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波

　　我推门进去时，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当时是10点左右，厨房和客厅里的灯还都亮着，窗外不时有汽车开过的声音。往常这个时候，他多半已经睡过一觉了。

　　明天几点的车？他看了我一眼，又回头去看电视。

　　后天，我说，后天有朋友要去上海，正好搭他的车。我也坐到旁边的沙发，伸手从茶几上拿了块花生酥，剥开包装就吃起来。

　　没吃饱？父亲一手拿着遥控器，另一只手推了推茶盘，说，每回都这样，外面吃了饭回来，跟没吃一样，光喝酒了。

　　电视上正播放着一场足球赛，两队穿着短裤的外国人在草皮上奋力地奔跑着，解说员的声音很轻，也可能是他把电视的音量调小了。你还喜欢看这个？我去拿第二块花生酥。瞎看。他说，唉，电视也越来越难看了，难得有个好看的。他作势起身的样子，说，要不要泡个面吃？我看看还有没有方便面。我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马上就睡了。他看看我，迟疑了一下，又坐下了。

　　这球踢的，我说，你怎么还不睡？

　　下午睡多了。他说，年纪大了，都乱了，前两天上李医生那儿开了点药，你真的不要吃点什么？

　　医生怎么说？

　　有啥好说的，现在都是机器看毛病，CT约的下个月11号，验了个血，要一礼拜才晓得结果。他放下遥控器，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们两个干脆都喝点吧，我看你的样子还能再喝点。

　　我抬头看着他，说，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就是喝点，近段时间不知怎么了，就想喝点。他慢吞吞地移步朝向厨房。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比赛还在踢着，场上的比分是0比0，我把电视的声音又调小了几格。

　　父亲拿来两个小杯子，两副筷子，一盘切开的香肠，一碟虾干，一小袋纸装的开心果，都放在了茶几上。等一下，他说，我再去拿瓶好酒来。他又一步挨一步地向卧室走去。

　　五粮液，父亲从卧室出来，脸上笑眯眯的，说，开了它。我接过盒子，拿在手上晃了晃，说，不过年不过节的，吃个夜宵喝这个？再说，你能喝这个吗？

　　没事，有一年老大回家时拿来的，也不清楚几个年头了，开了它。他拿起筷子，先夹了一片香肠吃起来。

　　我从盒子里取出酒瓶，拧开盖子倒了两杯。你确定没事？我说。

　　都这个岁数了，有事没事也差不多了，不像你们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的，里里外外都是事，都等着你们呢。他朝我举举杯子，放嘴上抿了一口。

　　我也拿起酒杯喝了一口，说，大哥还拿酒给你喝，52度，亏他想得出，你都有多少年不能喝酒了？

　　也没这么严重，有时候也喝点，他说，医生的话也不能全听，没有哪个医生会跟你说喝了没事的，这种事你得自己做主。

　　几杯酒下肚后，他的话明显多起来。

　　我有跟你说过吧？为什么老大叫我去广东我没去？你让我跟你去新西兰我也没去？他直视着我，眼球混浊，微带血丝，鼻梁上的眼镜片里泛着电视的反光。我甚至看得清一个个小人在他的眼镜里奔跑的样子。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说。

　　可能吧，你可能知道，他叹了口气，又摇摇头说，你大概知道一些，但你不可能全都知道，是吧？

　　那还用说。我剥了一只虾干给他。

　　老大整天忙他的生意，你那边也不安定，你们都忙，我知道，这个也没什么要紧的，我也不是害怕死在外边了，我祖籍还不在这里呢，嗯，这里边有一个故事。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

　　是你现在有人照顾了？我说。

　　不关小庄的事，是你妈。他提高声调说，我跟你妈之间有个约定。他的头后仰着，似乎在想些什么。我瞟了一眼电视。好像进球了。

　　你妈有一次聊天时跟我说过，死后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身体，先死去的那个，洗澡换衣什么的都得由对方来做。当然，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几年后你妈死了，我也这么做了。

