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母亲的村子

　　那棵老樟树醒来的时候，天的东边扯出一道口子，曙光涌出来，一层一层地摊开在村子里。

　　村子一点也不显眼，统共十几户人家。两排低矮的房屋面对面相向而立，俨然是分布在一种实物另一边的对称存在。无论是小耳的屋檐，还是木格栅的窗户，全是参照浙江淳安乡村基本的建筑式样复制出来。房屋聚集的光亮，流过门前的晒谷场，跟村前的小河一样，闪烁着绸缎般的光泽。屋后栽着翠竹，一片连接一片。翠竹起先几年不声不响地往上生长，待高过屋顶，才砉然扬起柔软而蓬松的形态。不知谁家的灶膛里燃起柴火，一缕炊烟从烟囱里缓缓升起，像极了房屋沉稳的鼻息。瓦脊上落满重叠的枯叶，堆积时间长了，青苔和杂草野花就满不在乎地冒出来。

　　这是母亲的村子，委身于荷村的一个山坡上，若一艘小船。母亲十一岁那年，外公牵着她的小手跟随一群迁徙者由淳安出发，走了近千里之路，辗转到江西的一个小乡村，看到池塘里满是盛开的荷花，就定居下来。人和落脚的地方，需要一种缘分。据说这群迁徙者本该是奔赴上海嘉兴某地，但不知何故，被他们舍弃了，却一致认定荷村是终老之地。儿时看电视剧《上海滩》，我就缠着母亲问：你们为什么不去上海？上海多好啊，多少英雄豪杰踏上它的地盘，就会生出庞大的野心。仿佛在上海占了一席之地，就等于赢得了天下江山。我心里暗暗觉得外公和村里人的决定太不明智了。母亲停下手里的活儿，抿着上唇，使劲呼出一口气，把额头上挡住眼帘的几绺纷乱的刘海吹向一边。那时的母亲真年轻，蓄着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扎着两根粗辫子。她笑了笑，对我说：“你真是个憨喃英（女儿）。若是我们去了上海，又怎么会有你呢。”我不禁莞尔。想想确实是这个道理，便一下子释怀了，哼唱着“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跑出去玩了。

　　村子前的那棵老樟树究竟长了多少年，压根没有谁说得清。村子里的人只记得，他们来的时候，它就站在那里迎接他们，然后看着他们拾掇着荒田，一天比一天忙碌，将日子在脚下的土地上支起来。老樟树是一条分界线，隔开母亲的村子和荷村。荷村的本地人给母亲村子里的人冠上“移民佬”的称呼，以便区分。他们操着浓重的乡音和母亲村子里的人打招呼：“上哪里去，移民佬？”本地人说话的腔调，在母亲村子里的人听来，犹如一门外国语言。作为外来的移民户，母亲的村子一直保持着原先的乡音，不愿意乡音失传。乡音是历史，是他们所记得的东西。乡音的失传，意味着背叛了自己的故乡。他们希望子孙承袭自己的乡音，于是，走进菜园，指着茄子教孩子发出“落苏”的读音，藤蔓上结出的南瓜被叫作“北瓜”。路上碰到和奶奶年龄相仿的老妪要喊“娘娘”，若是小弟弟则叫他“挑挑倌”。闲暇之余，他们围坐一起聊天，听着乡音在彼此的嘴里欢快地跳出来，遂感觉自己接通了故乡的秘径，风餐露宿，风尘仆仆，终于又返回出生地。

