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前锋

　　

一

　　二〇一八年六月，九十八岁高龄的大伯在湖北鹤峰去世，我驱车三百公里奔丧。到达鹤峰时已是半夜，在灯光迷离的鄂西边城，数次迷路。当时雨雾茫茫，冷风嗖嗖，一条呜咽的小河在雨夜下发出澎湃的声响，昏黄的雨点在公路上溅起一层薄雾，山水逼仄的道路百转千回，导航终于把我带到了山脚下的一个陈旧院落，门前挂着一块写有“鹤峰殡仪馆”的木牌。我踩过一地泥泞来到吊唁大厅，跪在灵堂烧纸。大伯遗像高悬，浓眉大眼盯着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侄儿，关于他的一生又在我心头流淌开来。

　　一九二〇年，大伯冉瑞云出生在云阳南岸磐石坪上，从小就随我奶奶在美国人开的福音堂里玩耍。那个磐石坪上的教堂是一个尖顶圆形的哥特建筑，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和七彩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高大的圆形外墙使它与周围的草房民居形成巨大反差。那时爷爷外出行医音讯全无，被艰难生计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奶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教堂，与初通汉语的两位嬷嬷一夕交谈，她就皈依福音教，成了福音堂的一名女帮工，用微薄的收入养活着她的两个幼小的儿子。

　　福音堂是英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川江大门的结果，大伯出生的时候早就存在。奶奶在福音堂帮工时，跟着两个嬷嬷甚至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修女对奶奶的工作非常满意，也很喜欢随着奶奶到教堂来玩的那个浓眉大眼、聪明伶俐的大伯，要他接受洗礼；他却逃出了教堂，从此再也没有进去。这个不羁的乡间少年注定属于这片土地，他对耶稣并不感兴趣。虽然聪明但从不好好上学，读了两年书后就开始逃学。爷爷带他出门行医，他却不按照医嘱抓药。有一次他把“笆斗”放入一个感冒病人的药方里，使得人家回去就拉肚子，一大早家属就找我爷爷扯皮，把我爷爷气得半死。爷爷故去后他更加肆无忌惮，带着一帮“少幺爸”，腰别手插子（匕首）呼啸乡间，上房掀瓦，下河摸鱼，杀鸡屠狗，打架斗殴，成为磐石那个年代的古惑仔。后来拜一个上河来的龙头大爷为师，在磐石关庙正式开堂，喝雄鸡血酒，以“十排”入会，称“大老幺”。跟着师傅在石板林学习“隔山打牛”“飞剑取头”之类的功法。期间，他还随师傅去过峨眉山拜见祖师爷，学习了峨眉派功夫，无奈耐不住寂寞的他只待了几个月就回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早上练功以外，吃斋饭吃得没有油水，念经的时候就会睡觉，自己完全不习惯。

