殿两侧奔突而出，他赶忙扯弓搭箭向世民射去。素来勇猛的元吉，此时心急失慌，弓未拉足就忙忙放手，一连三箭，皆未射中。世民却勒住坐骑，稳稳一箭，建成便应弦落马。眨眼之间，敬德率数十骑赶到，一阵乱射，元吉中箭坠于马下，他趴在地上一抬头，见世民坐骑受惊而奔向路旁树林，被地上枯枝牵绊，世民被狠狠地摔倒在地，元吉乘势扑上前去，夺下世民之弓，用弓弦紧紧地勒住了世民的脖颈，世民正双腿乱蹬地直翻白眼，敬德疾风似的跃马冲至，狂呼“逆贼大胆！”元吉领教过敬德的手段，起身拔腿，直向武德殿飞奔，敬德“嗖”地一箭，元吉倒地。

　　东宫、齐王府两千精锐，呼啸着杀向玄武门。张公瑾力大如牛，急忙将两扇沉重的大门关上，刚落下门闩，对方的马头便撞到门上。玄武门旁早被世民收买了的卫士，与东宫兵马厮杀成一团……东宫将士见玄武门一时难下，又忽地掉转方向，去攻打西侧的秦王府，幸亏敬德提了建成、元吉的首级，带几骑卫士飞一般赶至，高举人头雷声大吼：“太子、齐王谋反，秦王奉诏命平乱！今首恶已诛，与众人无关！”蜂拥的兵马见主人头颅已举在敬德手中，四流溃散。

　　这天大早，世民已率领长孙无忌、秦叔宝、高士廉、侯君集等10余干将进入玄武门的，而史册上，只见敬德一人随着世民内冲外突，别的将领人在何处？干什么去了？敬德赶往秦王府解围时，世民又在哪里？实际上，世民带敬德射杀建成、元吉，仅是政变的一隅，李渊所居的武德殿及其后宫，才是李世民心目中的主攻点，玄武门开打，皇宫里是同时动手的。世民在指使敬德救急秦王府之后，自己赶忙又去指挥主战场上的交锋。

　　《旧唐书》载：“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说明宫殿之内也是刀砍剑刺的。这时候的李渊，仿佛正在风平浪静的海池上划船。血手握矛的敬德径直冲到泛舟之处，他才惊问“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答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这些蹩脚的文字，明显是杜撰之言。

　　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宫内鏖兵激烈，李渊只带了两个臣子，从角门失急慌忙地逃进了海池船上。敬德出现时，李渊是浑身筛糠，眼前这厮，就是前一度差点被他杀掉的那个“凶神”呀，面对这个黑煞，李渊还敢问他“卿来此何为”乎！可以说，李渊之命此时正蚂蚱似的捏在敬德手里，只能是战战兢兢听命于敬德的。当时，宫内鏖兵正急，敬德轻而易举就从李渊手里讨下了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敕书，敕书宣布，“众然后定”。敬德里外奔波，显然是李世民急中生智，命敬德闯过去逼宫的。李渊此时如稍有强梗，敬德那杆长矛是会闪电一样戳过来的。敬德此刻说一不二，比皇帝还要皇帝。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弑兄挟父”的罪名，毕竟太不光彩。贞观后期命房玄龄删略《国史》，主要就是抹掉了勒逼父皇的这一幕。

　　老二射死老大，老四几乎勒死老二，敬德救出老二，翻转身又射杀老四；接着，又冲入禁地去逼宫，收拾头号战犯李渊。他这样提着脑袋干革命，政变之首功，非他莫属。可在事变之后论功行赏，敬德却排列第四。敬德表面不言，心里当然不服。某日廷宴，他斥问坐于其上席者：“你有何功？竟然居我之上！”任城王李道宗（世民之堂弟）恰巧坐在敬德下首，便出面劝解，话刚出口，敬德勃然大怒，一拳挥将过去，几乎将任城王一只眼打瞎，而李世民却很不高兴了，将敬德叫到一边，训斥道：“朕早年读《汉书》，见汉高祖杀韩信、彭越，颇不以为然。如今，方知彭、韩是咎由自取！”其意为，这座次是我排的，你可别蹈韩、彭的覆辙。登上龙椅的李世民，语含杀机，粗中有细的敬德，能不惊出一身冷汗么？

