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大鹏

　　东北的年俗是很有特色的，而农村却更有一番风情。

　　我出生在城里，有一年随着教书的父亲去了农村。那个村子不大，很穷却很安详。进了腊月，每天早晨就都会听见猪的嚎叫声，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猪叫声渐停，院落里就会蒸腾起大团的热汽，气团里人影晃动，杀猪人忙着用烧开的水烫猪毛。热汽被早晨的阳光透成粉红色，然后漫上树枝，挂成冰凌，显出冰清玉洁的样子。杀了猪，人们见面的时候都会用手指报一下猪的膘情，一个手指代表一指膘，手指越多，膘情越好，肥肉越多，烤出来的油越多，吃得时间就越长。那些杀出“五指膘”的人家，总会被村里人当新闻一样传来传去，有时还能传到邻村，人们自然免不了夸奖一番，夸那家女人会养猪，会过日子。于是那些一指膘家的人见到五指膘家的人都会惭愧地低下头去，当然，也有些不服气的，就说，“我家那猪仔根本不是那坯子，咋吃都不胖”，或者说，“有什么了不起？把粮食都喂猪了，还说会过日子？”总之，在农村，杀一口猪，里面暗含的内容是很多的。

　　又过几天，农舍屋顶的热汽又会大了一团，但已听不见猪叫，那是做豆腐时形成的。村子里家家都会做豆腐，我们家不做，我奶奶说，我们家的锅太小，做不得豆腐，做不得其实就是不会做，但我们家里的豆腐是不缺的，村里好多人都会把做好的豆腐送过来，那豆腐冒着热汽，嫩白嫩白的，好看，好吃。

　　最热闹的还是除夕。一大早，村的上空就不间断地响起爆竹声，买爆竹的钱是孩子们用卖猪鬃换来的。猪鬃是猪脖子上的硬毛，国家收去了用来做刷鞋的刷子。条件好的家庭也会把猪毛让孩子们拿去换爆竹，但那毕竟是少数，卖猪毛的钱一般用来“打灯油”或者用来添几张年画挂在墙上；也有拿猪毛换些旧报纸的，换回报纸，糊糊家里的墙，去年糊在墙上的报纸经过一年的煙熏火燎已经乌黑，连字迹都模糊了。糊了墙，家也就新鲜了，有了年味。

　　除夕之夜，一家人守岁，吃饺子，放挂鞭，然后就被老人催着出去拜年，磕头。买不起年礼，就用磕头代替，是最实用的，也是最经济的办法。这磕头是很讲究的，一般由兄长带头，兜里揣着磕头清单，排门到家，走街串巷，不论谁家，不论是否本家本族，不论往日近日有无隔阂，只要家里有老年人，有长辈人，就进到院子里，由带头大哥照着屋里喊一声几爷爷、几奶奶、几大爷、几大娘、几姑、几婶子……“给您老人家磕头了！”于是就齐刷刷跪倒，磕了头爬起来，然后再赶往下一家。有时候磕头的两帮人在大街上遇上了，一看是长辈，就立马跪倒便磕，不管地下有什么，身边是什么，这头必须磕得及时，迅速。也有磕错的时候，天黑看不清对方的身份，误以为是长辈，等磕完了却发现是晚辈，然后就站在那里不动，待对方成倍地还了头，再继续往下磕。村里的长辈是要磕遍的，不能顾此失彼，那些长者谁给他磕头他可能记不住，但谁没给他磕头他却总能记住，你不给他磕头就有可能在他见到你家老子的时候，叨咕你几句，说你家老大、老二没去给我磕头之类的话。所以，这除夕夜的头必须进行到底。

　　

　　有一年春节，我在我大爷家过的。我大哥领着我从半夜磕到清晨，额头都磕肿了。我大哥说你不用使劲磕，屋里人看不见。我自然心里不服，心想既然磕了，就使劲地磕。于是额头由青色变成黑色，最后终于挂了血丝。等到了四爷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四爷是我爷的四哥。我爷爷去世早，我四爷照顾我奶奶和我爸我大爷，劳苦功高，在家里享受尊重。四爷读过私塾，经史子集背得朗朗上口。我们磕过头走进屋里去。四爷年过九十，眯着眼睛见有人进来就欠开一条缝辨认着，“怎么才来啊？”听这口气是嫌我们来晚了，其实，我们也没来晚，因为一直磕着过来的。“明年早点给爷磕头来，要不我早就睡了”，看来四爷真当回事，一直等我们。四爷闭上眼睛，嘴里嘟囔着“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神，要信祖宗……”四爷的这些话被他说了一辈子，奶奶知道，我爸知道，我们家里人都知道，这是他的家训。

　　初一的早晨，村的上空继续响着鞭炮声。大街上传来冰糖葫芦的叫卖声，货郎推着自行车，架子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冰糖葫芦，红澄澄的山楂上挂满晶莹的冰糖，货郎们用带着唱腔的语调沿街叫卖，“冰糖葫芦……糖葫芦……”于是我们就跟在后面学着货郎的语调在大街上喊上两声，跟着的人也越来越多，吃不到，却能跟着很久……如今，各种地方特色的小吃遍布大街小巷，那花色，那种类让人目不暇接，但每听到那摄魂牵魄的冰糖葫芦叫卖声时，我总会停下脚步，然后满目深情地走上前去，买上几串，咯蹦蹦吃到嘴里，仿佛又回到了那些多彩的年味中……

　　——选自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