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烟

　　

一

　　1983年的春天，沙里克邀请我和阿木去他家后院偷青杏子。我俩一边嘲笑沙里克真是“家贼难防”，一边像麻雀一样聒噪地向他家进军。我和阿木将上衣扎进裤腰充当口袋，每个人都摘了满满一肚兜青杏子。正当我们准备撤退时，沙里克家的大黑狗挣脱了狗链的束缚，要不是沙里克及时喝住，那天，我或者阿木的屁股说不定就被咬下一块肉来。后来，我们仨围坐在阿木家脏兮兮的饭桌旁，挤眉弄眼地嚼酸掉牙的青杏子。我对阿木说：“你信么，我会打枪，土枪，霰弹的，刚才要是有枪，沙里克家的大黑狗就没命了。”阿木撇嘴。那时，阿木家刚搬来大院一个月，并不知道我的光荣历史。我对沙里克说：“你给我做证，萍也知道！”沙里克捂着被杏子酸掉牙的嘴，忙不迭地点头。

　　萍是我曾经的死党，大我三岁，可惜，两年前一个盛夏的深夜，萍吊死在她家的葡萄架下。

　　那是个晴朗的夏夜，月色白亮亮，出奇地好，很容易让人想起“花好月圆”这个成语，可萍偏偏就选在了这样一个夜晚吊死了自己。我曾一次次想象当时的场景，萍在月光下垂着头，舌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吐得老长，那么惊悚。可是很遗憾，我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后来，在二十年后一个月色同样皎洁的夏夜，我就着几串烤羊肉，吹着夺命大乌苏，打着饱嗝，再次向我的新男友炫耀我会打枪的事，已无人为我作证。沙里克早去了喀什，萍也在晦暗的地下悄无声息，一腔心事，皆入虫蚁肚腹，最终成谜。

　　不过，我的确是用枪打过鸟，十二岁时就会打。枪，是父亲造的，一杆能打霰弹的土枪。我的父亲是个机械天才，给他一把螺丝刀和一个扳手，他就能把一堆废旧零件组装成一整台机器，我一直觉得他比牛顿还牛逼。

　　造枪的念头，应该在父亲心中酝酿已久，有段时间，我常见他从厂子里捡回一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用旧报纸包了，小心翼翼地收进一个油渍渍的木箱，让我一度以为父亲是要卖废铁。但没想到，还没等那些铁玩意儿被换成钱，这事就被人打了小报告，让厂长知道了，并且传言说要处分父亲。

　　关于这件事，我揣摩了很久，甚至召集大院里的小伙伴们集体破案，到底是谁出卖了父亲，但没找到任何线索。我曾打过萍的主意，撺掇她暗地里偷看厂长的工作笔记，可萍不敢，说，她爸万一知道了，要打死她和她妈呢。萍的母亲有精神病，文疯子，不伤人，只隔几日发作，疯疯癫癫地高歌，厂长嫌丢脸，就总把老婆锁在屋子里。有时我从萍家的后窗路过，还能听到她妈咿咿呀呀地唱红灯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颤音拖得曳长，游丝无力，听得我的鸡皮疙瘩摔落一地。

　　暑假，我和萍在她家后屋的自流井旁刷小白鞋，井水哗哗地淌，像伴奏，我俩刷得起劲，细密的洗衣粉泡沫在鞋刷的摩擦下，激情四溢，淌下的灰黑色污水蜿蜒得像一条小河。我和萍边刷边比赛谁的小河流得远，忽然又听见女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萍刷鞋的手立刻就耷拉下去。我说：“萍，不然咱俩去偷偷把你妈放出来。”

　　萍说：“我不敢，我爸知道了会打死我，我弟也会揍我。”

　　萍的两个弟弟常欺负她，我一直想替萍报仇，想了好多个点子，譬如趁那俩狗东西上旱厕时朝粪池里丢砖块或二踢脚，炸它个屎尿横飞，鬼哭狼嚎的，那场景，想想都来劲，梦里都能笑醒。为保险，那些个夜里，我还抱着我的破毛巾被谋划了好多次，时间，路线，连三十六计里的声东击西都用上了，堪称天衣无缝。只可惜没人敢跟我干。我曾怂恿过沙里克和阿木，可这俩（尸从）货怕事情暴露回家挨打，谁都不肯。我不甘心想自己干，又忖思一个人势单力薄的，最后只能作罢。