　　大伯就这样在街上、乡间玩得不亦乐乎，苦了他的年幼弟弟。我的父亲，常常陪着奶奶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那时我们家开了一个小染坊，准确地说是给大的染坊搞点加工，把头天晚上泡在水缸里的棉布背到大沟去漂洗。两个人打着火把，在满天星斗的乡间小路上盘桓，洗完天已亮，然后又晾晒在地坝上的索子上。忙完这一切，父亲和奶奶随便吃一点昨天晚上热在锅里的冷饭，又一起出门，一个去福音堂上班，一个揉着惺忪的睡眼去小学读书。奶奶常常对长期不着屋的大儿子气得咬牙切齿，说下次看见他一定把他的脚杆打断。大伯只敢在奶奶休息时才悄悄回来，在窗户上轻轻喊我父親开门。“弟娃（弟弟）弟娃，开哈门。我饿糟了，有吃的不？”父亲轻手轻脚开门，从灶屋找点东西给他吃，然后两弟兄抵足而眠，天不亮大伯又跑了。有一次终于被奶奶抓住，痛打了一顿，结果大伯把我的父亲推在前面当成挡箭牌。父亲挨打得多，他反而少，在家里帮了几天忙，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六月的时候，长江涨水，大伯照例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在河坝呆坐，在渔船上盯着昏黄的水面。从一里峡下来的洪水会带来不少树木、房梁、家具甚至是淹死的牛羊猪禽，他们就会腰扎纤藤、蹦入汹涌的长江水中打捞。这种东西依照惯例是谁捡到谁得，靠的是运气。磐石又是一个天然的回水沱，所有上河来的东西都会在这里打转，是理想的捞漂浮物的场所。当然，打转的漂浮物也会很快被洪水带走，何况江面上的鼓泡水、漩涡、急流、尖利如铁钉的枝丫断梢都会对打捞人造成致命的伤害，是一项需要胆大心细的工作。有一次，天黑了大伯还没有上岸，人家告知了奶奶。奶奶说：“沟死沟埋，路死路埋，随他去吧！”嘴上虽然这样说，还是带着我父亲去河边找。刚出门，就看见大伯和他的兄弟伙抬着一架上好的雕花木床和一些锅碗瓢盆朝着家里走来，引得周围的邻居啧啧称赞。奶奶罕见地招呼他们吃饭，没有打大伯。

　　这架雕花木床是梨木的，上面雕有龙凤图案，还有麋鹿、喜鹊、玫瑰、葡萄、花瓶图案，三进门帘，鲜艳的矿物朱红漆，还刷有少许金粉图案。隔壁的胡子嘎嘎说是新婚夫妇的婚床，寓意是“多子多福”，成色上看应该还没有用过。奶奶收拾出来，成了她的睡床。

　　这架雕花木床在我家一放几十年，我小的时候都还睡过。

二

　　十四岁那年，大伯因为手下的兄弟被下街的娃儿欺负，就和下街的大哥、磐石商会会长的儿子约架。大伯三下五除二就将对方放倒，伤了人胳膊，把对方手臂打断了，引起对方报官。自知无权无势、贫困交加的家庭根本打不起官司，又怕连累奶奶和弟弟，大伯只好向袍哥会求助。他在师傅安排下连夜出逃，并加入了贩私盐的盐帮。他们躲开管道税卡，在新津口码头秘密接货私盐，然后沿着盐马古道，从新津口翻山到蔈草，过古长城，爬歧阳关，走清水塘，下梅子水，过水田坝，到利川县，远的到恩施州，鹤峰、龙山、大庸一线，穿越三个省，来回最长一个多月。大伯当时因有师傅撑着，担任押运和保镖的工作。一年后，大伯挣了点钱，想念老家的奶奶和弟弟，想用挣得的辛苦钱回老家了却官司。大伯就给同为袍哥的管事请辞，管事执意要大伯再跑一趟，大伯只好答应。就是这最后一趟，彻底改变了大伯的人生轨迹。

　　一九三五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大伯他们到龙山交割完业务，骡马队走到龙山地界的酉水河畔的一个幺店子歇脚。他们进去没多久，几十个戴着红五星帽、穿着各式衣裳的持枪、拿梭镖的人闯了进来。看着大伯他们十几个比较可疑，就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祠堂里讯问，好在除执事的其他马夫都不知道大伯底细，大伯说是来吆骡子的，人家也就没追究。随后大伯便稀里糊涂和那些马夫一起被“扩红”（参加红军）了，成为湘西自卫军的一名红军战士。