　　在陌生的异乡，极容易顾虑丛生，他们生怕故乡交付的语音楔进异化的东西，失去原有的纯粹，就竭力排斥学说当地方言，为此闹出许多笑话。一次，村子里的早吉爷爷摘了两箩筐的辣椒挑到集市上卖。辣椒换成了一叠毛票，早吉爷爷的肚子唱起“空城计”。一辈子勤俭持家的他舍不得花钱吃包子粉条，就在早餐店点了一碗最便宜的稀饭。吃稀饭离不开下饭菜。早吉爷爷想吃霉豆腐，便去向早餐店的老板要一块“化雨”。早餐店的老板闻之，满脸疑惑，询问他要什么。早吉爷爷以为老板没听清，提高嗓门用生硬的腔调连着说了三遍。没想到，老板捧腹大笑起来，整个早餐店里的顾客都乐了。早吉爷爷不知道，“化雨”这个词在本地的方言中意为“女子”。这事犹如泼出去的一盆水，无法收回去，遂成了饶舌之人茶余饭后的笑谈。现在，早吉爷爷业已去世，异乡的泥土安静地覆盖了他。但本地人提及移民佬，仍旧会津津乐道此事，语气中也丝毫不掩饰调侃的成分。只是，我不再光是跟着众人傻笑，心里无端多了几分感动。我敬重早吉爷爷那一辈人背井离乡，经受人生的磨难，始终不更改对故乡对乡音的深情。

　　阳光不紧不慢地在老樟树的枝叶间跳跃，树上的鸟雀声宛如藤蔓上垂着的花朵，随着风荡来荡去。老樟树旁是牛栏。村子里十几头牛关在这里。牛咀嚼了青草的清香味道，将粪便拉得到处都是。有一种金色的虫子，似乎钟情于牛粪。它们拿牛粪当作停机场，从一堆牛粪起飞，降落到另一堆牛粪，翅膀划出一道道金色的弧线，小孩子见之，往往挪动不了脚步。男孩子抓住它们，以棉线缠住其脖颈。棉线放出去，拉回来，任由它们不断地挣扎，直至飞累罢休。离牛栏两三丈外是一条路，通向村外。孩子们很喜欢在路口玩耍。村子里迎亲送亲的队伍顺着这条路进进出出。迎亲的到了这里，会不自觉地停下，朝拦轿的孩子们撒花生糖果。送亲的出了路口，新娘子想着往后归来只能是娘家的客人，躲在花轿里失声大哭。

　　幼年的记忆中，母亲村子里的人极其看重端午节——新嫁出去的女儿带着新姑爷回来，要给娘家撑体面。这一天，我们早早起床，吃了腊肉粽子，往脖子上套毛线编织的网兜。网兜里装着咸鸭蛋。端午节的头一天，我们就用水把洋红稀释，将咸鸭蛋染色。我们在路口捉迷藏，远远瞧见新姑爷挑着两大箩筐的粽子和小馒头，神气地走来。新娘子推着簇新的自行车跟在后面。自行车上挂着肉和红鲤鱼。我们跑到新娘子的面前，讨取小馒头。小馒头较为精致，面团揉好，擀面杖抻开，翻绞成荷花的花瓣形状，顶尖点上一抹胭脂红。蒸熟，仿佛夏天俏立在水面上含苞的荷花。这种细活考量一个新婚女子的操持，也能窥探到她的手艺如何。一些讲究的人家也会贴上红色的剪纸。花好月圆、喜上枝头、连年有余、平安如意、五福捧寿等表达美好寓意的图案，村人恨不得全剪出来。那些剪纸被我們贴在墙上，颜色起初是无比的光亮鲜艳，渐渐地，在沉寂中悄然褪淡，露出灰白。世间的一切最终都是败给时间，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结果。

　　斜阳西沉，天边的晚霞燃烧起来，村子沸腾着。饭菜历经柴火的蒸煮，香气溢出厨房。疯玩了一整天的我们，顾不上掸掉一身的泥土和草屑，着急忙慌地盛了饭菜，就着檐下昏暗的光扒拉几口吃完。而后，使劲地翕动着鼻翼，循着香气去找下一家饭菜。村子里的房屋一栋紧挨着一栋，门窗相通。若是谁家火塘里的陶罐炖萝卜煮腊肉，香气必定灌满左邻右舍的屋子。我们吃了东家的，又去吃西家的，一家家吃下来，肚子像个吹气的猪尿脬，鼓胀得几欲爆炸。摸着滚圆的肚皮，睡意袭来，且不管是在谁家，把碗扔进水盆里，寻一张舒服的床躺下，呼呼睡去。次日早晨醒来，赶紧找落下的饭碗。在一堆刷干净的碗中，翻看到碗底刻有父亲名字的碗，把它揣在怀里，溜着墙根走回家。蓦然，面前有道黑影挡住去路。一抬头，是家里的大人，正龇牙吼道：“亏你晓得拿碗回来，怎么不拿根棍子出门当要饭婆去？”