　　我鄙视地从鼻子里哧了一声，就像打响鼻的马：“嘁！我就不怕你爸，我爸也不怕，我爸说你爸是王八蛋，不是个好东西！”

　　萍埋头不语，使劲刷鞋，泡沫星子在阳光下噼啪爆裂，就像除夕夜璀璨的烟火，伴着女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

　　萍一直很忧伤，除了跟我在一起疯，从不笑。据说萍是她母亲怀在肚子里嫁给厂长的，因此，厂长不喜欢萍的母亲，也不喜欢萍，只喜欢萍的两个弟弟。这事让我很讨厌厂长，不喜欢，干吗娶呢。不过，有件事，让我觉得厂长还像个人样子，就是我父亲老捡公家那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的事，他竟然一直没追究。

　　母亲有次和父亲说起这事，母亲说：“胡大壮这人虽然口碑不好，但你捡废铁的事没处分你，还算有点人情味儿。”父亲鼻子重重哧了一下，也像打响鼻的马。他说：“呸！假惺惺，装好人，肚子里全是坏水。你瞧他干的那些个事，成天把个大活人锁在屋里，算什么。要是萍的外公还在，唉。”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

　　萍的外公是位老革命，1950年跟随部队进的新疆，听说资历很牛逼，只可惜缺文化，这才被分配在这种兔子不拉屎的鬼地方，当了局长。不过，他已经病死了。我还听月琴说，萍的父亲能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愿意娶萍的母亲。

　　母亲最听不得父亲这话，脸一沉，呵斥道：“还嫌你惹的事少？少管点闲事能死？”父亲缄口，闷闷地给自己倒了一小杯苞谷烧，不声不响地独饮。

二

　　南疆的冬天，白昼很短，仿佛母亲缝棉被的线，撸直能看见两头。刚八点，天就已经黑透，没有路灯的街道，凹凸不平，像一条皱巴巴的抹布，洇着黏腻的污渍，软嗒嗒地躺在夜幕下发抖。天冷，人，狗，还有鸡，都早早进了屋，进了窝，进了圈。

　　晚饭照例是米饭，素炒胡萝卜，一碗咸菜。大哥二哥风卷残云，碗筷一扔，回屋关门操练铁砂掌，我塞一嘴米饭，嘟嘟囔囔：“天天萝卜咸菜，没肉吃，嘴里都淡出鸟来。”

　　父亲说：“我幺儿莫慌，马上就有肉吃了。”

　　母亲恶狠狠地白父亲一眼，起身去了里屋。

　　“幺儿，走！”父親悄悄地唤我。

　　我扔下碗，用衣袖抹抹嘴，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跑到比堂屋更昏暗的厨房。父亲打开一个油渍渍的木箱，里面尽是些黑黢黢的铁玩意儿，钢管，螺丝。

　　“这破烂东西有啥好看的。”我嘴撅得像拴驴桩，扭身要走。

　　父亲一把拽住我：“幺儿想不想吃肉？烤麻雀，爆炒斑鸠？”

　　一想起烤麻雀和爆炒斑鸠的香气，甜津津的口水瞬间从舌尖蓬勃地涌出，像一口泉。“想，想，想！”我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头点得像筛子。

　　“嗯，那就对了，瞧着，我给我幺儿造一杆枪，打麻雀，打斑鸠！”

　　我从未怀疑过我牛逼的父亲，他对机械的悟性，用厂长的话来说，这货是不是在娘胎里就会拆拆卸卸！我曾经当过兵的父亲，仅凭在部队训练时对枪的基本认知，竟然要用一些捡来的废旧零件，造一支真正的枪，一支土枪！