　　我皱了皱眉头，说，这跟你去不去新西兰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听我把话讲完。他扶了一把他的眼镜，手里的筷子点着自己的脑袋，说，去年那次中风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不行了，跟之前完全是两个人了。幸好还能走几步，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和老大都不是不孝顺的人，你们当然愿意我活得越长命越好。我自己老娘还活着的时候，我也跟她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当初我也是背井离乡，我太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了，父母只要在就好，耳聋呀，眼花呀，都不是事，小便急了尿在褲裆里也不算啥，血压180只要还能吃药也没问题，只要在就好。他低着头，喃喃自语着，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们都活成什么样了，我也想不到那些。

　　我看你现在的状态还行嘛，我笑着说，你看，还能喝点。

　　是还行，这样子再活个三年五年的也可能，一个礼拜后，不用一个礼拜，明天出点什么事也可能，谁知道呢？他放缓了语调，说，有时候老大打电话来，我也这样跟他讲，你们都不用担心我，担心也没有用。他抬起头问我，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老大给你打电话。我说。不是，再往前，他说。约定？我说。不是，再往后，他说。

　　洗澡？

　　对，洗澡。他直了直身子，说，你妈当年跟我说，她要死在我前头了，她不要穿那种老太太穿的寿衣，给她洗澡的时候，头脸一定要洗干净了，手也要干净，还有指甲，都要干干净净的，其他地方就无所谓了，随便抹一下就行。他轻笑了一声，说，嘿，这是你妈难得的一次跟我想得一模一样。

　　然后呢？我说。

　　然后我就这样做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又向我示意了一下。

　　你说你说，我听着呢。我说。我拿起酒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把酒瓶放下了。

　　说这些什么意思呢？我是想告诉你们，人老了，想法就变得稀奇古怪的了，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理解，但没有办法，比方说我，他两手握着筷子转动了一下，接着说，有时候厚一点的毛巾都拧不动了，穿条裤子得半天工夫，脱下来又得半天，手指甲还能自己剪一剪，脚上的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唉，你说有什么办法？

　　这个我懂，我说，谁到了你这个年龄，都得有人照顾。

　　父亲又叹了口气，说，你是个读书人，你当然懂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照顾人的事情，也得分人是不是？他定定地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嗯，你可能不觉得，他说，有可能确实是我的问题。他低下头，拿起已经快喝干的酒杯又喝了一口。

　　楼下有人在大声吆喝，一阵阵生煎馒头的香气夹杂着浓浓的油烟味从窗口飘了上来。应该是第一批夜宵客人正旺的时间。我说，我有点没听明白，你慢慢说。

　　好吧，你愿意听我就再讲两句。人老话多，这话真是不错，他把杯子攥在手里，说，我不是非讲小庄不可，可是这两年来，给我烧饭洗衣服的是她，给我擦身子的是她，给我剪指甲的是她，中风那些天，把我那东西从裤裆里掏出来给我擦屎把尿的也是她，我已经习惯了。他的眼眶有点泛红，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离不开她了。

　　比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结束。电视上两个穿西服的人正在谈论着什么。你能理解吗？他说。

　　当然。我说。

　　庄阿姨从客房里面出来时，我们还坐在那儿。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急步朝卫生间走去。然后是一阵马桶盖子收起放下的声音，打开水龙头和一连串沉闷的抽水声。

　　爷俩喝着呢？庄阿姨从里面出来，甩着手上的水珠，走到一旁说。

　　吵醒你了吧？我说。

　　没有没有，跟着你家老头，我睡觉也乱了，半夜也会醒，五更也会醒，习惯了。她看了一眼茶几上的东西，说，要不要我给你们去炒个菜来？

　　不用不用，我说，我们也快完了。

　　父亲突然哭起来。他的嘴巴张合着，眉头紧锁着，脸上的肌肉缩成了一堆，就这么干号了几声。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想站起身来，可一条腿还没伸直，倒把搁在茶几上的筷子碰到了地上。

　　庄阿姨笑起来，说，又来了又来了，见到你儿子委屈了是吧？她伸手在他的背上轻拍了几下。

　　父亲也咧了咧嘴，说，这不是我要哭的，那次中风后，哭笑就不由我自己控制了。

　　你不知道，有时候无缘无故的，还笑呢，那才吓人呢。你想想，哭两声，还当是他哪里不舒服了，莫名其妙笑起来，真以为这里又出啥毛病了呢。她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哦哦，我随口应了几声，不知说什么好。我感觉有一桩事情正在来临。