　　那年我大伯才十五岁。期间，他跟随部队打利川、汪营、鹤峰。打下汪营后，还没有枪高的大伯第一次见到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贺龙军长。贺龙当时在田坝搭建的会场主席台上给下面的群众和红军战士讲话。多年以后，大伯已经记不起当时贺龙讲的内容，只是说那人是个大汉，仪表堂堂，胡子黝黑，声如洪钟，腰间宽皮带上别着一支漂亮的手枪。被安排在厨房烧火煮茶的大伯提着茶壶给台上的长官一一添茶加水，他走到贺龙的茶盅边时，那个传说中的神人还微笑看了他一眼，让大伯印象深刻。不久，贺龙带领大部队打下湖北，汪营设立留守处，我大伯被安排在留守处当支队长的警卫员。支队长还给他发了支左轮手枪。支队长是个跛脚的中年人，是贺龙最早的拜把兄弟，腿上遭了一枪，被安排在后方养伤并负责留守处的工作。有次酒后，支队长说起年轻时和贺龙到云安厂贩过盐，有一次在四方石遇大浪差点翻了船，幸亏军长冷静才逃过一劫，支队长这样说。大伯听得心惊肉跳，没想到贺龙也贩过盐。支队长带着大伯他们的留守处负责给大部队筹粮筹款，维持治安，打土豪分田地，剿匪，扩红。几十个人的留守处把汪营治理得井井有条，支队长对大伯关爱有加，教会了他打枪，让他具体负责机要庶务；无事的时候就牵着支队长的枣红马去河边遛马，帮支队长扛着长枪去野外打猎。

　　到洪湖的大部队一去不回，地方的形势也越来越吃紧，种种迹象表明被镇压的一方有暴动和反弹的可能，并在联络周围的土苗地主武装向汪营靠拢，而留守处的人员和兵力都严重不足，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派出去送情报的人员一去不回，无法联系到大部队。支队长召开会议，决定撤出汪营，自行突围寻找大部队。那天午夜时分，全体人员销毁文书档案，压满子弹上好枪膛，打扫好卫生，锁好门窗，将剩余骡马钱粮和不方便携带的东西如数交给农协会，并嘱咐大家保密，说是例行出去筹粮，几天就会回来。农协会的人走后，支队长又临时改变了行军路线，决定走枫树垭口，派另外三人前去探路。支隊长说：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关头，冲出去就是胜利，退回来同样已无可能，只有冲出去才能生存。

　　悲壮的突围开始了，一行人静悄悄地消失在黑暗的鄂西山地。

　　在枫树垭口，支队长命令部队停下来，等待先前派出去探路的人发出信号，可是迟迟没有看到信号。天又渐渐发亮，天边的树梢上已有鱼肚白的天光，再拖下去就更加危险。支队长当机立断，决定强行冲出去，冲过枫树垭口就是茫茫的原始森林，会相对安全。

　　突然，一门巨大的檑木火炮朝着他们隐蔽的地方射过来，当场就打死了几个红军战士。支队长率先发起冲锋，部队朝着垭口前赴后继地发起冲锋。显然对方有备而来，早已在此设立了埋伏，如爆竹般脆响的枪声夹杂着土炮、火铳的铁沙弹朝着小分队倾泻而下。支队长撂倒几个敌人，带头冲上了垭口，后面的人紧跟着上去。早已换成长枪射击的大伯也紧跟着冲了上去，打死了几个敌人。眼看着就要过垭口，一颗子弹击中了支队长持枪的手腕，他歪倒在地，再也无力开枪射击。

