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样一个危机四伏乃至于思想和行动都陷入瘫痪的时代,阅读几千年前的《诗经》不应当视为一种逃避,相反,它关乎理解力的培育。這种理解力,用汉娜·阿伦特的话来说,绝非一种中立的观念,而是我们用以应对种种史无前例和荒诞不经之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令我们得以“自觉地审视和承担时代给予我们的压力——既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也不能屈从于它的重压”。比如,在阅读《小雅·正月》这首长诗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西周末年的诗人如何去理解他所身处的黑暗时代,这种理解力,既是对现实的正视,是对境况真相的还原和对后果的描述,它本身也是个体在面对时代和自身危机时所能做出的所有抵抗的源泉。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
和现在的农历正月不同,这首诗中的“正月”自汉代以来就被解释为正阳之月,即夏历四月,也就是今天的农历四月。这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孟夏时节,本不可能出现繁多的霜降,因此“正月繁霜”是罕见的灾异之象,故君子忧之。到了近代,渐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这只是汉代阴阳家的附会之说,如高亨就认为“正月”不能被解释为正阳之月,这里只是“四月”的抄写之误;俞樾则认为“正月”就应当表示岁首之月,“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就是常见的对于春节前后阴冷气候的感慨。但这两种解释,都缺乏强有力的文献证据。我们知道《诗经》解释中的分歧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的毛诗与三家诗之间;二是宋代朱熹《诗集传》和毛诗之间;三是清代训诂学家与汉学、宋学之间,但在“正月,夏之四月”这个判断上,无论是汉、宋还是清,绝大多数学者竟然都保持惊人的一致,所以在没有绝对明确的新证据之前,我们还是应当依从旧训。
繁霜,频繁降霜。《周易·坤卦》初爻辞:“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微知著,脚触秋日初霜即感坚冰之气息,何况于春夏之际遭遇繁霜。“我心忧伤”,既是对此刻天灾之忧,又是对即将到来的更大祸患的担忧。
“民之讹言”,一直有两解,一种认为是来自小人的奸伪之言或妖妄之言,带有强烈的贬斥之意,如欧阳修《诗本义》,“‘民之讹言’以害于国,又甚于繁霜之害物也”;另一种认为指民间谣言,是较为平和的中性表述,如李元吉《读书呓语》,“《正月》诗之‘讹言’,盖后世谣言之意,言国将危亡,非奸恶之言也”。就诗意而论,第二种解释似乎更好一点,因为给一个国家造成实质性危害的,永远不是言论。
《正月》这首诗,大抵写于西周将亡未亡之际。此时一个庞大的帝国行将倾覆,上下失序,必然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即便不是真的,也是民众情绪和心理的反映,正如孟夏时节的霜降,虽或属偶然,但执政者也可以借此罕见天象来反省自身,若是单纯地将之斥为奸伪、妖妄,就好比动辄将一些正当情绪的反映归诸敌对势力的撺掇,用敷衍了事的方式去对待沸腾民意,只能加剧谣言的进一步扩大。“亦孔之将”,孔,甚也;将,大也,表示方兴未艾之趋势。“亦孔之”这个句式还散见《诗经》多处,是一个常见的副词修饰形容词的结构,比如本诗第十一章就还有“亦孔之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的意思大致就是,来自民间的谣言,也愈演愈烈。
“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在变幻莫测的天灾和盲目汹涌的民情面前,每个清醒者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京,大也;忧心京京,形容自己忧愁之广大,不单为己身而忧,更为社稷、为生民而忧。我的孤独无依和我忧愁的广大,形成鲜明对照,一如帕斯卡所谓“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但这广大的忧愁却无法公开,只能小心翼翼地藏在心中,因为在黑暗时代中首先丧失的就是允许人们自由交流的公共世界。