　　又一天，太宗追问敬德：“听人说你要谋反，这是怎么回事？”

　　敬德知道是麻烦大了，索性这样回答：“我跟上你出生入死，幸好还活着，现在身上留下的唯有伤疤。你现在大业已定，就怀疑我吗？”说着解衣摔地，亮出身上的伤疤，对着伤疤，念及往事，李世民流泪了，忙说：“快穿上衣服吧。我是不怀疑你，才好意提醒的，怎么反而怨恨我呢。”李世民一下子感觉内疚，又提出要將自己的女儿嫁给敬德，敬德一口回绝：“臣虽鄙陋，亦不失为夫妇之道。臣每闻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窃慕之，愿停圣恩。”扣头固让，帝嘉之而止。

　　李世民的追究，是行将施惩的前奏，敬德气愤地脱衣摔地，也是下决心破罐子破摔了。出乎意料的是，李世民看见累累伤疤而良心发现，突然来了个紧刹车、急转弯；提出愿将女儿许配于敬德，则是临时应变的掩饰之术了。机警权变，李世民何其精明。

　　帝王家之称孤道寡，拆穿了看，就是情谊、道义之类，在皇室利害之权衡面前，统统轻如鸿毛。李世民的落俗之处是删略正史，超绝之处是并未藏弓烹狗。坐上龙椅后，能将危难之际所结下的血火情谊演化成

　　尚可维系的君臣关系者，已属伟人。“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骁悍无双的猛将敬德，能活到74岁，历史上是罕见的。民间以敬德为门神而避邪祈福，也说明敬德实在是令人敬爱的一员福将。

魏征

　　谏诤为逆鳞之举。历史上有的是谏诤之臣，其姓名能成为谏诤之代名词者，唯有魏征。

　　逆鳞，皇上的感觉是不舒服的，甚至是痛苦的，所以，“臣欲进谏，辄惧死亡之祸，与赴鼎镬、冒白刃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乃是极难”。在李世民的倡导、鼓励之下，贞观年间虽是谏臣盈廷，可臣僚之间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有的在暗暗揣摩圣上的心思；有的在进谏时斟酌分寸，有所保留；有的，坚持以歌功颂德为能……独有魏征，前后进谏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

　　贞观五年（631），侍御史万纪、李仁发由于热衷于告密而多次被圣上召见，动辄令太宗震怒，弄得众臣无以自安。“内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论争”。在这满朝廷屏息敛气的死寂关口，魏征则挺身而出，历数了两个佞臣以诋毁为能的事实之后，断然表白：“伏愿陛下留意再思。自驱使二人以来，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钺，受不忠之罪！”勇哉魏征，独闯绝崖，直捋虎须，这是孤注一掷的拼命行径。幸亏唐太宗高度警觉，为了“弘益”于大唐江山，改弦更辙。

　　翌年三月的一天，太宗怒冲冲地回到后宫，口里不住地骂道：“会须杀却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他生谁的气？答曰：“魏征每廷侮辱我，使我不得自由。”皇后听后，默然无言，退回内房，过了一会儿，只见她换上皇后的朝服，出来便郑重地向太宗行参拜大礼。李世民问，这是何故？皇后答道：“妾闻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尽直言。

　　妾备后宫，安敢不贺！”太宗一阵脸红，深感愧疚，对皇后的聪慧由衷感佩——长孙皇后是依据自己的特定身份，沉着、冷静，大度而巧妙地为李世民设置了一个缓冲、思考、转弯的台阶。如果没有长孙皇后，魏征的命运，恐怕就不好说了。

