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超

　　在我们这个城市，斑马线对很多司机来说并不管用。尤其是在没有探头的地方，更是形同虚设。这不，我的邻居张东强就是在斑马线上被车撞死的。

　　张东强是我三十多年前下乡插队时的邻居。前不久我去看他，发现他很孤独忧郁，两个儿子也对他很不好，便把他带到我家，想让他在城里住些日子，散散心，没想到竟闯出这么大的祸！

　　接到交警的电话，我先是脑袋一片空白，身上一阵燥热。稍一镇静后便开始担心他的两个儿子会到我家闹事，因为我叫张东强来城里时曾经训斥过他俩，还骂过他俩是不孝之子。

　　我去医院太平间看了张东强的尸体后回到家里，老伴也刚从外面回来，她一听此事，吓得脸都白了，两腿一软，一屁股瘫坐到沙发上。我说，事已至此，急也没用，我只是怕他的两个儿子会来闹。过了一会，老伴总算缓过神来。老伴是个中学教师，刚退休，热衷于做慈善事业，是个善解人意的人。她知道我和張东强的交情，我说想把他接来住些日子时，她满口答应：你把他接来吧，反正我们家房子大，女儿又在国外。老伴回过神来后，不但不怪我，反倒安慰起我来：这个不用担忧，那两个不孝之子本来就把他当作累赘，张东强又是在斑马线上被撞的，赔偿不会少，他俩高兴都来不及呢！

　　但安慰归安慰，我还是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自找麻烦。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张东强只是受了点刺激，变得沉默寡言而已，没什么大问题。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给我家带来什么麻烦。虽然是小村子里的一个老农民，但他没有不良习惯。他不抽烟不喝酒，非常讲究个人卫生，睡前洗脚，早晚各刷一次牙，连城里的许多老人也比不上他爱干净。张东强也没把我的家搞得乱七八糟。相反，他一天到晚双手不停，将家整得井井有条，纤尘不染，窗明几净，以至每周来一次的钟点工说，她以后用不着来我家了。我叫张东强不要再那么累地找事情做了，没事的话就看看电视。张东强却对我摇摇头。我就对他打趣道，要不然，那个钟点工要失业了，没钱赚了。他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随后便朝我点点头。果然，从这以后，他不大找事做了，但也不看电视，只是呆呆地坐着。我觉得他这样枯坐着也不是个事，便带他到小区和附近的街上走走，并叫他以后自己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来逛逛。我还给了他一张硬纸片，上面写着我家的小区名和门牌号以及我的电话号码。当然，我特意关照他，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张东强很听我的话，开始到外面走走，他的记性似乎挺不错的，从没迷过路。

　　然而，日子长了，我发现他的脑子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对劲。

　　有一天，我刚从学校回来，我们小区的物业打电话给我，说我家的一个亲戚将一块进口草坪给掘了。我一惊，问张东强怎么回事。张东强说他想种地。他用我的花锄挖掉了草坪。

　　我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老伴，并叫她到物管所去处理一下。老伴去了，赔了三百块钱。老伴回来后，我对张东强说，那是草坪，不能用来种菜的。但张东强听了，似乎还有点生气。他说，地怎么能种草呢？应该种上菜才对呀。我说，你掘了的草要比菜贵得多。老伴也插话道，不瞒你说，这事我们还赔了三百元钱呢。张东强听后，不说话了，我发现他的脸色有点难看。

　　次日傍晚我下班回家，发现我家门口的楼道上放了一些废纸板以及塑料瓶、易拉罐之类的东西，我知道一定是张东强干的，我想把它们扔到下面的垃圾箱里去，但又觉得不妥，就打开门，叫上张东强，让他和我一起把那些东西搬到阳台里。然后对他说，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要这样了。可他却倔强地说，不行，我得把那三百元钱弄回来。这话说得我哭笑不得。老伴回家，看到阳台上的那些宝货，刚要说话，我连忙朝她“嘘”了一下，偷偷地指了指张东强。

　　第二天下班，我看到阳台上的废品增加了许多。夜里睡觉时，我问老伴怎么办。老伴说，还是让他捡一些日子再说吧。于是我给小区的保安打了个电话，双休日外面收废品的进来时，请他到我家来一下。

　　司机在斑马线上撞死了人，大家都说，这司机要坐牢了。但司机却坚持说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他说张东强不是碰瓷就是自杀。明明已经快走过斑马线了，却又突然转身返回。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