　　

父亲的新坞里

　　荷村除了母親的村子，还有上坞、下坞和新坞里。这三处住着的皆是本地人。上坞和下坞两处人家姓邓，养的狗特别凶恶，见人就扑上去。我小时候，几乎不敢孤身一人去串门。我们常去新坞里。父亲没有娶母亲之前，和舅公舅婆一直生活在那里。

　　新坞里的房子和别处的不同，是一个四合院，飞檐翘角在浓密的苍翠中显现出一番败落的意味。院子前依偎着两个小池塘。雨水一场又一场赶过来，无数条银线扎进池塘里，拱出了圆圆的荷叶。荷叶把池塘缝得严严实实，不论雨下得多大、多久，池水都漫不出来。夏天，上池塘里的粉色荷花盛开，恰似巧笑盈盈的佳人，踮着脚尖舞蹈。而下池塘里的荷花，仿佛是翩翩君子，沉静地漾开一层层凝脂般的白。我们绾起裤腿，小心避开茎梗上的小刺，钻入碧叶深处，采摘荷花。但不敢多采摘，怕大人责骂。池塘里养荷，大人们在意的是粒大饱满的莲子。记得那时我七八岁，家里有个青花瓷瓶，依稀记得是父亲在单位的食堂里捡来的。我把瓶子洗干净，插进几枝荷花，摆放在厅堂里长长的案桌上。父亲下班回来，看到了，眼里露出一丝惊喜，说家里雅了不少，连带我都变雅了。这让我感到有些兴奋，尽管并不是很清楚“雅”的真正意义。我把剩下的荷花的花瓣摘尽，光秃秃的留一个花蕊。取来棉线，一头绑住蕊头，顺时针绕上十几圈。抖开，花蕊旋转，金色的蕊丝宛如仙女飞扬的裙裾。妹妹是个爱美的女孩子，将花蕊挂在耳朵上当耳坠子。流苏般的蕊丝垂下来，隐隐流转着低回的清音。

　　四合院的门道上篷了一层檐椽，经常有猫蹲伏在上面。猫发情，整夜整夜地哀嚎，声音若黑暗中竖起的针尖，使人心脏跟着缩紧，惴惴不安起来。有时，天麻麻黑，三五只蝙蝠扇着翅膀迅疾地掠过我们的头顶，总是不小心惊到幼小的魂儿。前厅的右侧住着我的舅公和舅婆，左侧是金龙家。金龙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是个干瘪的小老太太，一脸苦大仇深，稍有不顺就挑人吵架。可她对我极好。每次见面，笑眯眯地拉我到她的房间拿排饼吃。那是一种形似婴儿两瓣小屁股，入口却香甜的烤饼。她睡的花板床，床栏雕刻着梅、兰、菊、竹四君子。奇怪的是，她的床边居然搁置涂着桐油的棺材。昏黄的光亮从木窗户投射下来，整个房间飘荡着浓重的桐油味。那口棺材，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床，含着莫名的暗示，唤起我内心深处的恐惧。