　　不惧斧钺，敢于逆流而上，与魏征的经历是不可分的。魏征少时孤贫好学，向有大志，也曾为道士。隋末隶瓦岗寨的李密，密败，降唐，又被杜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败，入唐，为太子建成洗马。眼见世民的功业蒸蒸日上，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每劝建成早为之谋”，也就是说，预感到局势发展的魏征，多次要李建成及早下手，干掉李世民。玄武门政变，杀红了眼的李世民“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就这样一个面对刀斧而凛然、从容的文士，反而让李世民为之敛容，“擢拜谏议大夫”。刀兵血火中的李世民对一个顽固老辣的敌手折节擢拜，难道是突然间心血来潮吗？

　　显然，是魏征的一句“今日之祸”，深深撞击到李世民心底的痛点：前朝的杨广，刚愎拒谏，而李建成步杨广之后尘，也不听魏征之规谏，于是，两个人就是同一个可悲的下场。李世民以谁也料想不到的方式对待魏征，心底显然是掂量过眼目前的一系列血的教训，极其看重这个骨鲠老臣的智慧与才能。

　　这事让人联想到老臣苏威。隋文帝时，苏威任尚书右仆射；隋亡，任宇文化及的光禄大夫，越王杨侗的上柱国，王世充政权的太师。李世民挫平王世充后，他又凭仗老资格请求谒见。李世民斥责道：“公隋朝宰辅，乱政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当时，东征西战的李世民22岁，即便是颇有身份的重臣，对创业若无用处，李世民就视为敝屣。而今行将登基，却重用“死有余辜”的魏征，他这是图什么呢？对此，魏征作为政治高手，心底是比谁都清楚。胆识从来就不是天生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的魏征，嗣后一直能洒脱地对待危难与死亡，实在是从艰险中磨砺出来的人生姿态。换言之，他将自己的这条老命，早就算在李世民的账下了，还在乎进谏失慎可能招致的祸殃吗？

　　十多年间，魏征“凡二百余奏，无不剀切当帝心者”。切中时弊，入情入理，是为“善谏”。“善谏”，绝不亚于知难而进的“敢谏”。倘是没有经受大风大浪、熟读经史、见地卓异为底衬而善于谏诤，单凭血气而敢谏，魏征想要在贞观王朝立身17年，注定是不可能的。

　　魏征之善谏，集中体现在贞观十一年所写的《谏太宗十思疏》和贞观13年写的《十渐不克终疏》里。前疏，从十个方面提示唐太宗认真思考：后疏，是魏征等待、观察了两年，发现太宗没有什么动静与起色，这才续写的奏疏。将两疏细加比照，其间大有名堂。

　　创业初始，四敌环伺、百战维艰时，李世民是如履薄冰，宵旰图治，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但他一登上帝座，局面初成，作为固有的人性，声色犬马、追求享乐的本性就怎么也按捺不住了。从十思到十渐，所涉及的问题是全方位的、总体性的。前后两疏一呼一应，得出的结论是“不克终”。太宗这两年里是如何思考的，不得而知，给魏征的感觉是：他所写的前疏，仅仅是被唐太宗打了个水漂子。

　　写后疏时，魏征着重从10个角度条分缕析，深入解剖太宗在十三年里的细微变化。他不嫌重复，每条都有“贞观之初”与“顷年以来”的字样，将前后强烈比照，以显示初衷之难持——初衷是珍贵的萌芽，是强大的发轫。如果进行归纳，后疏有以下格外引人深思处：

　　全疏紧扣太宗身份地位的特殊变化：“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魏征是高瞻远瞩，以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为基点，提纲挈领，由人之本性进行忖度，点明太宗想要改易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困难性和隐伏着的复杂性。