　　坏掉了，父亲说，都坏掉了，一点用也没有了。

　　医生怎么说？我看着父亲问，有什么办法吗？

　　庄阿姨抢着说，能有什么办法？医生说了，叫什么后遗症，脑子出血后，可能是刚好碰到管哭管笑的那根神经了，就伤了，失灵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他这样算好的，也不影响别的事情。真的不用我再去炒个菜来？

　　哦哦，不用不用，我说。

　　那你们慢慢吃，完了就放这里吧，明天一早我会收拾。她打了个呵欠，说，我还得再去睡上一大觉。她边说边进了客房，又顺手带上了房门。

　　我看了一眼电视上的时间，还不到11点钟。

　　我不能再喝了，你要不要再来一杯？父亲说，让我看看，我们总共喝了多少？我从地上拿过酒瓶，里面的酒还剩了一大半。我说，三两左右，可能还不到。他点点头，说，可以了，可以了。

　　要么，这次回去后，我跟安娜说说，下半年我再回来一次，多住些日子。我说。

　　不用不用，他说，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不用为我担心。现在有电话，什么事情不能在电话里头讲？

　　看着家里的沙发，吊灯，阳台外的铝合金防盗窗，角落里似乎从古到今都一直放在那儿的一把靠背椅，一张老大贴在墙上的2002年世界杯的赛程表，我说，我这一走也差不多十年了，说实话，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是啊，安娜都有多少年没回来过了？她好吗？孩子们都好吗？

　　安娜很好，孩子们也好，他们都忙，比我还要忙。我说。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更多的事情。

　　嗯，家里好比什么都强。你算好的，老大也不错，我挺放心的。遇上小庄儿子那样的，也不是一样没办法？他在鼻孔里哼了一声。

　　她儿子怎么了？我说。

　　也没什么，说起来也是运气不好，样样事情做不成，三十几岁的人了，工作不好找，欠债欠了一屁股，老婆也离了，现在一天到头拿着根钓鱼竿沿着护城河钓鱼，吃穿还得靠小庄接济。有时候想想，人比人，真是不能比啊。他用两根手指头捏着，从嘴巴里拿出大半个嚼了半天的虾干，丢在了烟灰缸里，继续说，头几个月，小庄在我这儿弄完晚饭，还得赶回家去服侍她那宝贝儿子，两头跑，两头忙，她还舍不得乘车，来来回回都是走路，我说，哪有这个道理？就让她干脆住在家里了，反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一开始她还不愿意，我知道主要是他儿子不愿意，我就多给了她几百块钱，她儿子见每月给到他手上的钱多了几百块，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么晚了你没事吧？我打断他说。

　　我还想坐会儿，他说，现在去睡反而睡不着，你呢？你明天几点的车？没等我回答，这次他马上反应过来，哦哦，你明天不走，你说过的，那就坐会儿，再坐会儿。

　　外面起风了，好像还突然下起雨来。我把之前打开的窗户都给关上了。我回到沙发上斟字酌句地说，看来，你都已经想好了，起码，如果情况不发生变化的话，你都已经想好了。

　　父親摇摇头，说，有些话我还没有跟你讲呢。你也不用想多了。我现在的脑子糊涂得很，我也不知道，有些想法是对还是不对？再说了，像你说的，情况还会有变化，就算全部想好了，可能也没什么用。

　　好吧。我说。

　　说说你吧，老二，他说，你近来怎么样？有什么打算？

　　一切正常。我说。

　　嗯，出门在外，不要省钱，不要太亏待自己，事情呢能做就做，不能做也不要勉强，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嫌我啰唆……

　　我不会的。我说。

　　真要遇上什么坎了，先想想坎有多高，再想想自己有多高，是跨过去呢？还是爬过去……

　　还是绕过去？你都说过有一百遍了，我笑着说，还别说，你这套有时候还真的挺管用。

　　父亲看看我，说，年轻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儿算哪儿，现在走也走不动了，光剩下看了，可一天到头待在家里，还能看到什么？这小半年来，满脑子都是过去的事情，一幕一幕的，真的跟放电影一样。

　　晚上还做梦，白天也做，他说，梦里面你妈还是老样子，你和老大有时候还是小孩，有时候好像又长大了，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个也正常。我说。