　　我兴奋地趴在桌上看他捣鼓那些铁玩意儿，头顶六十瓦的灯泡，昏昏沉沉，父亲凑在灯下，努力睁大眼睛楔螺丝。

　　一个极小的螺帽咕噜噜滚到地上的砖缝里，我忙不迭地趴在桌下寻，膝盖蹭得满是土。母亲正好进来：“两个败家货，老的不务正业，姑娘疯疯癫癫，成天就知道弄那些破玩意，嫌老娘不够累，还要给你们洗衣服！”母亲一阵呵斥。

　　我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缩着脖子，做个鬼脸，趴回饭桌，父亲讪讪地笑，一脸讨好。父亲有个外号，叫趴耳朵，四川方言，怕老婆之意，算是贬义词。但我仍然五体投地地崇拜我的趴耳朵父亲，那发际线很高，头发脱得七零八落的脑瓜子里面，怎么就装了那么多东西呢？他就仿佛有过造一百支枪的丰富经验，相当熟稔地将那些零件各司其职，完全不会张冠李戴。

　　父亲的枪，是在一个月后完工的。我那比牛顿还牛逼的父亲以他惊人的才华，将一堆捡来的残铜烂铁，成功地组装成一杆看上去非常像枪的土枪，只是枪柄没有上漆，白花花的。

　　试枪那天，父亲酝酿了许久情绪才扣下扳机，然而，一声闷响后，硝烟弥漫。硝烟散尽后，父亲颓然站立，枪如尸体垂立手中，鲜血沿枪柄滴沥而下。

　　不知什么原因，枪管爆裂，父亲的虎口被震得血肉模糊。

　　那天后，父亲悄悄地把爆裂的枪藏起，人却忽然沉默委顿了许多，只有母亲窃喜，因为，父亲又有时间帮母亲做家务了。

三

　　晚饭后，我正兴致勃勃地看大哥二哥练铁砂掌——用十指在一面袋子粗沙里使劲插，据说练一年可手断青砖。月琴来找我，耷拉着脸，对我说：“妞，你以后别和萍玩了。”妞是我小名。

　　“为啥？”我诧异地扬起眉毛。

　　“厂长把我大哥的转正指标给了他侄子，就是萍的堂哥。我大哥都熬了好几年了。你知道，这可是这次全厂唯一的一个指标。呸，真不要脸！”月琴愤愤地吐了一口唾沫。

　　“唉，是挺不要脸的。”我也气愤地说。

　　“萍也不要脸。”月琴又鄙视地说。

　　“胡说，厂长是厂长，萍是萍。”我不高兴了。

　　“萍真的不要脸，我妈说，萍和她堂哥一起睡觉，脱光衣服那种。真恶心！”

　　月琴呃呃地假装呕吐。

　　我惊呆了。但我还是不信，厂长的侄子得过小儿麻痹，是个瘸子，快三十岁了，还没讨到老婆，萍才多大！可再想想，我觉得这事十有八九也是真的，因为我和萍在一起时，好几次遇见死瘸子，萍都神色慌张地拽着我往一边走。

　　月琴的父亲很肉，为指标的事，不敢当面和厂长吵，只敢在酒桌上跟我父亲唠叨，厂子里的工友们遇事了也都喜欢拎瓶苞谷烧来找我父亲过嘴瘾，母亲很气，可也没办法。

　　我很鄙视月琴的父亲，用新疆话说，真是肉（尸从），塌头，根本不像儿子娃娃。于是，我拉上月琴，去找萍。

　　我在萍家的院墙外扯着嗓子喊她，听见厂长正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的。站在她家山墙根下，我叭拉叭拉地跟萍说指标的事，义愤填膺。萍脚杵在地，双手绞在一起，头卑微地几乎矮到衣领里。我指责她没有正义感，唾沫横飞。她抬头求助地看月琴，一缕头发粘在脸颊边，可怜兮兮。月琴假装没看见。她把目光转向我，满是祈求。我狠心把头扭向一旁。我听见萍怯懦地说：“妞，你知道，我和我爸不一样，我是向着月琴大哥的，可我管不了我爸呀。”我斜睨一眼萍，鄙视地哼了一下。萍又低下头，我瞥见两滴眼泪吧嗒坠落在地上。后来，萍好久没来找我。

