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沙漠和故乡的关系

　　其实淡得很快，如一瓶墨汁倒进急湍河流。多年前那个冬日早晨，坐着一辆破旧吉普车转过一道山岭，把阳光稀薄的冬日故乡丢在原地的时候，我出生并长大的那座村庄似乎瞬间就被记忆删除了。

　　几天后，辗转到巴丹吉林沙漠军营安顿下来，我居然有些想不起家乡的具体模样，这种感觉很是恍惚。看到其他战友趴在床铺上写家书，一个个神情凝重，煞有介事，我才拿出新买的一沓稿纸，坐在崭新的小马扎上酝酿情绪。但除了“平安到达，不用挂念”之外，竟不知道还应当说些什么。犹豫了一会儿，我又写道：我非常想你们！墨迹未干，又立马被我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对父母和弟弟来说，诸如“我想你们了”一类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矫情和做作。用我们老家方言说就是“豁撇”，意思是刚到某个城市或者外省之后就学得洋腔洋调，令人反感甚至鄙夷的意思。

　　最终，我只写了半页纸，主要内容是一路辗转到巴丹吉林沙漠的过程，当然还有对容身沙漠戈壁之中的外乡生活感到无比强烈的失望情绪。

　　地理的远肯定是一种强大阻隔。后来我了解到，单位有许多人常年夫妻两地分居，只能通过书信来倾诉和表达。那时候电话还没普及。我父母亲不识字，弟弟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他们要给我回信，必须要求助于村里其他人。一个多星期后，我收到一封回信。一看笔迹就知道是同村的一个同学代我爹娘写的。大意是，你平安到了就好，在部队里，要听领导的话，和身边的战友搞好团结；家里啥都好，你不用挂念，只管自己当好兵就行。诸如此类。尽管简单，我却身心温暖，也觉得有一种朴素真诚的力量。

　　从十几、二十岁到婚前，男孩子一般都在疏远父母。刚获得人身自由，肯定不想再陷入其中，海阔天空，四海为家。以为自己的翅膀，不用借助任何人的力量就可以飞越祁连山甚至太平洋。这是人在少年时代的通病，成长的必要环节。

　　每天都在训练，寒风之中，风暴以内，每个人都在操场上接受“规训”。到春节，营区周边的杨树上，落满了从不筑巢的乌鸦，黑压压一大片，压弯了青色的杨树枝。大年三十晚上，我站在窗前发呆，背后是热闹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冰花，形状像极了我故乡山水的形状，尤其是那些连绵的山峰，有的巍巍高耸如天然屏风，有些尖圆，有些如爬行长蛇、蠕动的巨龟，有的奇异如公鸡头，还有巨大的太师椅，等等。群山之中，沟壑之内，我的故乡就像是一群散落的石头，寂寥而又烟火热闹地坐落其中。想起爹娘和弟弟，我忽然流下泪来。此刻他们可能也在看电视，母亲捏着饺子（每年大年三十晚上都是如此），父亲劈柴（用于大年初一早上生火煮饺子），弟弟拿着花炮，用一根带着火焰的木棍在院子里小心翼翼燃放。爷爷奶奶老了，过年比较简单，但必定也要买一些花炮，一来在敬神的时候燃放，二来要送给孙子、外孙。

　　我脑海里都是父亲在纷扬大雪中劈柴的动作。那时候他四十多岁，精壮劳力一个。弟弟个子高出我一头，长得也很帅气。大年三十晚上，母亲总要端着新蒸出来的馒头、包子和糖糕等，逐一拜祭天帝、灶王爷、家祖，然后再去土地庙。她很虔诚，以为天地之间真的有神灵，那冥冥之中的存在，对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无论何时，可以给人灾祸，也可以降人福祉。千万得罪不得，必须诚心诚意供奉。