　　警察查看了监控录像，还真的跟司机说的一样。警察便将我叫去，叫我也看那个录像。我仔细看了，对警察说，既不是碰瓷也不是自杀。

　　我看到张东强转身返回时有个身子下蹲的动作，而他的身旁有一只白色的盒状物，那应该是只丢弃的空牛奶盒子。

　　看到这一情景，我感到十分内疚，原来害死张东强的，竟然是我。

　　我感觉张东强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我想开导开导他，却不知道如何“开导”。我查了查百度，觉得张东强的症状很像强迫症。据“百度”说，缓解强迫症的最好的方法有三个：一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二是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三是积极从事公益事业。但对张东强来说，第一个说了等于没说，第二、第三个他又不可能做。那么，我又怎么开导他呢？

　　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看到电视上在表扬一个人，他是一个局长，他每天早晨都到马路上走路锻炼身体，他一边走路一边捡拾路边和绿化带上的废纸，长年坚持，从不间断。我看了这个新闻后，认为这个榜样倒可以让张东强学学。这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好事。我所住的这个小区虽属高档小区，卫生管理却不大好，路上和绿地上的废弃物太多了。于是我便开导张东强说，你不要再去捡废品了，如果你没事，可以将路上和绿化带上的垃圾捡到垃圾箱里去，这是为我们这个小区做好事，人家会表扬你的。他听了后，很听话地点了点头。我给了他一副手套和一只捡垃圾的钩子。

　　从第二天起，张东强便在小区里捡垃圾，每天都捡，捡得极认真。问题是那位局长这样做能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他这样做不但连本地的电视台也不能上，反而招来了一片异样的目光。可张东强竟做上了瘾，乐此不疲。一天不捡垃圾，心里便难受得慌。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发现张东强站在阳台上望着外面发呆。他发了一阵子呆，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返身走到客厅，打开屋门往楼下走去。我喊道：“你干什么去？”

　　张东强边下楼边回答：“去去就来。”

　　我和老伴急忙走到阳台边，我俩看到张东强从楼那边绕过来，绕到我家阳台下面的路上，捡起一只废塑料袋，放到附近的一只垃圾桶里。我和老伴皱了皱眉，我脑际掠过一丝不安。

　　接下来的事就是要通知他的两个儿子了，我没有直接打电话给他们，而是请我插队时的支书老严转告。我一面忐忑不安地等待他俩的到来，一面为张东强可怜的一生伤感着。

　　一九七七年的夏天，我高中毕业了。当时高考还没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还没结束，我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果然，到九月份，我便成了一名下乡知青。

　　我去的那个村子离我家所在的县城不远。很小，只有二百来口人。历史也很不悠久，只有二十来年，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造水库时移民过来的。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下乡知青，所以受到了热情欢迎。村里专门为我从大队间里隔出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屋子，还分给我一块约莫两分面积的自留地。那块自留地离我的房子很近，又在一所小学的门口。虽然那所小学只有一、二两个年级，是复式的，单班独教室，三四十个学生，但孩子们所生产的粪便为我的自留地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要多充足就有多充足。可惜我不会种地，再加上两个月后高考猝不及防地突然恢复了，我想考大学，更没心思去弄那块地了。所以，我只是胡乱地在地上撒些菠菜籽，任其疯长，一个人吃不完，就让它们老去，再化为籽。

　　离我的房子最近的一户人家共三口人，户主叫张东强，三十几岁，有两个男孩，老大十岁，老二八岁。没有女的，听说他老婆在生老二时因大出血死了，张东强一直没有续弦。这让我想起了《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作家浩然先生是这样形容他家的：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那两个孩子对张东强很黏，我常常看到他右手拉着一个，左手牵着一个在村子里或田野上走来走去。不过有一天傍晚，他对他俩挺凶，我听得两个孩子在屋子里哇哇大哭，我从半开着的门外望进去，发现兄弟俩双双跪在地上。后来一打听，是张东强杀了一只已不会下蛋的母鸡，鸡肉吃光了，张东强叫他俩把鸡汤喝完，但他俩不想喝，张东强就逼他们喝，还叫他们跪在已故母亲的遗照前。我的另一位邻居说，张东强是心太急，想让孩子早点长大。他还说，张东强不容易，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尿一把屎地将孩子拉扯大。

　　张东强看上去很和善，见了我，总是朝我笑笑，点点头。但我却不愿搭理他，更准确地说是我不敢搭理他。因为我一来，大队支书老严就警告我不要搭理张东强。老严说，张东强是个坏分子，被专政机关抓过好几次。最近的一次本来是要在城里关半年的，只因为他丈母娘再也不肯接收她的两个小外孙了。她将两个小家伙送到老严家里，说，对不起，我年纪大了，女儿也早死了，张东强已和我联系不上了，只好麻烦您了。老严无奈之下，只得将张东强保出来，说是交由大队监督劳动，并狠狠批斗他。