　　月底，厂子里开职工大会，主席台上，厂长气势夺人，声若洪钟：“有人去上面告我的状，说我侵占了职工的指标给自家亲戚，我在这里把话放下，指标不是谁想要就能要的，得符合条件，得家里有人给厂子里做过贡献才行，告我，我胡大壮祖上是干革命起家的，不怕告，谁告的我也清楚，有种的来明枪，莫要暗箭！”

　　厂长鼻孔冒着粗气，胸腔剧烈起伏，手掌把会议桌拍得咣咣响。

　　父亲几次想站起来，被一旁的母亲捺下了。母亲并不知道，那个去上面告厂长的人，其实是我父亲。她一直以为是月琴的父亲。

　　那天晚饭，父亲把之前没喝完的小半瓶苞谷烧拿出来，一个人喝闷酒。母亲难得地未呵斥父亲，进出轻手轻脚的，到厨房给父亲端了一盘煮花生。

　　父亲默默地坐在饭桌前，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煮花生一粒不动。我馋得不行，上去就抓一把丢进嘴里，母亲正好进来，猛猛地往我头上弹了两爆栗，疼得我嘴里的花生差点掉出来。

　　夜深了，我困得不行，准备去睡，却看见父亲不知从哪里找出那杆很久未见的土枪，坐在灯下，用砂纸蹭蹭地磨。母亲一向见不得这枪，怒从心起，恶狠狠地诅咒父亲：“老娘还没活够，想死个人去死，莫要连累了一家老小！”边说边将手中的一杯开水泼出，险些泼在我的脚上。我瞌睡顿消，踢踏着跳起，一只鞋飞得老远，我吸溜着鼻涕单腿跳去捡鞋。

　　父亲停止了打磨，枪，横在方桌上，爆裂过的枪管闪耀着蓝幽幽的光芒。我想摸摸枪，父亲轻轻拨开我的手，提着枪进了里屋。

　　翌日中午，父亲又就着一碟子酸萝卜喝苞谷烧，直喝得肝肠寸断。当然，是我猜的，因为父亲表情无比沉痛。大中午的喝酒，我看出来母亲想发作，但忍住了。她知道父亲心情很颓丧。饭后，母亲在灶房洗碗，我看見父亲又拿出他的枪，提在手中，出了门。快上班了，院里的人纷纷往车间走，有人和父亲打招呼，父亲目不斜视，也不搭理，只是迈着沉稳的步伐前行。那人边走边奇怪地看父亲，也看我。我踏拉着布鞋，呱嗒，呱嗒，像打拍子，跟在父亲身后。父亲终于停住脚步，举起枪。

　　父亲将枪瞄准一堵墙。我认出，那是萍家的后屋，一扇很高很小的窗户，隐约飘出女人唱戏的声音：“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那天，很多上班的人都看见父亲用枪瞄准厂长家的后屋。但是谁也不敢走近，都视而不见。是沙里克的临时工母亲看见父亲端着枪，才好心跑来给母亲报信的，母亲这才心急火燎地追了出来，拼命把父亲拉回家。

　　那晚，母亲和父亲恶吵一场，激烈程度史无前例。我和大哥二哥吓得蒙着头躲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生怕殃及池鱼。然而，很意外，父亲翌日上班一切如常，直至半月后，他仍未收到厂里处罚。这竟让已做好被打击报复的父亲一时不知所措。

四

　　父親又开始改造他的枪了，我兴高采烈地跟在屁股后面凑热闹，我知道父亲的枪只要造成功，他承诺我的烤麻雀和爆炒斑鸠就又有着落了。可母亲气极，吵了几次，父亲充耳不闻，母亲说累了，也懒得教化了，说：“造吧，造吧，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哪天把自己个儿折腾死了，你就不造了！”父亲也不辩驳，只是埋头仔细打磨他的零件。我趿拉着布鞋，呱嗒呱嗒地跑来跑去，帮父亲拿工具，上螺帽。