　　紧接着，深入太宗的内心世界，明察秋毫，直言不讳，揭露其言与行的抵牾之处。“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甚至将太宗为自己轻用民力而进行辩护的歪理——“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也和盘托出。五脏六腑，私密揭露无遗，直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脸红。魏征的词旨尽管剀切，不留情面，但又体贴入微，极注意把握分寸。“轻亵小人，礼重君子”；“忽忘卑俭，轻用人力”；“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以这些细微恰切、轻重得宜的文字，为人君准确定位，强调唐太宗在理智上是明白孰轻孰重、孰正孰邪的，这就从本质上与前朝前代的昏暴之君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次外，太宗居帝王高位，一言一动都牵扯到国家的理乱安危，疏里强调“百姓逸乐”“百姓之心”，“疲于徭役”“劳弊尤甚”，所有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天下疾苦”。前疏500余字，后疏2500余字，10条内容大体依旧，后疏是更详尽、更细腻，因为强烈对比也更为形象逼真。如果可以将前疏喻作手榴弹，后疏简直就是重型导弹了。这等襟怀天下忧乐、隐雄骏之气于背后的奏疏，对唐太宗震撼极大，唐太宗反复研寻时，“深觉词强理直”，便极为重视，索性就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

　　魏征的奏疏，是历史性的回顾，也是现实性的审视，罗列的是李世民初衷的悄然移易，挑明的是历史性覆辙极可能重蹈的苗头与迹象。如果把“十渐不克终”说重一些，就是历史的进程无从抗御，想要全面挽回是极其艰难的。

　　一代英主，终于也属于皇帝。因为魏征在疏里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词句，便有现代的某些论家，认为魏征奏疏里所提供的是帝王家的“统治天下之术”。当今的诸多选本里（含语文教材）也避重就轻，选取前疏而屏弃后疏。这样的理解、安排，自然也就按不住个轻重了。

　　以人为鉴、以古为鉴、以史为鉴，鉴就是照镜子的意思。照镜子这一行为（年轻女性更为看重），终究是改变不了事物的妍媸、进退的。所以在疏的收尾，魏征也只能是仰天长叹：“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这样的叹息，不失为历史上至为沉重的叹息。

　　忠臣，是岁月传递下来的美名。太宗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看罢，摇头说道：“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问道：“忠、良有何差异？”魏征答：“忠臣往往自以为是，身受诛夷，让君陷大恶，他独有其名。良臣进谏，上下协力，君受显号，臣获美名，这才是国家之福。”太宗听罢，立即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从创业到守成，为了江山，君主能以山海器量克己容人，是为明君；臣子能不拘于功名，不计身家祸福，直言谏诤，便是良臣。明君的求谏、纳谏，良臣的敢谏、善谏，是造化所设定的极其精致的人事格局。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这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对君臣绝配，人们多知太宗善于纳谏，而忽略其主动求谏之殷；知道魏征之敢谏，而未知其善谏之工。在这些盘根错节、丝毫不敢大意的谏诤条件里，只要是略微失慎，就难以形成贞观王朝这样的历史佳话。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疏的题目里的“渐”字。

　　“渐”者，是浸渍、感染而难以觉察的细微变化，属于天道运行的规律。散文家丰子恺有一篇名作：《渐》，一落笔就这样写道：“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实际上，早在1300年前，魏征就敏锐地参透了造物主所掩藏着的这一消息。

　　丰子恺先生动笔之时，应当是留意过魏征的奏疏的。

李靖

　　李靖聪慧过人，从小就怀有“立功立事”的远大抱负。他的舅舅韩擒虎教他习学兵法，与之交谈时，常常兴奋得拍手称绝：“可以与之讨论孙、吴之术的人，只有你呀！”

　　大业末年，李靖在马邑郡（山西相州）当郡丞。此地为对抗突厥的军事要地，常与太原留守李渊配合行动，往来相处，他发现李渊不忠于隋，暗中准备武装暴动，于是，就实名举报。嗣后，李渊进入京师，李靖与滑仪、卫文升他们俱被抓捕。李世民虑囚，滑仪、卫文升相继被杀掉，李靖将要被斩时，他大声呼叫：“现在正当用人之际，你们想完成大业，怎么能斩杀壮士呢！”接近于知命之年的李靖，不甘于这样就戮。李世民“引与语，因请于高祖免之”。保命之后，他随着李世民东征西讨，武德三年（620）挫败了河北之劲敌王世充，接着，又奉命去攻打割据江陵的萧铣集团。死里得生的李靖，全力以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洗刷着愚忠于隋时的巨大过失。

