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遡洄从之，道阻且跻。遡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遡洄从之，道阻且右。遡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歌，究竟是如何作用于世界的？答案很简单：通过作用于每个被诗歌打动的读者和作者。一个从未被诗歌所打动的人，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质疑诗歌的用处，但我们或许也可以略微质疑一下他作为一个人的用处。汉代学者翼奉有言：“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人性倘若真如康德所言是一根曲木，那么，中国的读书人相信诗歌可以对这样的曲木略作矫正。但矫正方式绝非在每个弯曲点反方向用力，那样通常只会矫枉过正，或者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任何康复师都知道脊柱拉伸的原理，诗歌对于情性的矫正本质上也是一种拉伸，它不在具体某个局部细节上纠缠，而是给人以某种整体性的向上、向前的驱动力，以真实和美善的名义。

　　《蒹葭》，大概是《詩三百》中最著名的几首诗之一。“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明白如话的诗句穿越千年，仍历历如新。钱锺书将之比作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抑世（间法）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示向往之境”。但这种慕悦，这种向往，在后世诗歌中往往停留在“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王国维语）的徒劳感慨中。而在《蒹葭》里，这种慕悦和向往却是要立刻付诸“遡洄”“遡游”的不懈追寻中的，这种被“在水一方”的伊人所驱动的追寻，是《蒹葭》独有的力量。

　　“遡洄”与“遡游”，这两个词恰也是《蒹葭》一诗最令历代研究者们困惑的焦点。

　　《毛传》此处原本解释得很明确：“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礼则莫能以至也……顺流而涉曰遡游。顺礼求济，道来迎之。”就诗意的疏通而言，《毛传》的解释其实是最容易明白且没有内在矛盾的，它将“伊人”视为王道的象征，遡洄与遡游分别对应逆流和顺流，暗喻违背周礼还是遵循周礼，违背周礼则“道阻且长”，遵循周礼则“宛在水中央”，如此，这首诗的思路就很清晰，也就很容易被后世学人所认可。孔颖达《诗经正义》为之再进一步解说道：“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襄公是指秦襄公，他因为救护周王朝东迁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并获赠西周被西戎占领的岐、丰之地。直至清代，这种解释都是学界主流意见。我们因为长久置身于一个礼教崩坏的时代，反过来会觉得《毛传》的解释非常迂腐不可理解，但我们既然能够毫无困难地接受舶来的象征主义，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中国古典诗里的象征手法呢？

　　但《毛传》的解释有一个必须面对的前提，就是要把“宛在水中央”简单地看成“道阻且长”的对立面，如果“道阻且长”是用见不到伊人来比喻要遭遇的困难，那么“宛在水中央”就是用见到伊人来比喻困难的解决。但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一个比喻的多义性和延展性，那可以看见的水中央，如果再进一步去追问，到底意味着一个咫尺可待的终点呢，还是可望不可即之处？意味着困难的解决还是新的困难的出现？何况还有一个“宛”字，又增添了些许缥缈不定。我们倘若要接受《毛传》的意见，就不能在“宛在水中央”这句上深思。但是，一首诗之所以成为一首诗，正因为其中的每一句诗乃至每一个字词都在要求并且获得某种平等的对待，而词语的暧昧与复义，必将超脱解释者的掌控，自行成为一首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一个好的诗人，他既不会无视这种暧昧与复义，但也不会故弄玄虚，他会把自身的感官当作乐器，聆听和推敲这些暧昧与复义的词语，看它们如何组合成奇异的音乐。

　　于是，到了欧阳修《诗本义》，“宛在水中央”就被解释为“困于水中”，也由此打开了这首诗的一个缺口。“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旧，则不免为夷狄也”。欧阳修依循《毛诗》继续将“遡洄”“遡游”解释为逆流和顺流，却在义理上做了一个大颠倒，在他这里，逆流一跃成为褒义词，遵循周礼被比作充满艰难的逆流而上，而继续以蛮族之旧习俗来统治周地民众，被比作充满贬义的顺流，即随波逐流。在《毛传》中给出的清晰图景，在欧阳修这里就转变成一种两难境地，《蒹葭》的作者形象遂得以改变，从一个是非分明的经师转变成一个人类具体困境的理解者。