　　十多天后，父亲的枪再次完工，如我所愿，这次，父亲用它完美地把我家屋后那株老山杨的树杈打飞了。我那从未接受过正规培训的牛逼的父亲，终于造出了一杆能打麻雀和斑鸠的真正的枪，虽然是土枪。我嗷嗷叫着，满院子转圈，兴奋得鼻涕泡都开了花。

　　有了枪，父亲忙碌了许多，没事就扛着它，带着我和大哥二哥在附近转，打麻雀，打斑鸠，父亲不只会造枪，还是神枪手，枪枪不落空。有时，他也会教我打枪，我很瘦小，枪很重，压得我肩膀疼，父亲就温柔地脱下外套垫在我肩上，耐心地教。父亲打下的麻雀，通常是就地解决的。找条小渠沟，把麻雀连皮褪了，洗净，洒点盐，辣椒面，孜然，拾点干树枝烧成炭烤来吃，简直能香掉舌头。斑鸠带回家，母亲拾掇干净，用干辣椒加洋葱爆炒，辣得人直吸溜，但是真够味啊！就着米饭，我能海吃两大碗，直吃得母亲瞠目结舌。

　　多年后，我和沙里克，还有他烫着爆炸头的漂亮女朋友在喀什的夜市上边喝夺命大乌苏边聊天时，说到旧事，我说：“可惜我父亲生不逢时，运气太差，不然许海峰肯定屈居第二。”沙里克连说一定是。那晚，我们吃着烤串喝到深夜，沙里克借着酒意，告诉了我一个惊天秘密，就是那年我父亲拾厂子里废旧零件的事，是他爸告的密，因为这事，他妈才被厂子招去做了临时工。沙里克内疚地给我敬了一杯啤酒，代他爸表达歉意。可我能说什么呢？事隔多年，爱恨情仇皆已化蚁成灰，还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再说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用母亲的话来说，像父亲那样的“傻帽”，一辈子就只见过他一个。

　　萍突然死了，上吊死的。我和月琴赶去的时候，萍已经躺在她家院子的葡萄架下了。一张旧门板，就是她在人世最后的床。我没能挤上前去看萍一眼，厂子里的人乌泱泱地拥在四周，水泄不通，月琴的父母和我父母都在。我听到大人们小声地议论着萍的死，说她是自己把自己吊死的，还说清晨厂长出去遛弯，推门发现一个人挂在葡萄架上，吓得魂飞魄散，还扎扎实实摔了一跤。

　　可我不信，我觉得一定是厂长干的，他担心萍说出他那个死瘸子侄子欺负萍的事，才把萍掐死再吊到葡萄架上的。“没点人味的俩王八蛋，雷咋不劈死你们呢！”我愤愤地诅咒着。

　　我还是从人缝中看见了萍。一张发黄的旧被单，凹凹凸凸地盖在门板上，那凸起的形状，一看就是瘦小的萍。可那门板，光溜溜的，连床褥子都没有铺，躺在上面得多硌呀。可怜的萍，我的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我又听见屋子里有人在唱戏，不，根本不能算唱，因为那声音相当凄厉，就像画皮里女鬼的喊声，只是，那戏，我从未听过，让我毛骨悚然。那是萍母亲的声音。萍的父亲，厂长那王八蛋呢？我东张西望，厂长并不在人群中。

　　萍当天夜里就被下葬了，是厂长安排的，说是没成年的人不让过夜。我还是连一眼也没有看见萍，母亲不让我看，说吊死的人很恐怖，脸青灰的，舌头伸得老长，怕我看了做噩梦。但我觉得我不怕，萍那么温柔，那么善良，就算变成鬼，也一定是个好鬼，她怎么会吓我呢。

　　那天夜里，我难得地失眠了，萍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啊晃，我一阵后悔没能把那件萍喜欢的红格子外套借给她穿，一阵后悔这段时间没关心她。后来，尿憋了，我起床小解，路过父母房间，隐约听到他们在房间里说话。我悄悄地藏在门外竖起耳朵听。我听见母亲咬牙切齿地说：“个死瘸子，真是禽兽啊！挨千刀的，这么小的姑娘也下得了手。天雷滚滚，老天咋不劈死这个畜生！还有姓胡的那王八蛋，就任着那禽兽去糟践萍！”