　　寡不敌众的一行人很快被打散。大伯扶着受伤的支队长边打边跑，沿着垭口侧面的方向掩护支队长突围，但随后支队长又胸部中弹。眼看突围无望，支队长命令大伯自行突围，犹豫中，支队长饮弹自尽。筋疲力尽的大伯一路狂奔，凭着当盐贩子练出的脚力和对路径的熟悉，敏捷穿梭在密林深处。他清楚听到了“还有一个小杂种，莫让他跑了”的喊声。子弹打得周围的树叶“啪啪”作响，放出的猎狗狂吠着追了上来。眼看猎狗愈来愈近，大伯脱下布鞋，蹚过一条小溪，使得猎狗失去了目标。随后大伯朝着相反的方向一路疾跑，转过一个山坳，敏捷地蹿上一棵巨大的黄葛树。浓密的树叶屏蔽了他的身躯，他把瘦小的个头钻进一个干燥的树洞里，一动不动地藏起来，躲了整整两天两夜。他靠着吃树洞的野生菌、鸟蛋，舔黄葛叶上的露水活了下来。期间他清楚听到了被敌人捉住的战友在各种酷刑折磨下的惨叫声。当敌人撤出后，大伯才在黑夜中摸索下来，在猛虎野兽出没的鄂西大山中盘桓。他昼伏夜出，吃野果，喝山泉，睡岩洞，像野人一样半个月才走出原始森林。走出森林的大伯心里非常清楚，他不可能再回到红军部队，他没能尽到保护支队长的责任，回去也无法说清楚情况，还可能面临着严厉的纪律处分。思前想后，大伯去无可去，只好放弃了寻找大部队的念头。

三

　　大伯掩埋了那支象征他身份的左轮手枪，拄着一根楠竹棍，沿路乞讨。后来，饥寒交迫的伯父又得了疟疾，打起了摆子。有一天他摇摇晃晃走到一个大庄园前，已经毫无力气了。他推开了那家朱漆的大门，两只恶狗就冲过来将大伯扑倒在地。绣楼上的大小姐一声怒嗔，两只恶狗才停止了对我大伯的撕咬。随后，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爷从书房出来，对大伯进行了仔细盘问。大伯隐瞒了所有的过去，坚称自己是个父母双亡的叫花子。老太爷见这个叫花子虽然衣衫褴褛但英气尚存，就指了指一个马棚。从此，大伯就厕身其间，成为这个大户人家最小的长工。老太爷是本地的保长兼民团团总，也是一个饱读诗书的长者，抱着保境安民的职责维持着本地的一方平安。虽然他对发生在前不久的那场汪营突围战早有耳闻，也接到过巡查漏网“红匪”的协查文书，但是都没有追查大伯。只是有一次，老太爷从长工的嘴里听说大伯准备回长江边的老家，就找大伯谈了一次话，无非是问问大伯老家的情况。当大伯看见那个协查文书和上面并不清晰的自己的画像时，脸上渗出了密密的虚汗。老太爷把火柴擦燃，当着大伯的面把协查文书烧掉，又云淡风轻地说：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已不存在“红匪”一说，你把火盆倒掉，搬到上房来住，给我当随扈，不要和那些嘴喳喳的长工住一起了，吃饭也和上面的人一起吃。

　　大伯朝着老太爷深深地鞠了一躬，跑出太爷的书房，把烧掉协查文书的火盆洗得干干净净，一直看着那些残渣剩灰随着清江流水转过那片麻柳林，飘向远方。大伯打消了回磐石老家的念头。从长工变成老太爷的随扈，这一干就是十年有余。

　　当大小姐拒绝了数次老太爷安排的婚姻后，老太爷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了大伯身上。老大爷跟大伯又谈过一次话，然后就着手安排大伯入赘上门事宜。他带着大伯到汉口省亲，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让他拜见了汉口的亲戚故旧，向他们发出了参加婚礼的邀请。一切好像都是水到渠成的样子。但是，大伯还是从老太爷闪烁其词的谈话中，知道世道已变。老太爷也不像原来那么满心欢喜，开始长吁短叹。粗通文墨的大伯从亲戚客厅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自己倒过开水的那位首长正率部与国军激战，从北方逃难人的口中也得知国军败象已现。

　　时局的变化，加上这门亲事，使大伯一次次思念起长江边那个小镇和他十多年没见的亲娘。从汉口回来后，大伯开始躲避大小姐热辣辣的目光，而心如明镜的老太爷为避免夜长梦多，已开始准备大小姐的婚礼。大伯思母心切，就在婚礼即将举行之际，他决定不辞而别。动身那天，大伯半夜起来，看见老太爷的书房居然灯火通透。老太爷正在摇头晃脑地朗读着《礼记》：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这个夜晚，早睡早起的老太爷似乎未卜先知，他什么都明白，半夜里用一段《礼记》为他亲自挑选、而今又要不辞而别的准女婿送行。这是大伯终生难忘的一幕。