　　统一大业就绪时，功勋卓著的李靖外放灵州（宁夏银川）大都督，掌握着西北的大部兵权。而李渊的几个儿子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这时节却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武德九年（626），李世民下决心发动政变。

　　五月间，暗地里就给李靖打招呼，而且欲向他借兵一用。在这个极度紧要的关口，李靖却一口回绝了李世民；然而，李靖也万般警惕，没有将这个捅天的消息透露于朝廷。顶层权力的角逐太莫测了，面对行将袭来的政坛“龙卷风”，李靖清楚自个儿的命运在其间是纸片样的轻薄，他怎么会忘记八年前差点儿丧命的教训呢。六月四日，玄武门政变，八月九日，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

　　用兵时审时度势，机敏应变若有神助，为李靖的最大优长。在李世民率李靖他们进击王世充时，盘踞江陵的南梁萧铣集团，就派舟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的峡州、巴、蜀。武德四年（621），李渊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三军之事，一以委靖”。从黄河流域挥戈南下于长江的李靖，实际上是三军统帅。

　　八月，重兵集结于夔州，对萧铣集团发起强大的军事攻势。只因秋潦，涛濑涨恶，诸将畏怯，提出等候江平乃下江陵。李靖认为：“兵机事，以速为神。今乘铣不备，冒险疾趋，是震雷不及塞耳，可擒也。”

　　很快，拔下荆门宜都。铣将文士弘将精兵屯之于清江，李孝恭欲进击，李靖劝他暂住南岸，避其锐气，待敌气衰时再动手，孝恭不听，自往开战，败绩。趁着敌方因为获胜而委舟散掠的机会，李靖突然间挥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疾攻水城，大获敌方舟舰。李靖此时忽又下令，将所获舟舰丢散于江。诸将无法理解，问道：“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舟舰，这样丢散，不就是在支援敌人吗？”李靖解释：“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我们是悬军深入，如果攻城不下，敌人援兵四集，我们将表里受敌，会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就是手头有大量舟舰，能有什么用呢？现在丢弃，让这些舟舰蔽江而下，援兵看见了，必认为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这样，我们这里拿下江陵就有把握了。”

　　果然，铣之援兵见舟舰沿江散下，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迟疑徘徊。

　　江陵的萧铣内外阻绝，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投降。李靖入据其城，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有的将领请示：“对那些抗击过我们的铣将，为什么不收取他们的家资来犒赏我们的军队呢？”李靖回复：王者之师，宜使义声先路。城里的那些抵抗者，此前为其主死斗，这怎么能同叛逆之徒同等看待呢？如果现在已降，我们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籍没其家产，我恐怕自荆以南，坚城剧屯，俱驱之死守。我们往后的进军作战，就很艰难了。

　　正因为王师义旗高举，江、汉列城，望风款附。李靖迅速平定了南方，得郡96，户60余万。捷报传来，李渊便表彰李靖足智多谋、临机果断：“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舅舅韩擒虎当年的赞许，为理论上的首肯，而高祖李渊的奖掖，则是从一系列的实战中归纳出的结论。李靖能够外放灵州而掌握西北的大部兵权，完全是凭仗一刀一枪杀出来的。重兵在握，又敢于拒绝恩人李世民的借兵要求，可见其擅长于分析、决断的真本事。

　　《新唐书》载：“唐兴，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四夷侵扰，东突厥的頡利可汗最为棘手。李世民刚即帝位，颉利就率军直驱长安，驻兵于渭水便桥，李世民亲率大军迎敌。双方军队后退，李世民出阵，单独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壮盛，心有疑虑，李世民又巧为周旋，答应给颉利以大量金帛，彼此订盟，东突厥撤兵北返。李世民是内虚而不能对敌示弱，谈判时则忍痛让步，但不管怎么说，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耻辱。返回长安，当即调李靖回朝，任刑部尚书。贞观三年，转为兵部尚书，并担任总指挥，发动对东突厥的灭国之战。