　　院里有个方形的天井，地上铺着长条形的青石板，青苔一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道坐了多少年。石缝间的凤尾蕨仿佛是天井逸出的细长胡子。晴朗的日子里，一隙阳光照进来，青苔变得透明，是一种透明的绿。凤尾蕨的枝叶开始柔软，阴影和光明的边缘泛着奇异的光，濡湿着叶脉。我脱掉鞋子踩着青苔走来走去，打量到凤尾蕨喜欢风。风来了，凤尾蕨快活地扭动身子，枝叶频频对着风传情。风走了，它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低着头，没精打采。雨声潺潺，青石板上积起一些清亮的水洼。雨一下，大人们无法到地里干活，便对我们加以管束，让我们跟着舅公写字。端坐桌前写字多烦闷，我们热爱自由自在地玩耍。然而，我们的心中纵然有千万个不情愿，也不敢违抗大人的意愿。舅公对我们的要求甚是苛刻。他说，基本功不练扎实，写出来的字是飘的，不着力。舅公将半块砖头吊在我们的手腕上。我们站在八仙桌前，手悬在桌子上空，诵读墙上舅公用小楷书写的二十四节气。四方的雨水汇聚在涵道中，传来“哗——哗——”的声音，俨然千军万马冲过来，盖过我们稚嫩的诵读声。

　　四合院的耳房挨着来龙山，住着舅公的两个亲戚和一户姓夏的人家。其中一个亲戚，长得格外瘦小，衣服撑不起他皮包骨的身体，空荡荡的。我老是担心一阵风吹来，他会如同地上的落叶一样飘到空中。他的房间没有窗户，黑魆魆的，感觉夜晚一直驻扎在那儿，从未离开过。逼仄的空间，只容得下摆放一张简陋的竹板床。两个孩子睡在灶台边，伸手就能摸到水缸。他的老伴生孩子落下大毛病，背弯成一张老弓，走路时，两条罗圈腿来不及叉开，一双手迫不及待地甩出去，滑稽得很。舅公的另一个亲戚，我们喊他大舅公，容貌和我的舅公长得颇为相像。我一度以为他是我舅公的亲兄弟，直到数年后他去世，才知道他是舅公唯一的堂兄。大舅公家的墙上终年贴着戏曲年画，有七仙女下凡、穆桂英挂帅、苏小妹三难新郎、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等。他会拉二胡，会唱戏曲，会用偏方给人治病。有一年，村里的孩子患大脖子病。大舅公捞来鳙鱼，剪断尾巴，放在油灯上烘烤，烤到鱼尾巴上黏稠的汁水出来，将其敷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喊痛，没过几天，脖子上的肿症奇迹般地消掉，好了。大舅公没有儿子，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一个癫痫病患者。一年夏收，男人发病，仆倒在水田里，无人察觉，悄无声息地走了。冬天，他的大女儿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跟一个推着自行车贩卖荸荠的男子跑了。小女儿嫁在邻村。年轻时，大舅公和大舅婆常为琐碎的日常拌嘴。晚年，大舅婆执意不肯与大舅公过日子，收拾衣物搬到小女儿家一块住了。月圆的夜晚，大舅公坐在天井里拉二胡。弦音凄切，如泣如诉。听久了，心里没来由地生出一种心绪，滑入无边的夜色里。月色如水倾盆泻下，将天井里的大舅公淋个透。他怅然地放下二胡，抬头望着月亮出神。后来，我们凝望天上的月亮时，眼神竟都怅然若失。

　　夏姓人家的老太太常年生病，躺在床上，我们鲜少见到她。她儿子的年龄和我父亲一般大，说了好多门亲事都没成。女方嫌弃她的儿子个头矮，上个灶台还得垫条凳子。每天傍晚，我们看到她的儿子提着药罐出门，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等着路人去踩踏。这种把戏，当然瞒不过舅婆。她告诫我们，走路要长眼，别踩到药渣，替人消灾。夏家老太太的窗户边上有一棵毛桃树。一个午后，我和雪表姐偷偷爬到树上采摘桃子。我摘了枝头上的一个青果子，骤然觉得后背透着一股凉意。回过头，瞥见一个老太太靠坐在枕头上，透过窗户，凸出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我。看得出，她对我们的行径感到不满和愤怒。我战战兢兢，跳下树，膝盖被树枝划伤。伤口结痂，留下的疤痕好似一弯闪着青光的残刀。