　　大年初一早上，饺子煮熟，热气腾腾地缭绕屋梁，父亲总是先敬神灵，然后再端着饺子去爷爷奶奶家。一进门，父亲双膝着地，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弟弟当然也是。父亲会在爷爷奶奶的家里待上一阵子，坐在灶火边，和他们说一些祝福、恭敬与感恩的话。那种成年人身在父母身边的安心与妥帖，从父亲腼腆而又快乐的神情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这时通常为凌晨五点左右，村人也开始拜年了。这是我们村一个延续千百年的古老仪式，一种文化和风俗传承。拜年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和亲生父母要双膝跪地之外，其他长辈单膝跪地即可。我在家乡读书的时候，觉得给长辈磕头是一种文化陋习。可第一次置身异乡，我突然觉得那真的是一种美德。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看起来腐朽，却是遵循伦理纲常和不忘来处的体现。

　　与故乡相比，在沙漠戈壁的集体生活省却了农村的诸多繁文缛节，除了战友之间的相互问候，满腔爱意与高蹈想法只能放逐于辽阔的天与地、铺天盖地的棕黄色沙子，以及形似干枯的骆驼草、红柳和沙枣树。除此之外，也只能在金月朗照的黑夜，看着远处的沙漠兀自发呆，忍不住想起家乡，想起自己的父母双亲和爷爷奶奶。甚至，还总是想起少年时候诸多的情景，如在小学时候的顽劣与调皮，与其他人的过节与美好等等。至此我也才忽然明白，在遥远的巴丹吉林沙漠，我和故乡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血缘、精神和身心意义上的另一种修补与黏合。

　　我的故乡在南太行山区，勾连山西，左右分别是邢台县和武安市。十多个自然村坐落在山冈与沟坡上，基本一村一姓。以我们村为例，一百多口人，男丁都姓杨，属于一个大家族。听爷爷说，我们村起初是由亲兄弟三个逃难到这里而形成的。三兄弟见此地水土尚好，又实在是走不动了，便笃定心思，落地生根。数百年来，一代代的人不断开枝散叶，传衍至今。《沙河县志》则记载说，我们这一带农村的人们，都是在明朝时候由山西榆次、洪洞、太谷、左权、和顺等地迁徙而来的，依据的是《明史·食货志》的记载：“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

　　尽管一脉同根，血缘亲近，但在我们这一带的农村，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宗族观念和乡绅治理传统，自发的乡规民约也没出现过。这是很多“三农”学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特殊地域。在遥远年代，北方移民之中鲜有读书人，更少乡绅大族，多由“无地之民”构成主体，以至于兄弟各自立业之后，因为资源匮乏、生存的艰难与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各种“内部斗争”和“相互倾轧”也自然而然地产生并持续。自我记事起，我们村子的人们，为几分田地、一棵树、几寸房基地、一些经济树木等等而发生的冲突层出不穷。

　　乡村社会当然也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有威望和权势的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侥幸走出深山、转入公门且有一官半职的；二是具有一定的经商能力、积累了一定财富的；三是同胞兄弟姐妹多、人多拳头硬的；四是为人处世圆滑、四面逢迎、从中渔利的；余下“本分”和“忠厚”基本上处在乡村社会最底层。当然，他们之下还有先天性的智障、殘障等人。

　　我们家就处在最底层。父亲是独子，爷爷有一个亲哥哥已早逝，即使不早逝也无法约束其妻，即我的大奶奶。那是一个强悍女人，她的几个儿媳妇更强悍，再加上嫁在邻村的两个闺女，显然是一个大家族。因为同宗同村，我们两家的房屋、树木和田地等基本上都在一起，生活和生产中的各种纷争由此开始。

　　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得知母亲和弟弟被打骂、家里财产被强行霸占、村干部不管或者和稀泥等消息。母亲在南太行故乡无助哭诉，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对空愤怒。其中一次，分给我家的三分旱地被大奶奶的二儿子，即我的二堂伯一家强行占去，父母力争无果。弟弟在外面打工，回来听母亲诉说，当即上门和他们理论了一番。次日上午，弟弟正在挑水，堂伯伙同其两个儿子，冷不防把他暴打一顿。弟弟起初比我脑子活泛，从那时候开始变得迟钝，算账都难。我听到消息怒不可遏，立即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所长起初说一定严惩，不久变卦，反过来欺压我母亲和弟弟。