癙,旧时注家都语焉不详,今人赵雨和卢雪松所撰《〈小雅·正月〉疾病名义考》认为就是鼠瘘、瘰疬之病,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讲,就是颈、腋处的淋巴腺结核,中医认为多为愤懑郁结所致。痒,与疡通,有疮口之意。癙忧以痒,指的是忧郁情绪导致的淋巴腺结核自行溃破,疮口难以愈合的样子。这第一章的末两句诗,是诗人叹息并描述自己谨小慎微、郁郁成疾的惨况。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这里的选字有押韵的考虑。愈愈,古训为“瘐瘐”,也是疾病的意思,但朱熹《诗集传》据苏辙《诗集传》认为这里的“愈愈”可以就从字面解释为“益甚”,就诗意而言似乎更为通透。这一章的前两句诗顺承第一章末句而起,询问自己的疾病因何而起。“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旧解多认为这是对父母的埋怨,埋怨父母既然生下我为何还要使我患病,但这样解的话,后两句“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的主语就变得迷离起来,如果主语是“疾病”或作为疾病隐喻的“虐政”,即埋怨这疾病或虐政既不在我之前发生也不在我之后发生,正如孔颖达所指出的,“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况以虐政推于先后,非父祖则子孙”,这种埋怨似乎有违君子常情,孔颖达的开脱之词是“穷苦之情,苟欲免身”,也就是说诗人被逼急了没办法只求自保。但这种开脱,似乎也小看了诗人。
我的身体发肤来自父母,但我现在的郁郁成疾并非遗传基因所致,“父母生我,胡俾我瘉?”正是用反问的方式明确否定了父母作为疾病的来源,而那使我生病的人既然不是父母,那又是谁呢?显然是朝廷上具体的奸邪贪腐之小人。这答案呼之欲出,又不曾明说,正是诗人的“哀我小心”。由此,后面四句便豁然贯通,“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这连续由“自”字串联的四句,其主语原来都是诗人通过前两句引而不发的“小人”。这些小人不在我之前出现,也不在我之后出现,(就恰恰被我遇上),他们一会说些冠冕堂皇的好话,一会又说点色厉内荏的恶语,(但都与真实毫无关系)。“忧心愈愈,是以有侮。”国家被他们搞得一塌糊涂,而对于像我这样独抱深忧的人,他们只会视为迂阔而加以戏侮。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前两章末尾处重复出现的“忧心”,在此章被忽然提至首句,诗人于此章重新审视自己的忧心,并一一列举所忧之事,从一己之身至黎民百姓,再到整个国家的前途。惸,又作茕。惸惸,孤独无依的样子。怀抱深忧之君子面对一众小人的欺侮,自然是孤独的。无禄,即无福,不幸。诗人感慨自己不幸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这两句如何解释,历代多有分歧,相较而言,似乎还是朱熹解得较为明晰,“古者以罪人为臣仆,亡国所虏,亦以为臣仆。箕子所谓‘商其沦丧,我罔為臣仆’是也。言不幸而遭国之将亡,与此无罪之民,将俱被囚虏而同为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哀叹我们这些人,又将从哪里得到福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对于这两句中乌鸦栖屋的寓意,前人也是众说纷纭,钱锺书《管锥编》引张穆的说法,认为这里的“乌”当指“赤乌”,是“周室王业之征”,可谓深切著明。它曾经聚集在周武王的屋顶上,被视为祥瑞之兆,而如今,西周即将沦亡,这些乌鸦又将栖息到何处呢?这也就是在问,这个偌大帝国的命运会落向何处。这一章讲清楚了诗人之忧是亡国之忧。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这首诗的前几章,每每于次章开头申发前章末尾未尽之意,如第二章开头的“父母生我,胡俾我瘉”就是从第一章末句“癙忧以痒”而来,第三章开头的“忧心惸惸”亦来自第二章末句“忧心愈愈,是以有侮”,而此章开头“瞻彼中林”的目光,也显然源自上一章末句的“瞻乌”。如此缠绵不尽,深悲极怨,又明白正大,直言其事,是《小雅》比《国风》更为浑厚之处。