　　那时候，雪表姐以及我和堂兄堂弟，正是狗都嫌弃的年龄。我们时常躲过大人的视线，穿过四合院，朝来龙山挺进。来龙山上野生着松树、苦槠树、苦楝树和无患子。只要天气灼热起来，树林里的蝉就不知疲倦地歌唱。树林的低洼之处是一个水凼。水凼与林子之间，金银花攀援着枝条肆意怒放。藤蔓的高度称心合意，金色银色的花朵往往被我们采摘一空。水凼里的水浅，漂着粉皮一样的东西，里面布满了黑色的斑点，像芝麻。数天后，我们再去水凼。一群小蝌蚪摇头晃脑地游着，软软的长尾巴仿佛是它们脑袋里吐出来的叹息。它们在叹息什么？我们的脚步匆匆，哪有心思顾及它们的感受。因为，每个孩子都急着长大。

　　

百年柴房

　　枕着村子里植物的清芬睡觉，夜里无梦，非常安详。一觉醒来，已是上午九点多了。院子里的鸡鸭吃饱喝足，在枇杷树底下嬉戏。枇杷树的叶子浓密而旺盛，恰好适合浅黄的果子躲进去，与空中的飞鸟玩捉迷藏游戏。枇杷树的果子年年结，个头却是一年比一年小，其味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父亲疑心树木是不是老了，念叨着要砍掉它，种上其他的果树。但父亲只是唠叨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一年两年过去了，这棵枇杷树依然以起起伏伏的形态，参与四季的物事。

　　我站在院子的中央，一如儿时每次放学回家一样，高声喊叫母亲。厨房里没有母亲回应我的呼喊。饭厅里的圆桌上盖着菜罩子，灶膛里柴火像是撤走没多久，木制的锅盖上犹有余温。估摸母亲出门没有走多远。推开院门，沿着屋后熟悉的老路，径直走到山岙上的晒谷场。“姆妈，姆妈——”双手拢成喇叭状，闭上眼睛，冲着四面八方乱喊一通。小时候，每每在家里看不到母亲的身影，只要我站在晒谷场一喊，风就揽住了声音，奔跑起来，召回山上或是地里干活的母亲。可这回，风辜负了我的期盼。母亲会去哪里呢？好多次，我和爱人回到家，都是在母亲的村子里找到她的。自从我们姐弟三个走出村子后，家里仅剩下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倘若父亲出去干活，母亲的跟前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为了消遣漫长的时光，她便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里的人物笑着哭着闹着，她却睡着了。或许是家里实在太安静了。母亲要借助电视里的热闹，让家里有一丝丝生气。不看电视的时候，母亲大抵是找陪她一起长大、一起老去的玩伴聊天。我决意去一趟母亲的村子找找看。

　　路上走的人少了，那些芨芨草和狗尾巴草起了意，将地盘由原来的路旁扩展到路中间。当青草的野性窜到路上，这条路开始变得荒芜，离消失不远了。村子里的许多老路在不经意间变得荒芜，消失得无声无息。一只灰椋鸟掠过野生的苘麻，飞到德祥爷爷家的老屋，梳理一下羽毛，继而飞过苦楝树，盘旋一会儿，栖落在村前那棵老樟树的枝头。数十年过去了，牛栏推倒，表舅的大儿子盖上了楼房。而老樟树呈现出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其间，它曾在一次雷雨天气中，被狂风刮倒两根大枝干。新长出的枝干旁逸斜出，挤着挨着，半个身子探向大表哥家的楼房，试图飞起来——它似乎忘记自己是一棵深扎在土地的树。远远望去，恰似大表哥家的楼房稳稳地托举着一团绿云。