　　在乡村，权力、金钱、血缘关系、儿女私情是最有效的人际黏合剂。至此我才明白，其实我和故乡并没断了联系，且愈加深重，也愈撕裂。老子所说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显然不适合乡村人群，尤其是最底层和偏远的乡野大地。《孟子·离娄上》中的“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在乡村也完全不可行。

　　每次听到和看到这类事情，我就瞬间觉得天昏地暗，痛不欲生，内心对南太行故乡的人又恨又怜。一群人不知何为生，更不知生而何为；不体恤自己，更不会体恤他人。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这显然是一种人人向往的美德境界。这类话适合知识分子修身养性，放在农村则会取得相反效果。就此，鲁迅先生可谓一语道破。他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有一年正月初二，母亲与堂伯在村路上狭路相逢，堂伯见左右无人，动手打了我母亲。我听到消息，怒发冲冠，当即又打电话给村乡干部及派出所。我一顿陈诉，没有任何回应不说，还被轻蔑甚至挑衅。因是传统节日，还“龙抬头”，其中意味更多，更重。

　　从此明白，我的职业并不能给家人带来什么，哪怕是基本的人身安全。以至于近些年来，我也时常感觉到，自身之中存在着一种撕裂：学习和接受的是现代的东西，而面对的环境却是极其传统的；对立的两种东西，始终相互撕扯，且永不会合二为一。古人有言，穷生奸计，富长良心。一切根源，其实还是物质上难以自足、难以形成新的循环与更新造成的。

　　空阔无限的沙漠，安静时是一种壮美；大风刮来时，就会掀乱整个巴丹吉林沙漠。这种形态，像极了我和故乡的关系。

　　后来，我以更高一点的社会身份回乡，尽管还有此类事情发生，但频率少了很多。我不觉得荣耀，反而莫名悲哀。人在世上，尤其是弱势者，互助合作才是美德，也是最有利于双方的。可现实中没多少人会这么想，在中国的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中，媚富媚权才是各阶层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实质，甚至是可怕的道德真相。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说：“只有当人们联合为社会并且彼此订立契约产生法律之时，道德才能存在。造成民族不幸的，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故乡，生命、情感和灵魂的母地，成长之所，最先感知人间和世界的地方，这个称谓尽管有些诗意，在我心里却又是模糊、笼统甚至伤痛的。很多个黄昏，我独自坐在戈壁边缘，看着鲜血迸溅、蔓延大地的落日，以及戈壁尽头的苍茫与隐约的雪山，就会想到故乡，沮丧随之席卷而来，悲伤犹如刀刃，切割着我对故乡的情感、认知和思考。我时常想，若不是父母和弟弟一家还在那里生活，我肯定再不回去。可当父亲2009年去世后，突然觉得，我和故乡的关系又恢复或者说“深进”了一层。从生命本身考量，无论我在沙漠还是其他地方，最终的肉身和灵魂还是要归于故鄉。从人群素质、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随着大环境持续变好，教育普及，必定会带动整个乡村文明程度的提升。我的故乡也在改变，这是大势，无可阻挡。

　　生而为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这是人之生命所系；人也都有自己的意志或意愿。当生命及其俗世意愿得不到满足，人和人之间必定会矛盾、冲突；而在这无休止且无所不在的“矛盾”“冲突”当中，总只是少部分人得到满足，大部分人两手空空。正如老子《道德经》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也忽然明白，真正意义上“睦邻友好”“合作互助”的天下大同景象可能是一种理想或者进取目标，竞争和相互竞争包括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图景。

　　有一天黄昏，在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一座废弃的民房外面，我看到一株梭梭木旁边长着一根肉苁蓉，还有一丛芨芨草；再一边的沙堆上，一群蚂蚁正在齐心协力，持续推动一只黑甲虫的尸体；还有一群蚂蚁，在滚动一块骆驼粪便。斯时，烈日当空，炙热的火焰正在烧灼戈壁大漠。我躲在梭梭木窄小阴影中苟延残喘。我想到，每个人在世上都会有诸多的磨难，劳心劳力，其实都很正常，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冲突和伤害从来不可避免，也是一种斑驳幽邃的“风景”。