《小尔雅·广器》:“射有张布谓之侯。”“侯”字的本义,即箭靶,隐含有即将抵达的目标之义,但这个义项后来渐渐归属于“候”这个字,如守候,等候。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王侯之侯与时候之候初本同字,候为后起的分化字。……侯与候古通,典籍习见。”因此,“侯N侯N”,其实就是一个将来完成时的句法表达,即“等候着(成为)N和N”。薪是粗大的柴火,蒸是细小的柴火,旧解多将“侯”作“是”解,再将“中林”与“薪蒸”对立,如君子之于小人,但说“看到树林里都是粗细不等的柴火”,这是很奇怪的说法。而如果将“侯薪侯蒸”视为将来句法,即“(看着这些树林里的林木,)以后都会成为粗细不等的柴火”,比喻举国之栋梁都将在这乱世中凋残,就非常自然了,并且其中的悲凉恰与全诗基调相合。
殆,有疲困之意。老百姓已经被折腾得疲困不堪,看看老天爷,似乎还像在做梦一样,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骂老天爷,并不是真的要诉诸天意,而就是在骂统治者。
既,终也;克,能也。此章后四句,历代诸家解释,纷乱不堪。究其原因,主要是出在对“胜”这个字的理解上。本来《毛传》说得很清楚,“胜,乘也”,但郑玄的笺释却不理睬这个“乘”字的解释,而是加了一句“言凡人之所定皆胜王也”,这就将“胜”理解成胜败之胜,遂导致后来的一片混乱,宋以后又有注家将“胜”解释为胜任之胜,乱上加乱。而无论胜败之胜还是胜任之胜,其思路都是将“既克有定”视作一种对天意终将安定的期望。然而,这种期望之情,与此刻依旧处于怨诉中的诗意显然不太吻合。此处是清代的王引之解得好,“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暴虐也”,他回到毛传的古训,并引用《管子·侈靡篇》“得天者高而不崩,得人者卑而不可胜”,把这里的“胜”字重新释为乘陵,即欺凌,侵凌,把“既克有定,靡人不胜”解释为统治者最终巩固其统治之后,就没有人不受其欺凌。这是在感慨精英尽丧,百姓疲困之后,进一步诉说统治者肆无忌惮的暴虐。
伊,助词,可译为“是”;“伊谁云憎”,是一个倒装结构,即“伊云憎谁”。有皇天在上,(这样放任君王暴虐,)是在表示憎厌谁呢?欧阳修《诗本义》:“此怨诉之言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
这五、六章可以合在一起看。“谓”者,从第四章末尾的“云”字生发而出。“谓山盖卑”“谓天盖高”“谓地盖厚”三句句法相同,其对应的修辞也应一致才合理。局,弯着腰走路;蹐,小步轻轻地走路。“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说天有何等的高,还是不敢不弯腰走路。“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说地有何等的厚,还是不敢不小步轻轻走路。这两句从修辞上来讲,都是欲抑先扬,以人在现实中极度的畏惧小心,驳斥天高地厚的太平盛世假象。因此,“谓山盖卑”与“为冈为陵”之间,也应当是这样一种抑扬关系,只不过从欲抑先扬变成了欲扬先抑。所以此处唯独杨简《慈湖诗传》解得好,“谓山卑耶?而其‘为冈为陵’,则亦不可言卑矣。民虽卑贱若不足道,而其讹言或曰‘时日曷丧’,或曰‘天曷不降威’,举国之人皆有是言,则亦不可得而尽杀。民亦将叛,亦不可得而杀。至是民亦不可谓之卑贱矣”。
说山是卑平之地,是不明白这些看似平缓的山岗山陵本身已有高海拔作为其基础;说老百姓流传的一些话是谣言,一味地去试图粗暴惩罚却又此起彼伏,难以止住,这是不明白这些看似荒唐的话里面自有其非常真实的民情民意作为基础。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这里的“占梦”一直也有两解,一作动宾词组解,请故老占梦,“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问政事,但问占梦,不尚道德而信征祥之甚”(郑玄);一作名词解,即古时的占梦官,与故老并列,“占梦,官名,掌占梦者也”(朱熹)。严粲《诗缉》依从前一种解释,并举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为证,可谓精当,贾谊并非占梦之官,而汉文帝依旧会向他询问鬼神之事。
具,通俱。“具曰予圣”,旧解多认为是指君臣皆自以为圣。但这么解很不合常理,因为在一个暴虐君王之下不可能还有敢自称圣明的臣子。所以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就认为这里的“予”字,是“代王自予”,大家都在说我皇圣明。陈子展《诗经直解》此处引钟惺:“具曰予圣,其实怕耳。处乱世自应如此。然使人至此,已是亡国之象矣。”“谁知乌之雌雄”,这是陡然勾连起前章“瞻乌”的余意,乌既是周王朝之象征,雌雄莫辨之乌正如庸圣难分之王,这末句是对“具曰予圣”的委婉讥刺。