　　大伯虽然不完全明白老太爷读的这段话的意思，只知道，他和这个家庭的缘分将要戛然而止。他泪眼婆娑地对着窗花上长须髯髯、摇头晃脑的老太爷深深鞠了一躬。大伯又将眼光转向大小姐的绣楼。那个小楼在黑夜中熟睡，大小姐可能还在做洞房花烛的美梦，幻想着大伯掀起她的盖头，成为她梦寐以求的新郎。

　　当年二十八岁的大伯，朝着大小姐的小楼深情一望，然后一个“鹞子翻身”，轻点石桌，越过两人高的院墙，轻轻落在大院外的竹林里……此时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下旬，鄂西山区已经是天寒地冻。大雪飘飘，行囊空空的大伯疾行山野，鸡犬噤声，只有午夜风雪相伴。那条古老的盐道在飞雪下泛着白色的光亮，像一条白色的长练，腾空飞舞，又影影绰绰。大伯点起松明火把，踏着沙沙作响的积雪，向着家乡的故园一路狂奔。

　　此时，在一千里外的川北秦岭，贺龙率领着他麾下的十几万部队正翻越漫天飞雪的秦岭山脉，快速南下，而胡宗南设在川北陕南的秦岭防线在贺龙部队霹雳攻势下很快土崩瓦解。他指挥的部队与从川东、湘西西进的刘邓大军互为犄角，将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重装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五十万人马包围。一场解放战争后期最大规模的收尾之战即将开始，湘西出来的一代元帅正在续写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如果不是那场“汪营突围”变故，大伯很可能出现在这支队伍之中，经过战火的洗礼和精神的锻造，也许早就成长为一名英姿飒爽、带兵打仗的连排长，甚至更高级的指挥员。那时，这位元帅曾经的部下，当过乱世袍哥、私盐贩子、红军逃兵、地主家长工、逃婚者、与元帅有着一面之缘的我的大伯，却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在千年古道上急匆匆地赶往长江边的故乡，渴望见到他心心念念的磐石故土和坪上茅草老屋里他老去的亲娘，还有他的弟弟。

四

　　沿着久违的盐马古道，带着满身星斗和鹅毛大雪，拖着一身疲惫、历尽艰辛的大伯辗转回到磐石。少小离家，青壮而返，两手空空的大伯悄悄避开邻居，在一个星光黯淡的夜晚走进了老家的柴门。那时，我的父亲在万县当铺做学徒多年，只有奶奶一个人在家。那天奶奶正发着高烧，刚刚吃了点胡子嘎嘎送来的退烧药，迷迷糊糊地喊着我大伯的名字。大伯高声应答，跪倒在雕花木床上的奶奶面前。奶奶一耳光扇在大伯脸上。“大猴儿，你再乱跑我打断你脚杆！”又随后吐出一啪口水，滋在大伯的脸颊，满是歉意地说，“妈烧糊涂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把我大儿打疼了。今天还在拍着床沿想你，胡子嘎嘎说拍四下喊你一声，你就会回来。我天擦黑就开始拍，手都拍肿了，果然你回来了。这个老家伙还有点名堂的。来，扶我起来，把火烧起，我来给你摊粉皮子腊肉，叫那个老家伙也来陪你喝两盅。你从小就最喜欢吃的，今天妈管你吃够，你弟娃下个月也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那时随着解放战争的打响，福音堂早已关门，两个嬷嬷已回国。福音堂已经是杂草丛生，奶奶的工作自然也没了。她只是偶尔会去那里看看，打开锈迹斑斑的铁锁门，嗅一嗅昔日热闹的气息，扒开蜘蛛网密布的耶稣像，静静地坐在下面礼拜。当然，没有唱诗班的音乐，只是窗外不远处传来的长江涛声和船工号子。