　　我听到父亲的声音，压得低沉：“你放心好了，报应总有的，人在做，天在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早晚这俩狗日的都要偿还！”

　　我想起月琴说过的话，萍和她堂哥做下不要脸的事。果然是真的，可是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她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啊！我后悔极了，当初竟然还伙着月琴去指责萍，在她遍体鳞伤的身体上再插上一刀。

　　后半夜，我仍是睡过去了。迷迷糊糊的，我仿佛听见萍在唤我：“妞，妞。”我睁开眼睛，一骨碌爬起来，萍正立在我床前，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恹恹的样子。我一把抓住萍的手，像蛇一样，黏腻冰凉。我问萍：“萍，你没死么？”萍挣脱我的手，幽幽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我问萍：“你说，是不是死瘸子欺负你了，是不是你爸把你掐死的？”萍凄楚地一笑，眼睛里亮亮的，像有潭水。突然，萍捂着心口开始干呕，很剧烈。我问萍：“你咋啦？”萍摆摆手，喘口气，欲言又止，突然快速往墙边退，退着退着就消失在墙里。我惊得大叫：“萍，萍，你变成鬼啦！”

　　萍的母亲也死了。就在萍下葬的第三天。萍死后，厂长潦潦草草办完她的后事，照旧和以往一样，把屋门一锁，自己该干啥干啥，萍的母亲就悄悄地死了。和萍一样，自杀。只不过她死的方式很惨烈，头朝下栽进了一个大水缸，自己把自己淹死了。那时节，家家都有一个水泥浇的大缸，半人多深，平时挑井水储在里面，取用时方便。据我偷听父母私下里的讨论，萍的母亲应该死得很坚决，因为她被发现时，头下脚上，呈倒栽葱蜷在缸里，根本没有给自己爬出来的机会。

　　我突然觉得她一点也不疯，疯子哪里知道心疼女儿呢，萍才死了三天，她就把自己淹死了，明摆着是担心女儿在阴间孤独，陪她一起死的。不过我并不伤心，反而感到很欣慰，黄泉路上，萍有伴了，有她母亲陪她了。

　　萍死了，萍的母亲也死了，厂长家终于安静下来，再也听不到萍的母亲咿咿呀呀地唱戏了。我竟有些不习惯。

　　某日，我又看见了厂长，披一件黑褂子，背着手，慢慢吞吞地往家走，嘴里还叼一支烟，莫合烟，报纸卷的，厂长喜欢抽莫合烟，劲大，有感觉，厂子里的人都知道。

　　那天，我和父亲在一起，父亲扛着枪，准备带我出去打鸟。看见厂长，父亲明显放慢脚步，躊躇起来。我仰头看向父亲，他眉头紧锁，目光冰冷，死死地盯着厂长。我们和厂长越来越近，我瞧父亲的视线一直没离开过厂长，右手死死地握着枪柄，手指头都捏白了。我看见厂长隐约打了个寒噤，因为他的身子抖了一下，嘴里的烟卷也掉在地上。他慌乱地捡起来，刚塞进嘴里，又拿出来，呸呸地吐，沙子进嘴里了。

　　父亲还是盯着厂长，厂长开始手足无措，吐完了沙子，又把烟头塞回嘴里。本来他是要和我们迎面而过的，可是突然莫名其妙地转过身子往回走。我感觉他的腿在发抖，我想是不是因为父亲肩上扛着一杆枪。

　　我抬头看父亲，他的目光依旧冷得像冰块。厂长在前面抖抖索索地走，像喝醉了酒，歪七扭八，怎么也走不快，一股狐臭飘荡在空气中，我恶心地捏住鼻子。父亲顿脚，默默地把枪担好，一手扶枪身，一手扣扳机，头与肩成30度夹角，瞄准厂长的背影，咔嗒。