　　十多年的时间，我在沙漠，故乡在远处，我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不是地理和天空，而是那种难以割舍的血缘与情感联系。当然，还有“天下之心为心”以及“众生即我，我即众生”的宏心大愿。这不是自作高贵和博大，而是一种真切的现实愿想。我多年在外生活，始终处在漂泊的状态。见惯了诸多的人事，其中的大多数，也与我故乡那些人事类似。

　　由此，我也逐渐释然，普天之下，真正的“净土”和“理想国”不存在，事物是在不断的矛盾和冲突当中才能更好发展。仁人志士、圣贤和有良知的人要做的，是致力于消弭仇恨和被仇恨，行教化与启蒙，使得人和人更好地相处，不再被误解、暴力和伤害左右，更好地去和解、宽恕、同情、合作、互助和热爱。如王阳明先生所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回乡的城市

　　离开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当一个人回乡的时候，会发现以前的东西仍旧存在，就像这里的灰尘，颗颗粒粒当中包含从前的那种气息。辗转回到故乡，在市区作短暂停留时就真切地感觉到，这一座城市还是从前的气息。

　　这是中国建城历史最早的城市，起初的姜姓井氏迁徙至此繁衍生息。古老的《易经》中说，“井，德之地也”。可那是公元前十七世纪的事情。黄帝曾于此率民耕种，其位置大致在今之邢台市隆尧县的干言岗（轩辕之丘）。《诗经·国风》有诗句说：“出宿于干，饮饯于言。”并在大陆泽（由黄河、漳河、滹沱河、滏阳河冲积不平衡造成的一片洼地）打败了蚩尤。再后来，尧帝在隆尧修建了柏人城，禅位于舜。随后祖乙、邢侯、姬苴、赵襄子、赵武灵王以及魏征、宋璟、柴荣、刘秉忠、郭守敬、张文谦等人，都是这一块地域上先后出生且光耀一时的俊杰先贤。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倘若都能够以这些人为人生楷模，那该是怎样的一幅灿烂景象？现在的邢台，它向前的文明步伐似乎有些步履缓慢，一些原本固有的东西总是不容易改变，甚至连亦步亦趋都觉得有些不够从容和自信；更确切说，是那种从意识思维和实践方式上与整个大环境的不协调。让我觉得莫名的疼痛和遗憾。一座城市对时代本质的认知和觉醒，对现代文明的接纳和阐发，不能光看表象，重要的是内在动力和精神。

　　耳边和眼前大都是我所熟悉的，不熟悉的只是那些不知何时新出现的幢幢建筑，看起来很高，但似乎不怎么繁华，倒是街道更繁忙，行走的人们似乎也更疲惫。这也是几十年来“造城运动”在邢台的直观体现。环境必定会在人们的身体和灵魂上打下烙印。

　　再一次处身其中，我猛然意识到：多年之前的那个逃跑者，自命不凡的幻想者，多年来在异乡极力剔除的属于这片土地的东西——比如小气、固执、精明、利己、促狭等等，似乎在一瞬间又蜂拥而至，充斥着身体和灵魂。

　　在古籍记载当中，这片地域给人的印象或者说其自身的传统却不是这样的，至少在宋代之前还是民风淳厚、任侠尚义、崇尚儒学、慷慨悲歌。《隋书·地理志》说：“信都、清河……赵郡、武安、襄国，其俗颇同。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这段话的意思是，邢台古来人性多敦厚，尊崇儒学，既好结党，又多仁义，但也有拦路抢劫与盗墓等不良习气。

　　走在街道上，太多的油烟气息使我无法承受，似乎充斥了整个胸腔。坐在火车站门前的台阶上，我突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厌倦和厌恶感。对于一个常年在外的人来说，旅途的颠簸劳累会被渴望见到亲人的热情消融，回乡应该是最亲切温暖的感受。可这偌大的油烟，感觉比我在西北大漠戈壁经受的那些巨大的沙尘暴更加难以忍受。如果说油烟是纯人为的，那么沙尘暴则是天灾人祸。来自自然的伤害总要比来自同类的伤害相对容易承受。