　　大伯回来不久，就由奶奶做主，娶了土地岩一个水木匠的女儿为妻。孟浪的大伯也逐渐笃定安分下来。他疏远了原来的兄弟伙，师从他老丈人学习水木匠，在磐石、双江、老城一带打木船。他凭着聪明勤奋，很快在业界崭露头角，成为年轻的掌墨师，从选料、改板、画墨、如瓤、涂纸泥，到上桐油、安舵、立帆，一手搞定。遺憾的是伯母身体不好，从结婚起就是个药罐，结婚三年后就病故了。大伯无心续弦，又开始和原来的朋友们厮混。当时正值解放初期，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清算开始，我大伯又被他的穷兄弟抬进了农协会。当他目睹磐石的大地主、大恶霸被游街或枪决时，他想到了鄂西的老太爷和大小姐。已经是预备党员的他悄然退出了农协会，向奶奶请了假，一个人又沿着盐马古道赶往鄂西。

　　到达那个大院后，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大院已经成为乡公所、粮站和合作商店，老太爷已经在解放前夕故去，宏大的葬礼成为他一生最后的辉煌。他的大儿子，大小姐的亲哥哥，继任族长一年后被判劳动改造；一直没有出嫁的大小姐被批斗后，已不知去向。大伯在老太爷坟前烧香祭拜，然后到处打听大小姐的下落，经过仔细找寻，大伯终于在远离大小姐家两百里的鄂西边城咸丰找到了大小姐。在街边的一个潲水桶旁，大伯见到了处于疯癫边缘的大小姐。两个劫后余生的年轻人抱头痛哭。身体和精神已有问题的大小姐就此成了我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大伯娘。

　　何去何从成了大伯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作为男人和丈夫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回磐石当然是首选，那是大伯的家乡，但是地主成分的大伯娘无法逃过当时的成分调查，奶奶和弟弟也势必会受到连累，这是大伯万万不愿看到的；回大伯娘的老家更不可能。大伯有着那个年代峡江边生长之人的耿直霸蛮个性，还有袍哥人家义薄云天的性情，还有他此时已逐渐明白了当年老太爷诵读的《礼记》的意义。他决定带着伯娘，不离不弃。

　　因为爱情，他们一路流浪，最终在鹤峰安顿下来。那个边远小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大伯开始找事情做，做过各种活路。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大伯无师自通开始修理钟表，慢慢成了当地有名的钟表师。他后来带着大伯娘回来接奶奶到鹤峰生活了一段时间。奶奶住不惯，闹着回来。他又送奶奶回到磐石，自己再回到鹤峰，那里有他的妻子和孩子，有他的家。他已经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大伯回来过一次。那时奶奶已过世。我出生两年后，奶奶在一场病患中永远离开了人世。奶奶至死也没有等到她疼爱的大儿子，她再也没有力气拍打床沿、呼唤我大伯的名字了。

　　大伯那次回来，他从来凤烟厂贩了一车卷烟。那时叫贩卖走私烟，被税务局查到了会有麻烦的，轻则没收罚款，重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没想到时隔几十年，大伯又单枪匹马，重操旧业，从盐贩子变成了烟贩子，游走在新旧两个政权；不同的是，贩盐的时候他是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而此时，他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人了。当时他刚从钟表社退休。