“维号斯言,有伦有脊。”虽为呼号之言,却是有道有理。这是针对“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四句而发。“虺蜴”,很多注家认为是指腹蛇和蜥蜴,作害人之物解,是感慨乱世恶人当道。但这么解,似乎与“哀今之人”的语气略有冲突。其实郑玄最早就讲得很清楚,“虺蜴之性,见人则走。哀哉今之人何为如是?伤时政也”,孔颖达继而申之,“民闻王政,莫不逃避”,用今天的话,这就叫作“润”。另外,虺蜴之象,恰和局蹐之状相吻合,暴政之下人人自危,人遂变形为虫豸。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
起句呼应第四章的“瞻彼中林”,但将目光从外部转向自身。阪田,指的是山坡上的田地,郑玄所谓“崎岖埆之处”。菀,茂盛的样子。特,独特。《说文·牛部》段玉裁注:“特,本训牡。阳数奇,引申之为凡单独之称。”在贫瘠难耕的山田中,有一支郁茂而生的独苗。这是诗人自比在乱世中的特立独行。杌,通抈,动摇,摧折。“如不我克”,是“如不克我”的倒装表述,这里的“克”字多被解释为“战胜”,“天以风雨动摇我,如将不胜我。谓其迅疾也”(郑玄),但略显迂曲。俞樾《群经平议·毛诗四》“不测不克”条,释“不克”为不可识知。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条,认为此处“如”与“而”通(这个通假也是古已有之),“则”与“败”通,“我败即败我,倒语以叶韵耳。败我谓毁伤我也。上言‘天之杌我,如不我克’,言天之抈我,而不我识也。意谓抈我者而不我识,败我者而不我得也”,可见于省吾也同意俞樾对于“不克”的看法。仇仇,根据李零的意见,与“戟戟”相通,表示傲慢之意。我力,即力我,重用我。
要注意的是,杌我、求我和执我者,或是不同的三个对象,分别指向天意、小人和君王。这一章大体的意思是,瞧看那难以生存的乱世之中,依旧有我这样特立独行之人。但上天摧折我,竟识别不出我;小人想毁伤我,却无法拉拢我;君王待我傲慢,也不重用我。
在这章短短几句诗中,“我”出现了六次,诗人不避重复,尽显一己之身被颠倒拨弄之状。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心忧如结,这个比喻的生命力至今仍在,只不过后世常用于个人的离愁别恨,如张先“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又比如韦庄“一寸离肠千万结”,但在这个比喻的最初,诗人心里所缠结的,是一个国族的命运。
正,有多种解释,毛诗训为“长”,即长者之长;欧阳修认为通“政”,即政事之政;王安石认为是邪正之正;到了朱熹,他同意欧阳修的看法,后世注家遂多从之。但这几种解释,结合下面几句一起仔细推敲,却都有未安之处,比如在政事、野火和帝国之间的逻辑转换,以及到底是何种语气,很难有特别融洽的说法,以至于有些注家需要把“宁”字辗转解释为“而”字,等等。然而,一直以来其实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认为这里的“正”就应当简单地读成首句“正月繁霜”之“正”。王质《诗总闻》:“正,正月也。此诗皆此月之事。”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正,正月也。”牟应震《诗问》:“正,正月也。”郏鼎元《读毛诗日记》此处又引《孟子·滕文公》“今兹未能”句,认为今兹即今年,“‘今兹之正’者,今年之正月也。经文下句‘胡然厉矣’,亦言繁霜非其时,胡然而降此大厉耳”。厉,本身在古训中就有灾害的意思。如果我们顺着前人这个说法解下去,后面几句会有豁然贯通之感。这里的关键还在于“燎”这个字,各家只解释为野火,但诗人在此是根据什么忽然提及烧火之事,却都语焉不详。回到郑玄,他在解释“燎之方扬”的“燎”字时说了一句,“火田为燎”,这句话不可轻易放过。火田,是一种古老的耕作法,即在播种前焚烧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残留物比如秸秆之类以作为肥料。如前所述,这首诗中的“正月”是指农历四月,还处于忙碌的春耕时期,“燎之方扬”正是耕种之前的育肥之法,但此时却突然遇到霜降这样的异样天灾,燎原田火顿时熄灭,势必影响整个春耕之事。诗人以繁霜之厉比喻褒姒之祸,以田野里春耕烧田之火出乎意料地熄灭,比喻兴盛一时的西周帝国行将遭遇的覆灭。如此解释,整章诗意就既顺畅又平易。