　　朱熹《诗集传》保留了这种两难，但扫除了“指涉秦襄公”这样一个在诗歌文本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不可靠的历史背景，“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顺流而下也。宛然，坐见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他让这种两难困境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境遇，用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方式，让这首诗获得了崭新的生命。

　　“宛在水中央”的多义，是比喻的多义。一个比喻可以随不同解释者而变化，但字词的训诂却不可任凭想当然的猜测，一定要有足够的文献证据。因此，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朱熹，他们在借助一个比喻的多义将《蒹葭》撕开缺口的同时，对于“遡洄”“遡游”的解释仍是依从《毛传》，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毛传》相近的时代有一部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其中对于“遡洄”“遡游”的解释便和《毛传》相仿，“逆流而上曰遡洄，顺流而下曰遡游”，和《毛传》的差异仅仅在于“涉”字改成了“下”字，欧阳修和朱熹用“顺流而下”不用“顺流而涉”，想必也是受了《尔雅》的影响。

　　“遡”，有些版本也写作“溯”或“泝”，但其本义，都表示“逆”，那么遡洄作逆流好理解，遡游为何能解释成顺流呢？这里面似有不可通之处。俞樾《群经平议》就说：“若使逆流、顺流同谓之溯，义不可通。虽有《尔雅》明文，未敢信也。”继而，“此诗本刺襄公不能用周礼，两溯字皆从下而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义于溯，两句之异，全在洄字、游字”，他认为洄是回旋的水涡，游通流，是通畅的水流，遡洄与遡游都是逆水向上，只不过一个是逆着回旋的水涡，所以很艰难，一个是逆着通畅的水流，相对容易。我们可以看到，俞樾在“宛在水中央”这个问题上仍然依从《毛传》。但受此启发，闻一多更进一步，“在水上逆流而行曰遡，在陆上傍水边逆流而行亦曰遡，此处指陆行。洄是回旋盘纡的水道，流是直达的水道”（《风诗类钞甲》），他认为遡洄、遡游都是沿水岸而行，而游通流，当训为直，遡游就是沿着直达的水道。闻一多在书中还曾作图示意，即一条直的水道突然有一段弯曲，如果继续沿着弯曲的水边走，需要走很远的路（“道阻且长”），如果从依旧直行的角度，则仿佛要走到水里去了（“宛在水中央”）。俞樾—闻一多的这种意见影响很大，获得了如余冠英、吴小如等不少现代学者的认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但比较流行的《诗经》注本如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袁行霈《诗经国风新注》却还是依从《毛传》，这并非因为他们读书少，不知道俞樾乃至闻一多的新见，而是因为其中仍然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字词训诂缺乏依据，那就是“遡游”的“游”字被训为“直流”，这可以说完全是闻一多在俞樾基础上的猜想，如果说“游”通“流”尚有先例， 但“流”继续训为“直”可是于古无证，也没有哪个字典中这么解释过，所以，他们就保持了作为一个学者的谨慎。

　　看来，要解决“遡游”的内在矛盾，还是要回到“遡”这个字上来。刘毓庆遂根据《集韵》将“遡”训为“向”，将“洄”视为“回”的孳乳字，再根据《说文》“渊，回水也”，将“洄”训为渊源、本源；对于“游”字，刘毓庆也赞同俞樾的意见，同样训为“流”，但避免了进一步训为不可靠的“直流”。于是，“遡洄从之”即向着水源的方向逆流而上；“遡游从之”即向着流水的方向顺流而下（参见刘毓庆指导邵禹铭所作《〈诗经·秦风·蒹葭〉研究》的硕士论文）。

　　如此，通过将“遡”解释为与“逆”相近的“向”，取消了它固定的方向感，似乎解决了俞樾提出的“逆流顺流同谓之溯，义不可通”的困惑，但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同样是一条大水，弯弯曲曲也好，浩荡笔直也好，顺流而下会遭遇“水中央”，为什么向着水源的方向就不会遭遇“水中央”呢？换句话说，刘毓庆的解释虽然有训诂依据，但没有解决“遡游从之”和“宛在水中央”之间显然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