　　厂长突然停住脚步，腿剧烈地抖索，几乎要瘫倒。我看见，一股湿漉漉的液体从他的裤管里淌出。

五

　　我和月琴，还有阿木、沙里克几个，在路边的篮球场打沙包，沙包飞来飞去的，打在身上生疼，我们“哎哟哎哟”地乱叫，我家的狗大黄蹲在一旁，吐着舌头眼珠子跟着沙包转。正打得来劲，厂长披了件黑褂子，叼一支烟晃晃悠悠走过来。我早就瞥见这王八蛋了，挨千刀的，我得替萍报仇。我假装没看他，继续打沙包。厂长越走越近，我给沙里克使了个眼色，沙里克心领神会地把沙包扔过来，我飞身接过，迅速地从口袋里换了一个沙包，然后瞅准时机，一沙包砸出去——不愧是我神枪手父亲的女儿，这一沙包，像子弹，正打在厂长的右眼窝，厂长哎哟一声，捂住眼睛，嘴里的烟卷掉在了地上。那沙包，是我央求沙里克母亲缝的，很结实，里面灌的全是碎石子，我一直藏在兜里准备给萍报仇的。

　　厂长捂着眼睛，蹲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唤。我撒丫子就跑，沙里克跟着我跑，大黄也跟着跑，剩下的小伙伴们不明就里，也轰然四散。我和沙里克边跑边蒙嘴狂笑，下巴差点被笑脱臼。

　　第二天晚饭，父亲边往嘴里刨饭边跟母亲说：“那王八蛋眼睛怎么肿了，眼窝乌青乌青的，像是被谁揍了呢！”母亲说：“这个挨千刀的，老天有眼，咋不揍瞎他呢！”我在一旁捧腹狂笑，饭喷一地。

　　这事除了沙里克，谁也不知道。我跟沙里克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泄露。至于厂长，直到几年后因为贪污还有其他什么罪，数罪并罚，脖子上吊个大牌子，站在公判台上被公审的那一天，都不知道那一沙包是怎么回事，没人告诉他。王八蛋，砸不死你！

　　自从萍死后，厂长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不只厂子里的人背地里唾他，连大黄都越来越讨厌他了。厂长有狐臭，以往，大黄见了他就把头扭过去，一脸嫌弃的样子，可是现在，大黄敢追着吠。好几次，险些咬到厂长的裤脚，吓得厂长后来就再不敢从我家门前过，绕道走了。有天，沙里克告诉我，说他妈跟他爸聊天，说厂长老婆说的——萍的母亲死后没几个月，厂长就新娶了女人上门，厂子里的保管员，男人死了，长得很妖媚，也很风骚，听说以前萍的母亲活着时两人就不清不白，闲话漫天的。厂长老婆说，李德正家的大黄狗太坏了，专咬厂长，十有八九是人教的，早晚得吃它的狗肉。李德正是我父亲的大名。这话我回家学给了父亲，父亲冷笑一声，说：“老子养的狗，谁也别想动一根手指头，老子宁可自己有个好歹，也不会让我的狗有事。”

　　冬至过后，春节渐近，家家户户都开始备年货了，厂长家是从来不需要备的，因为每逢年节都有人求办事送礼，吃的喝的啥都有。有人送，厂长家的副食品种就很丰富，猪肉，猪头，猪蹄，猪下水，齐刷刷地挂在他家伙房的房梁上，跟开门市部似的。我没见过那场景，我才不屑于去厂长家，都是从前萍告诉我的。

　　据科学家考证，狗有三亿个嗅觉细胞，其嗅觉之灵敏程度是人的一千多倍，果然，在大黄身上得到了验证。即使是在万物冰封的腊月，厂长家伙房上悬着的猪肉腥味，仍然穿透凛冽的寒风，被大黄三亿个敏锐的嗅觉细胞捕捉到。顷刻，大黄便节气全无，哈喇子长流，完全顾不得这肉，是自己曾经无比嫌弃过的有狐臭的厂长家的肉，竟然夹着尾巴，不声不响就寻到了腥味发散地，用它娴熟的扒门技术溜进了厂长家。