烕,通灭。这一章的最后两句,涉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周幽王因为宠溺褒姒荒废国政,又废除申后和太子宜臼得罪了申侯,导致后者联合犬戎起兵,进攻镐京,弑杀了幽王,西周就此灭亡。周幽王死后,诸侯们与申侯共同拥立前任太子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毛诗小序认为这首诗是“大夫刺幽王”,所谓“将亂之时,君子忧之”,但后来有不少注家,根据“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两句,认为若是幽王在位之时,士大夫必不敢如此说话,故这首诗当为东迁之后所作,但这种判断也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从全诗整体情绪来看,种种哀念忧畏之色,似乎唯有处于危乱之际的诗人才能写出,“褒姒烕之”,当是一种悲愤中的预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首诗或许写在周幽王死后一个短暂的“二王并立”(周携王和周平王)时期,但回顾这首诗前几章的指向,显然是针对一个在位日久的暴虐君王,而非一个刚刚被扶上王位之人,所以这种意见也不太可取。
终其永怀,又窘阴雨。其车既载,乃弃尔辅。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正月》这首诗共十三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后五章每章六句。有人根据章句的差异认为后五章是后世混进去的,但并没有很强的证据。
“终其永怀”,结束吧这长久的感怀。一语截断上面八章的缠绵忧叹,回到此时此刻的境遇之中。“又窘阴雨”,此句与上句之间有一丝跳跃,仿佛诗人从长久的出神中回转过来,窗外正是一片阴雨天气。钱澄之《田间诗学》:“‘又窘阴雨’,辞义在‘其车既载’之下,谓车既任重载而行,则泥泞而车易以陷。‘既’字与‘又’字相应,古文固多此倒句法也。”清代学者王引之、陈奂他们在这里同样考虑既、又之间的相应,却是将“终其永怀”的“终”强释为“既”,相比而言,钱澄之的解法要平易自然很多。此章是在怨诉慨叹之后,以雨中行车之事来比喻危难兴邦。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曾仔细解释过“辅”与“辐”的关系,“车轮接地的轮圈,称作牙。牙是直木经火烤后揉为弧形而对接成的,通常合二木以成圆。牙的接口处则常常装有牙箍,即把青铜薄片锤成U字形,套在牙上,然后用铜钉固定。牙上凿有榫眼,以便装辐。辐则两头有榫,一头插牙,一头插毂。河南辉县战国墓出土的一辆轻车,辐条都作成偏榫,装成之后,辐条均向着车毂一面偏斜,从外侧看,轮子的形状便像一个中凹的浅盆……这是合于力学原理的一种辐条安置法,它的作用是增加车轮对侧向推力的反抗力——来自侧向的推力只会把辐条更牢固地推进牙和毂的榫眼里去。不过,如果负载过重,特别是行进于泥泞险阻的道路,这种中凹形的车轮,轮牙的构造就必须具有极强的切向牢度,于是而有对付拉力的‘辅’——辉县车的车轮,除了二十六根辐条之外,另有车辅一对,即略粗于辐条的两根木条,互相平行,一边一根,夹在车毂两边,而以两端接于轮牙。或称此车辅为‘准直径撑’,可以视作对辅之形制与功用的一种解释”。
简而言之,辐是安装在轮圈和车毂之间用来支撑车轮的多根木条,整体形状类似均匀分布的多条半径线,辅是用来帮助辐条一起支撑车轮的两根可以拆卸的木条,形状类似于接近圆心的准直径线。很多流行注本将辅解释为车厢挡板,是不对的。
“乃弃尔辅”,于是丢弃掉你的车辅。这是顺着“其车既载,又窘阴雨”的比喻而来,因为大车陷入泥泞之中,所以就尝试通过减轻车身重量的方式来让大车动起来,但车主竟然选择丢弃看起来是可以随时拆卸的车辅,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因为车辅的作用恰恰就是帮助大车车轮对抗泥泞中左右摇晃的拉力,如果去掉车辅,就很容易造成车子在侧向一边时车辐支撑不住负载的重量而折断。“载输尔载”, 第一个“载”是语气助词,即“则”,类似于“载沉载浮”之“载”,第二个“载”是指所装载的货物;输,堕也。丢弃车辅的结果,自然是车轮难以稳定导致车辆倾覆。这首诗中车与辅的关系,通常认为是在比喻国家与辅臣的关系,但如此一来,辅与辐乃至与后面提到的仆,这三者之间又如何区别呢?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夹辅周室’,原是西周封建之制的核心”,辅,或是诸侯之喻。周王朝平时可以不需要诸侯,但危难时刻诸侯却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这恰与辅的作用相合,而幽王却与诸侯不和,正如大车于泥泞中竟然丢弃车辅,遂有车毁国灭的危险。
“将伯助予”,将,请也;伯,长也。这句诗同时对应比喻层面和现实层面,在比喻层面是车主在车辆堕坏之际呼求长者帮助,在现实层面,是诗人设想幽王在国家即将倾覆之际才开始呼求诸侯相助,但未免都有些太迟。