　　西冲的冬日在阳有气无力地照在车站广场上，奔来驰去的车辆很容易让人想起旧电影的某个画面——喧嚣的市声似乎是欲望的极度张扬。台阶前围着一堆出租车司机，一个个不厌其烦问我要到哪里去。他们有些厚颜无耻，眼神闪烁、狡黠，比群舞的苍蝇还要令人烦躁。我也知道，这是他们的生存手段，但目的太明确了，一眼看穿，令人特别鄙夷和失望。

　　钱财这个东西，本质上是水，它的本质是流动性的，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后天则到了我家。苛求和贪婪，不择手段或者强行所得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的人们普遍没有了敬畏之心。

　　坐得累了，站起身来，四处看看，这座我曾经了如指掌的城市还是原来的面貌，看起来平整、有序，新建的零星楼宇似乎也非常高大和堂皇，但随意丢弃的垃圾也很多，用过的各色塑料袋、碎纸、包装盒，还有宠物的粪便，喝多了的人的呕吐物，如此等等，使得城市有一种脏乱和破败之感。

　　车站内外，不断到达的人们迫不及待地各奔东西，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即将离去的人们坐在宽敞的候车室内，隔着厚厚的玻璃，背影模糊，偶尔朝外张望的脸庞毫无表情。播音员的声音单调中透着一丝亲切，提醒着乘车人们的行走方向。

　　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到冀南的城市邢台，三千多公里的路程却让我感觉穿越了千年沧桑一般。常年沉浸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军营平淡如梦，经常的沙尘、风暴以及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持之久长的孤独、忧愁乃至故作高深的谈论等等恍若隔世，再大的声音也变作轻飘飘的烟雾了。而面前的这座城市，离别多年之后，旧有的隔膜依然深刻，街道乱糟糟，不规范的建筑和小吃摊点堆满车站；身边走过的每个人的眼睛鼓着似乎要伸出手掌。

　　这不是我能接受的家乡城市的模样与感觉。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和灵魂，现实生存态度和内在的精神质地。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现在，几乎覆盖了每一个地方，尤其是京畿之地。因此，我想象中的家乡城市，其面目和给人的感觉应当是亲切的、和善的，是整洁的，更是文明的，进入其中，有可领略的，更有安全感与舒适度的。

　　我总是觉得，局限、专注于自身欲望的人，总是不够明亮和正大，甚至与当代这个“此时我在”的现实场域有着敌人般的隔膜与阻碍性。我想，这可是“轩辕之丘”，祖乙、赵武灵王、魏征、柴荣、刘秉忠、郭守敬等人的故乡啊，在当下，她应当更具有文明意识和创新精神。每次回来，我都想在市区住上一天，原因很简单，就是想走走看看，如隋代的开元寺和清风樓，还有郭守敬故居，以及柏人城、轩辕之丘等。这一座城市，历史积淀之深厚自不待言，虽然没有邯郸那么集中和显赫，但其所遗留的任侠尚义、慷慨悲歌之风肯定值得追慕与怀念。可每次看到这些，就有些心灰意冷，尤其傍晚，有些机动车居然会轰隆隆地跃上人行道，横冲直撞，旁若无人。摩托车和电瓶车亦然，有几次，我和家人正在悠闲行走，忽然一台机车擦身而过，感觉惊悚。

　　帕克在其《城市》一书中说，“城市是植根在它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之中的。既有其物质的组织形式，又有其道德的组织形式，这两种形式以特有的方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调节”。

　　我向来觉得，文化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的灵魂，也才是它发展和壮大的根本动力所在。可很多地方正在遗弃这一种传统。我常常想，时代的进步标志一定有其标准，也有它自身的规律。而一方人文风土，正是其民众世俗、精神和信念的直接体现。

　　正在胡思乱想，前来接我们的小弟匆忙赶来，不知何时走到我们的面前，脸上漾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激动表情。亲人相见，才是真的温暖。车子驰出市区，太阳完全隐没了踪影，白昼正在被寒冷的黑夜蚕食。两旁的山峰或高或低，感觉就像穿行在某个幽深胡同里一般。车灯飞速击打着稀疏、干枯的洋槐树，错乱的枝条晃晃悠悠，在或慢或急的山风中发出尖锐的啸声。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