　　那天，正是上班中途，孩子们还未放学，大院里寂静无人，厂长家安静得像坟丘子。院门也没上锁，只关着，仿佛特意给大黄留着。

　　根据我的推断，当时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大黄很熟稔地扒开厂长家的院门，探头探脑观察了下，甚至还故意哼哼了几声，一片寂静。确定无人后，大黄蹑手蹑脚地溜进去，直奔伙房，果然，一股浓烈的肉腥味扑鼻而来。大黄哈喇子晶亮成河，哗哗坠地。利欲熏心的狗，用我哥训练的高空取物技能，很轻松地跳起来咬下一挂肥肠，和长长的哈喇子一起拖着，溜到无人处大快朵颐。

　　当天晚饭，厂长老婆发现家里丢失一挂肥肠，立刻叉着腰准备出去指桑骂槐。被厂长拦住了，为这事，厂长老婆气得一宿没让厂长上床睡。

　　翌日，大黄再次行窃，被厂长逮个正着——阴险的厂长，嘴上不让老婆骂街，暗地里却下了埋伏。

　　厂长着人唤来父亲，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去看热闹，母亲也闻讯赶来。大黄被两个壮小伙的铁锨堵在墙角，嘴角流着血，哀嚎着，它的身下，正掉落着一个猪耳朵。狗赃并获，父亲一时哑然，母亲也尴尬不已，连声说我们一定加倍赔偿厂长家的损失。

　　厂长老婆叉着腰，咬牙切齿地骂大黄祖宗十八代，我听出来了，实际上是在骂我祖宗十八代。厂长点燃一支莫合烟，叼在嘴边，一言不发，身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七嘴八舌。

　　厂长老婆滔滔不绝地骂，我气得要死，望向父亲，他仍是缄默，半晌，才抬头说：“胡厂长，你放心，人做了错事要惩罚，狗也一样，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结果。”

　　厂长叼着莫合烟的嘴角隐约歪了下，立刻回正，抬眼望天，两个鼻孔黑洞洞。我站在父亲身旁，望着那鼻孔，真想使两根小棍，伸进那黑洞把王八蛋脑浆搅出来。

　　父亲出门，往家的方向，我吸溜着鼻涕，穿着花棉鞋腾腾腾地跟在后面。父亲进家门，拿出他的枪，慢慢地向厂长家走去。我跟在后面边跑边擤鼻涕。

　　父亲将枪指向大黄。大黄仿佛知道了什么，哀婉地呻吟，样子凄楚极了。我拼命拽父亲的衣袖，我不想让大黄死。

　　父亲将枪握得死死的，我拽不动。我想央求母亲，可母亲立在一旁，面无表情。

　　我摇晃着父亲的胳膊，看见他的眼睛里亮闪闪的。父亲突然松懈下来，枪垂立。我以为父亲放弃了打死大黄的心，松了手。

　　厂长呵呵冷笑，满眼嘲讽。

　　“我还你的猪肉。”父亲也冷冷地说。

　　父亲举枪，一手扶枪身，一手扣扳机，迅速将枪管对准自己的左脚，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一声闷响，硝烟弥漫。母亲疯了样冲上前，已是迟了。父亲用他自造的土枪，霰弹，打碎了他的左脚大拇指。

　　周遭顷刻寂然，而后一片哗然。厂长惊得张大了嘴，嘴边衔着的莫合烟掉落在地。

　　血汩汩地流，从父亲的脚上。新鲜的血液热气蒸腾，流淌在腊月坚硬的土地上。

　　母亲蹲在父亲脚跟前，带着哭腔，手足无措，说：“死鬼啊！为了一条狗，你还要不要命了！”

　　我抬头看父亲，父亲垂頭，枪垂立，我看不出父亲的表情。我低头看我父亲受伤的脚，鲜红的血仍在流淌。

　　哇的一声，我的眼泪像喷泉一样涌出。从那天后，我再没见过父亲的枪。后来，政府号召上缴枪支时，我也没见过那杆枪。

　　再后来，父亲去世，整理他的遗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那杆枪。1996年，我们搬家，才发现它藏在我卧室的衣柜后，蛛网盘结，覆满落尘。我举起枪，像当年父亲在我身后一样，一手扶枪身，一手扣扳机，头与肩成30度夹角，瞄准。

　　咔嗒。没有子弹。

　　【责任编辑 赵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