“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别抛弃你的车辅,加固(员)你的车辐,再反复关照你的车夫。诗人以辅喻诸侯,以辐喻朝中承担具体事务的大臣,以仆喻把握朝政方向的宰相,这三方面的力量若都能重新聚集,或许还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终逾绝险,曾是不意”,意,臆测,猜度。最终越过艰险之绝境,这曾是不可猜度的吗?这两句,继前面三句设想的对策而发,有点像后来杜牧的诗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无限惋惜,无限感慨。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
上述第九、十章以车行喻国事,此章再次回到自身,以鱼在池沼中的状况自喻。严粲《诗缉》此处深得诗人之心:“鱼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乐矣,喻君子立于衰乱之朝,亦非所乐也。鱼之深潜,虽云藏伏,然沼之水浅,亦甚炤然易见,无所逃于网罟之害,喻君子虽自蹈晦,亦未能避患也。然君子不专为一身之安危,其忧心惨惨然愁戚者,唯念国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这首诗里至今出现过三个“彼”,第五章“召彼故老”,第七章“彼求我则”,以及这里的“彼有旨酒”,这三个“彼”,当指同一个对象。很多注疏只是将此处的“彼”泛泛地解释为小人,但联系随后的“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和之前的“召彼故老”,可知诗人在这里自有其具体和明确的指向,即那些只知道迎合上意的昏聩老臣。他们利用各种朋党关系和姻亲关系,勾结在一起,互相袒护,越是国家危亡之际越是大肆贪腐,尽情享乐。洽比,融洽亲密。云,云彩每每呈盘旋交接之状,引申为结交周旋之意。
“念我独兮,忧心殷殷”,是对第一章“念我独兮,忧心京京”的呼应。这首漫长的诗就要写完了,种种的感情重新归拢于自身。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
末章忽然句句押韵,顿有急管繁弦之声。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这两个解释历代都无异议,然而这小与陋究竟形容什么人,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通行的解释,认为是形容小人得志,如此,前兩句就与中间两句老百姓的不幸和受灾相对应,如郑玄“此言小人富,而窭陋将贵也”,朱熹《诗集传》“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窭陋者,又将有谷矣”;另有一种异议,认为是形容细民积聚财富之不易,带出中间两句祸患袭来之轻易,如严粲《诗缉》:“历王之乱,民之室庐蓄积荡然矣。宣王劳来还定,于是彼有佌佌然之小屋,方有蔌蔌然之少谷,正望继其后者,爱养培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乱,是天为夭孽以椓害之也。”这第二种解释本身意思很好,历朝历代多少老百姓都是一生辛辛苦苦,积攒起一点家业,却碰上灾年乱世,种种希望都成梦幻泡影。但就这首诗而言,如前所述,既然诗中已出现的三个“彼”都指小人,那么在这末章开头出现的“佌佌彼有屋”之“彼”,也应当一致才对,另外,参考第四章“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以及第五章“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其中“彼”与“民”显然都是对比关系,所以没有道理这一章就出现例外。因此,在这里我们还是选择通行解释更为妥当。
哿,可也,乐也。“哿矣富人”对应本章一、二句,“哀此惸独”对应本章三、四句。即便是乱世,富人们依旧过得不错,甚至还可以发国难财,最值得哀怜的总是被迅速掏空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孤苦无依者。《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独。’”这是善读诗的孟子以文王来激发后世君王的仁心,然而,几千年来,“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却始终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要反复遭遇到的现实。
【责任编辑 黄利萍】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