　　他往前凑了凑身子，又打量了一下四周，轻声说，有一次，我还梦到了陈老师，你还记得陈老师吗？

　　妈死后想嫁给你的那个？我说。

　　说是这么说，不过，我是不会答应的，这个我自己知道。他说。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我笑了。

　　没有没有，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就算我没说出来，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分辩道，样子甚至有点着急。你妈死后，我就一直这么想了。

　　我看着自己的脚尖，没说话。

　　说实话，当初有人来给我提亲的时候，我不是没有想过这档子事，你妈过世你几岁？我记得刚好三十吧？我呢，也就六十出点头，我不是没有想过这档子事情。但我心里有一个念头，说念头也不对，怎么讲呢？是突然蹦出来的一个东西，——你妈死了，然后有人给我提亲，两件事情碰在一起，那念头就“啪”的一下印在了脑子里。我想明白一件事，就是我要是再结婚的话，绝对不能找个离过婚的人，不然，我死后跟谁葬在一起呢？当然，我肯定会跟你妈合葬，那对方死后呢？难道要在墓碑上刻三个人的名字吗？或者干脆撇开她？你知道，我做不出来那样的事情。

　　有点复杂，我说，照你的说法，活着的时候怎么样不重要，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不重要，死后的事情才重要，是吧？

　　父亲仰头微闭着眼睛，长吁了口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有些东西就是会摆（搁）在那儿，特别是那种“啪”的一下印在你脑子里的东西，你不能当它没有，是不是？

　　可能吧，我说，我也不知道。

　　电视还开着，父亲拿过遥控器把它关了。屋里一下子比刚才静了许多，楼下传来的声音在夜空中清脆地回荡着。

　　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你是第一个。我也是刚刚记起来的，其实就是一桩很小很小的事情。跟你妈结婚以后，很快就有了老大，可能那时候还有了你，我记不清了。我们单位从南京调来了一位女工程师，大家都叫她李工。李工人长得漂亮，业务又好，谈吐呀，举止呀完全跟我们这种小地方上的人不一样。我承認，她完全把我们迷倒了，不单单是谁，是几乎厂子里所有老老小小的男人。我听到过不止一人私下甚至公开说，李工要是愿意嫁给我，我愿意把命给她！尽管李工当时已经结过婚了，还有个男孩，她的老公，是省海洋研究所里她的一个同乡。

　　他顿了顿，接着说，后来我有想过，如果，仅仅是如果哦，那一次给我介绍的不是陈老师，而是李工这样的女人，或者干脆就是李工，我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我问。

　　我有想过，他说，我真的有想过，答案应该是一样的。可能，理由会有点不一样吧，他用双手胡乱地比画着，继续说，在此之前，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那种可以“啪”的一下打醒你的道理。

　　你想说什么？

　　听我说，听我说，我马上就说完了。他看着客厅电视墙的一角，停了足足有一分钟。

　　他说，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了李工一家。他们好像正在等出租车。她的老公，那个研究员，手上拎了两个大号的塑料袋，正在眉开眼笑地跟她说着什么。李工空着手，就站在马路边的侧石上，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两个膝盖一屈一伸的，在笑眯眯地听她老公说话。那年她也得有五十出头了吧？可模样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正在街上一边等人一边随意地活动身体。他们的孩子，一只手上也拎了东西，另一只手不时急速地拦他母亲一下，他的眉头紧锁着，生怕他的母亲会不小心掉下去的样子。

　　我的心好像一下子就空了。是那种空荡荡却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知道，李工完全被她家里的两个男人宠坏了，而我，可能一辈子都给不了她这些。他摘下眼镜，放在了茶几上，说，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说得对，我说，不过，我得好好想想。

　　父亲回房睡觉后，我又在阳台上待了一会儿。雨后的街道在路灯下泛着零碎的光亮。偶尔还有人或快或慢地从路上走过。在不远处的墙角，有一个看不清模样的男人正蹲在那儿呕吐。我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新西兰这个时间应该正是拂晓。再过四五个小时，安娜会在送完孩子们上学后回到家里，她会一直在厨房的餐桌前坐上半天，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看她的那本《会计学与财务管理》。我决定等她午饭后给她打个电话。如果她不接，我会再给她发个信息。如果她接了，我会直接告诉她：对不起，安娜，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责任编辑 赵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