　　630年，李靖率军北征，出马邑（山西朔县），在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击败突厥，颉利北逃铁山，派使者谢罪，要求举国内附（他想待草青马肥时卷土重来）。李靖对此心知肚明，不容其喘息，挥军追袭，犁庭扫穴，直杀得颉利被擒获为止。东突厥灭亡，回纥等族首领大为震骇，只好望风臣服，尊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从这时起，中亚大部分地域收入唐朝版图，并以羁縻州的形式进行管理。最西的羁縻州，即波斯都护府，与波斯帝国东界的版图相邻。

　　国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州县村落，夜不闭户，行旅不带干粮，取给于道。“贞观之治”的盛誉与“天可汗”的尊号并时降临，这是历史上罕有的双喜临门。

　　凯旋还朝的李靖，晋升为宰相。《历代名臣传》载：“靖每参朝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称。”恂恂者，谨慎、谦恭、低调。李靖心底清楚，自己的用武之地在刀兵烽火的沙场上，而不在殿阁巍峨的庙堂里。面对外敌巨患，他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出将为相，则低调为人，深自韬晦。经历诸多大劫而长于坚守本心的李靖，守身如城，一丝不苟，从容、稳健，从不越轨。然而，李靖其人，骨子里终究是久经沙场的战将，并非什么谨慎守成的缙绅老臣。一旦逢到棘手致命的坎坷、横逆，则会立时亮出机敏、刚毅、毫不迁就的骨相与本色。

　　后起的凌烟阁里封了24位开国功臣。如果将凌烟阁喻之为一帘高悬于崇山峻岭中的巨型瀑布，此瀑由24道逶迤汇集的流水联袂组成，其壮观泓浩的景观的背后，非常的错综复杂。《唐语林》记述：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矣！至微隐之术，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乃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将有他心焉。”

　　太宗心里有数，若论文韬武略，李靖给侯君集当老师是绰然有余的。侯君集却不似敬德那样憨直、磊落，他嫉贤妒能，凭仗自己在玄武门政变中立有大功（其功位仅次于敬德），竟在背后告老师的黑状（致命型的黑状）。机警的李靖见太宗这样追问，横祸袭来，立马反击，形同于击石生火。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的回击是准而且狠，侯君集终以“谋反伏诛”。

　　贞观十八年，太宗亲征高丽，李靖因年高有病而不能相从；太宗派人召李靖上殿，李靖仍以有病辞谢。于是，太宗亲临李靖府邸，看望李靖，希望他能扶病从征。李靖见太宗着实恳切，就表示愿意坐在车上随军同行。行至相州，病情益甚，只好停留于相州。

　　太宗率军行至辽阳西南的马首山，与高丽、靺鞨的军队摆开了决战的架势。见敌方排阵40里，军容严整，士气昂扬，太宗微露惧色，江夏王李道宗便从旁建议：“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看了看他，没有表态。双方交战，数次为敌所乘，如果再对峙下去，对唐军不利。回撤到相州时，太宗特意询问李靖：“我这次率大军临敌，为什么却胜不了这个蕞尔之夷？”李靖答：“这个吗？李道宗心里明白。”太宗便回过头，看着身旁的李道宗，道宗便重复了他在战前所提出的奇袭平壤的建议。太宗听罢，惆怅地说：“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年高卧病而“请舆病行”，李靖是摸透了太宗的用意与心思（太宗驾幸府邸而探望，远不同于20年前的私下借兵之举）。当太宗执意用兵而失利，于返回途中向李靖讨教时，李靖便以平和、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倾向与思路——他说自己认同江夏王在开战前所提出的突袭方案（已经被太宗否决了的方案）。这里，他既没有摆出军师的架势，伤及太宗的尊严，又肯定了太宗堂弟江夏王的用兵才能。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笔者一直疑心，那个曾经挨过敬德老拳的江夏王，是提出过奇袭的方案，而这一方案之腹稿，最初会不会是酝酿、形成于李靖的襟怀呢（李靖疾笃，便委托江夏王将此谋端上桌面）？