　　我在大表哥家里找到了母亲。大表哥的两个儿子在外务工，托人捎话来，说是惦念家乡的粽子。母亲和大表嫂在厨房里张罗包粽子，见到我，问我吃过早饭没有。未等我回答，大表嫂嘲笑母亲道：都几点了，还不知道吃早饭，俊哥又不是孩子！母亲讪笑着，瞅了我一眼说道：她就是八十岁，也还是我的孩子。母亲说出这番煽情的话，是我始料不及的。贫困而艰难的日子里，父母那一辈人将全部心血托付给了土地。他们起早贪黑地劳动，默默承受着一切苦难，心被生活打磨得粗糙不堪。老了，他们照旧不善于和子女热络亲密地交谈，习惯将对子女的爱意深藏于心，羞于在口头上表达出来。

　　回到家，母亲说摘了新鲜的豌豆，问我吃不吃糯米饭。好多年没有吃母亲炒的豌豆糯米饭了，它是我童年的偏爱之物。想起它，馋虫就在肚子里蠢蠢欲动。我望着柴火灶，回忆道，小时候用松木柴火炒，真香啊。母亲说，这事简单。前段时间，村里砍松树，你父亲拾掇了好多树枝，堆放在后山的柴房里，你去抱一些回来。

　　后山的柴房，私底下被我们唤作“百年柴房”。它原是父亲早年建的百年老屋。荷村人认为，一旦过了花甲之年，生命如坠入西山的太阳，是时候该考虑身后事了。他们早早在自家的山上，选好一块风水地，建百年老屋，即空坟墓。等到人的灵魂从肉体抽离，将棺椁安放于百年老屋，石碑上的红色字体就被描成黑色。父亲七十岁那年，在后山建了百年老屋。大前年，政府在鄰村建了公墓。百年老屋拆了吧，费工又费钱。家里新盖厨房的时候，父亲知道我们爱吃柴火烧的饭菜，让石匠师傅搭建了柴火灶。柴火灶有了，正好缺一个堆放柴火的地方。百年老屋责无旁贷地成了我家的柴房。这事在旁人看来，定觉得极其诧异，匪夷所思。父亲却觉得物有所用物有所值，便是最好的结果，无须拘泥于繁文缛节。

　　后山离我家很近，两分钟的路程。柴房在后山的半山腰，底下是桃园和田地。在柴房的周围，父亲种了近千棵的油茶树。想象一下，花开的时节，这里到处酝酿着浪漫的气息。我不得不赞叹父亲当初的好眼光。目光投向南边，能清晰地看见母亲的村子。我看到了村子的落寞和颓废。村子里的年轻人一部分出去打拼，在外地安下家。另一部分坚守在故土的年轻人，嫌弃村子过于安静，纷纷搬到了公路两旁。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住着五六个不愿搬走的老人。这个寄存着几辈人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村子，以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速度变化着。很多房屋呈倾坍之势，墙角豁着一个大口子。野草蓬蓬勃勃，若一张毯子，劈头兜住了瓦顶。长着鬼脸的蜘蛛在屋子里爬来爬去，结下黏糊糊的蛛网。整个村子失去了体温，风中传来的叹息一声比一声重。往东，是父亲的新坞里，确切地说是新坞里的废墟。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四合院。廊柱、雕花的木椽、破碎的瓦片，随意地堆着。地基上长满乱七八糟的杂草，半人多高。舅公、舅婆、大舅公、金龙的母亲、夏家老太太……一个个熟悉的故人走出了四合院，消失在世界的另一头。想起张爱玲在《半生缘》里说的“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心里生出一些淡淡的忧伤。小时候，天天盼着长大。长大了，才明白，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中，总有些人、有些事物被抛在身后，成了永恒的记忆。因了记忆，那些明亮的或是忧伤的过往就永远无法被切断。不遗忘，便是最好的怀念。

　　我抱着一捧松木柴火回家。树林里的鸟雀欢快地叫着，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听到了母亲像从前那样，站在门口喊我的乳名，我加快了脚步。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