　　再一次，我们陷入一片迷茫之中，恰如《蒹葭》这首诗所要传递给我们的迷茫。

　　我们暂且再回到“遡”这个字的本义“逆”上面来。关于《蒹葭》这首诗，几乎所有前人的讨论，无论持何种意见，都自然而然地将“逆”等同于“逆水”，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因为这首诗设置的背景就是水上。而这种无意识，或许正是这首诗的一个盲点。

　　在《大雅·桑柔》中，有“如彼遡风”的句子，《楚辞·九叹·远游》亦有“遡高风以低徊兮”，在这两处书证中，“遡”字都和风联系在一起，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种启发，《蒹葭》中的“遡”，倘若脱离水的语境会怎样呢？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是诗人即目所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或非诗人所见，而是诗人所感。他感觉到伊人的存在，这种感觉，极可能不是通过视觉，或许是听觉，他透过蒹葭丛听见伊人的歌声或啸声，或许是嗅觉，他闻到空气中某种属于伊人的气息。无论是声音还是气息，当它们被风传送过来的时候，要追踪其位置，自然就要逆声音或气息而行，也就是遡。

　　前人已经根据“道阻且长”来推断遡洄与遡游或为陆行，但“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分明都只是针对“遡洄”而言，原本不必扯上“遡游”。“洄”字，有几个版本写作“囘”，即“回”的古文。刘毓庆将“洄”视作“回”，没有问题，但进一步训作“本源”，就有点刻意求深了。“回”字正如其字形所示，就是回环弯曲的样子。在一片烟水茫茫中，一个人要找到另一个人，只有两条路，一是沿弯弯曲曲的河岸而行的陆路，二是涉水而行的水路。“遡洄从之”，即逆着其声音、气息沿陆路追寻之，故有“道阻且长”之叹；“遡游从之”，则是逆着其声音、气息从水路追寻之，这才有“宛在水中央”之感。

　　总结一下：遡之逆，当是逆着伊人声音气息飘来的方向，而非逆水；洄与游，当是指两条道路（陆路和水路），而非两个方向（逆流和顺流），更非两种水道（弯与直）。这个论断，我们从《蒹葭》后两章的文辞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如果说“在水一方”还有点让人不知道是在水中还是水边，那么“在水之湄”和“在水之涘”，就很清楚地指示是在水边。《释名》：“水草交为湄。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水经川归之处也。”水之湄，即流水冲刷陆地所形成的水草丛生的岸边。水之涘，即水之厓，意思与水之湄相仿。闻一多《诗经通义》：“方与湄涘并举，其义当亦不异。《广雅·释诂一》：‘隒，厓，方也。王念孙谓方即此诗‘在水一方之方，《苏武诗》‘各在天一方，《古诗》‘各在天一涯，一方即一涯，其说甚确。”

　　正因为先有了伊人在水边的这么一个判断，随后的沿岸而行（“遡洄”）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但遡洄之路遭遇到困境，漫长（“道阻且长”），陡峭（“道阻且跻”），曲折（“道阻且右”），这才有遡游之路的转向，看看能不能抄水路走捷径，但依旧遭遇种种不确定，“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伊人仿佛始终在那不可抵达的“昨日之岛”（翁贝托·埃科小说名）上。

　　姜文灿《诗经正解》：“所谓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无限深情，千古莫测。”陈祖绶《诗经副墨》：“所谓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难向人说。”伊人，在诗人心中是实有其人还是美好的象征，抑或二者兼备，诗人语焉不详之处正是其深情之处，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不可把握的伊人激发出诗人实实在在的追寻之路，这遡洄与遡游的道路是无比真实的。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有一首《伊萨卡》，要讲的事情或许和《蒹葭》相近。

　　当你出发前往伊萨卡，

　　愿你的道路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

　　愿你的道路漫長，

　　愿那里有许多夏日的早晨，

　　……

　　要永远想着伊萨卡。

　　到达那里是你此行的目标。

　　但请不要匆忙赶路，

　　最好能持续很多年月，

　　这样，当你老了时登上那个岛，

　　你在旅途中已积累了足够的财宝，

　　而不会指望伊萨卡让你变得富有。

　　是伊萨卡赐予你如此神奇的旅程，

　　没有她，你就不会出发。

　　……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踏上这神奇的旅程之前，诗人给出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