　　一个75岁的病笃老人，韬略与潜能深藏莫测，脑海里的纹路是如此清晰，面对着太宗疑惑深长的询问，既不露己能，又不失时机地彰显人长，言简意赅，分寸拿捏得极为巧妙。太宗此时的懊恼之言，实属于自我开脱，可这个精明的帝王家，难道就真的摸透了李靖微妙、隐曲的心思吗？

　　李靖一生，满怀抱负，浑身功夫，且又逢上了难得的大好机遇，这算不算是“造化”的安排呢？笔者疑惑，这里试提一二。

　　李靖是逢得了罕见的明君。告发李渊异动之事，倘无李世民慧眼识珠而为之求情，或者李渊实在是恼恨，执意要进行处置，还有，李世民若还不原谅李靖在筹备政变之前的绝情之举，也就是说，面对超重失常的生死恩怨，如果没有两代君主的襟怀似海，大度宽容，而李靖所遇的是昏佞之君，他纵然有三头六臂，能苟全吗？

　　俗谓，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非凡的女人，李靖背后就有个红拂（《辞海》里设有“红拂”词条）。所谓慧眼识英雄，通常的理解是红拂识李靖，可在二人私奔之途中，又遇奇人虬髯客，此客与红拂以兄妹相称，《唐语林》载：“卫公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这个传奇故事里的杨素、李世民、刘文静，史上皆实有其人，至于红拂、虬髯客，能在李靖的征战生涯里埋下如此重要的伏笔，也应当引人慎重思索——因为优秀的传奇作品，彻底的面壁虚构是很困难的。

　　史上的明君，屈指可数；世间的私奔者，十分稀罕。可这两桩成

　　双结对（李渊、李世民，红拂、虬髯客）的美事，在翻覆波荡的乱世风云里，为什么偏巧就一并青睐于李靖呢？

　　李靖其人，作为数易其主的一员军事将领，他南征北讨，从水乡到大漠，从中原至边塞，在稳定强悍游牧民族的征战中，对稳固唐王朝版图贡献巨大。与此同时，他始终谦恭自省，不争功，不夺势，不显己，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记。像李靖这样的文武全才，如今几乎已无从寻觅。长期的和平环境，造就了许多和平将军，如赵括、马谡者众，战神李靖，几成神话中人。

小结

　　从秦王府的俊杰如林到贞观朝的良臣盈廷，李世民的周围，万机纠葛，他的心底难免两种力量的纠缠与搏斗，难得的是，人性、良知、信义，较量中总能占据上风。因为李世民清楚：兼听则明，任何个人从诤言中所得到的智慧之光，比从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里所取得的智识更干净，也更纯洁。贞观七年，他对魏征这样表述：

　　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也足为良工耳。

　　良工与石材之切磋在这里是互为因果的。云本倚龙翔，风亦附虎烈，他山有巨璞，开启待圣哲。敬德、魏征、李靖，始初出山，也难免是粗砺、坚楞的原生态石材，正因为处之于李世民的手底，精雕细刻，巧为使用，他们才以英偉、杰出的形象留名于青史。他山之石，实在是不可小觑，他们对贞观王朝的撑持，切近于柱石。话说到这里，我们也无妨假设：李世民如果一时疏忽而毁弃这些石材，唐王朝会是怎样个情形呢？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俗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熊”与“雄”同音而含意相背。倘是将此言略为调整，盛唐便是"将雄雄一个，君雄雄一国"：贞观盛世者，众之所积也。是李世民聚合了一大批智者、能臣，群策群力，才在历史长河中划出了一道亮丽灼目的景观。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