　　大伯用卖烟的钱给奶奶重新修缮了坟墓，还给我们几姊妹买了新衣服。我还得到了一双梦寐以求的白跑鞋。几十年异乡异客，音讯全无，在奶奶的晚年没能陪伴左右，病危和去世都没能回来，大伯为此深深歉疚，数次泣不成声。他对我的父亲说：“弟娃，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是我兄弟，我就要给你下跪了。”说完对我父亲深深鞠躬。我父亲扶住他，说：“大哥，那是我该做的。我们不是时常还收到你寄来的钱吗。妈走的时候叫娃儿给你写信，都说你在外面修钟表，不晓得地址，写了也收不到。只是妈发病急，来不及转到县城医院就掉气了，我也没尽到责任呀！”说着，两弟兄都哭了。

　　我爸想留大伯多住几天，大伯说，走久了怕大伯娘发病。爸就不再留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大伯和父亲在堂屋里说话。父亲专门烧好一笼炭火，灯火深宵，絮絮谈往事，寒风吹打屋脊，竹叶扫着瓦片，沙沙作响，一灯如豆，昏暗的煤油灯光在玻璃花罩摇曳。两兄弟就着父亲留下的叶子烟杆，你吸一口，我抽一口，吧嗒吧嗒地检点和吞吐着如烟往事。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睡意全无，侃侃而谈。印在墙上的两个人影神采飞扬，比划着无怨无悔的人生，明灭跳跃的煤油灯光烁照着那些峥嵘的过往。少年的我一觉醒来，两弟兄还在交谈。

　　他乡纵有千头月，不及家乡一盏灯。鸡叫头遍，弟兄两个才抵足而眠。

　　可惜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见和听见父亲和大伯互诉骨肉亲情。如今，两兄弟都已作古，一个埋葬在家乡的放牛坪，一个永远留在了鄂西山地。

五

　　最后一次见到大伯是四年前的暮春时节，他坐在临街口的一个老式的藤椅上，被一辆小车撞了，司机还跑了。大伯从此无法自己行走。我去看他，在大伯的阁楼上我静静听完他的过往，关于福音堂和那两个不苟言笑、实际上充满爱心的嬷嬷，关于贩盐，关于红军和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那支埋在乡间的手枪，那个他栖身的大院，那个慈祥的老太爷和阁楼上对他倾情一笑的姑娘……

　　我看到的大伯娘完全不是大伯说的那个样子，她头发全白，身材佝偻，喃喃自语，整个脸上沟壑纵横；她径自在阳台上抽着劣质的香烟，对我受伤的大伯不闻不问，对远道而来的我也毫无亲近感。大伯歉疚地说：“她有病。”我说：“我知道。”大伯娘的老家，现在已经开发成旅游景区了，现在交通方便了，我问大伯怎么不去看看。大伯说，以前想去的时候怕大伯娘受刺激，现在又去不了了，可能很快要去收脚迹了。收脚迹是我们老家的说辞，说是人死后的一个晚上会到他曾經去过的地方，将脚印收回来，然后才可以去阎王那里报到。我说：“等您脚好一点后我来接您回老家看看。”大伯说：“不麻烦了，我老了，回不去了。”

　　我转过脸去。阁楼下的清江水静静流淌，墨绿色的水面上漂满凋零的各色花朵，残红败絮，像岁月一样无言东流，流到几百里外那个长江边的小镇，那个大伯魂牵梦萦却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没有惊动在躺椅上看《礼记》的大伯，堂哥送我。经过大会堂时，堂哥指着那个巨大的老钟跟我说，这是一口美国的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此设立六战区，悬挂在前线司令部的大门上用的，解放后司令部被改造成影剧院，大钟还是在剧院门楣上悬挂报时。一九六〇年代大钟坏了，大伯带着他的徒弟们花大功夫把它拆下来、修好，再重新装上。此后，老钟一直走得很准时。

　　我这次奔丧的时候那个大会堂遭拆了，不知道那口大钟到哪去了。

　　生命无常，大伯和大伯娘这对患难夫妻，如今一个是英雄老去，一个是美人迟暮。我相信他们的爱情，在时间长河里正在平静地滑向生命的彼岸。彼岸一定是春风十里地，满园桃花香。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