　　老严说张东强是坏分子，具体原因有三个：第一，张东强出身上中农，离富农只差一口气。第二，张东强在生产队里干活磨洋工，给锄头柄喂奶，出工不出力，可在自留地上却干得十分卖力，他家的自留地侍弄得比谁家都好。更有甚者，他嫌自留地太少，在山坡上道路边到处开荒，又是种菜又是种瓜，还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卖钱，被公社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抓了多次。第三，也就是最近的差点在城里关半年的一个，事态更为严重，他在山坡上烧火开荒，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烧毁了大队里的一亩多柴山，被上面说成是蓄意破坏山林。因此，张东强被划入了五类分子之列，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张东强属于第四类。

　　所以老严叫我不要搭理张东强，他说张东强这人不守规矩，就像你们城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迟早会出问题。

　　所以我不敢搭理他。我下乡之前，父母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在农村里表现一定要好，争取早日抽调回城，一旦我跟五类分子沾上边，还会有出头之日吗？

　　可是，只过了一个礼拜，我想不搭理张东强也不能够了。

　　按规定，我来插队落户，大队要为我建一间房子，上面也会给些少量的建筑材料。虽然我的房子是现成的，但建筑材料照给，六块水泥预制板，半吨水泥以及一些钢筋。那天下午，大队用手扶拖拉机去载，除拖拉机手外，还派了四个搬运工，其中包括张东强。傍晚，拖拉机快到村口时，机手不小心，将拖拉机开进了一条沟里，机手和另外三个跳得快，没事，张东强的一条左腿被预制板压住，压断了大腿骨。

　　张东强被送进医院，腿上上了钢板，花了几十元钱。本来这是因公负伤，医药费应由大队出，但大队没钱，叫张东强先垫着。张东强也没钱，他的钱都因破坏山林罚光了。好在他的那个已跟他联系不上的丈母娘家境不错，借了他几十元。他丈母娘这次接收了他的两个儿子，没将他们交给书记老严。当然，大队也给了张东强回报：他养伤期间工分照记。

　　村里人便在背后议论，说张东强压断了腿是因为我。我也有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我的插队落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我总觉得有负于张东强。

　　张东强出院后，左腿还动弹不得，由于

　　他是个光棍，书记老严便叫我照料他。这主要是我离他家最近，也许是老严也认为张东强的事因我而起，当然也有可能是他想照顾我：因为我也工分照记。我对张东强表达了我的歉意。张东强说，胡扯，关你什么屁事？

　　当张东强的左脚能凭借双拐踮着下地时，他便不让我照料了，但他关照我别对人家说。那就是说我名义上还在照料他。

　　当张东强能用单拐一瘸一拐走路时，高考恢复了，我想考大学，就开始拼命地复习。有一天晚上，张东强走进我屋子里对我说，你那块自留地那么近，又在小学门口，肥源足，荒着太可惜了，让给我种吧。我因为复习紧张，早将那块地忘到脑后了。因此，我想也不想就答应了他。张东强又嘱咐我，千万别对人说让给了我，只说是我替你种种。我说行。

　　张东强开荒开出来的那些自留地早已被没收了，并分给了别人。他因为成了五类分子，也不敢再做那种事了。但他喜欢种地，手发痒，便打了我那块地的主意。由于已临近冬天，可种的蔬菜品种不多，他便全部种了芥菜，准备腌制后晒成干菜。

　　但是，张东强并没有白要我的那块地。从那以后，他每天都给我送来一只煮熟的鸡蛋。张东强养了十只母鸡，他是村里的第一养鸡高手，他养的鸡产蛋量特别高。村里人说，张东强这人是通鸡性的。养鸡是张东强的最大乐趣之一，就像种自留地。张东强收工回家，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从米缸里抓一把米，天女散花一般地朝鸡们撒去。所以，只要一听到米缸响，鸡们就咯咯地欢呼着，争先恐后地，摇摇摆摆地朝他跑来。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些鸡只要一看到他的身影，就相互招呼着，带着欢声笑语向他奔去。

　　张东强每天都给他的两个儿子各吃一只鸡蛋，他自己则尝都没有尝一口。他将余下的鸡蛋全部卖给供销社。卖给供销社不是投机倒把，卖给供销社是支援国家建设。

　　如此，我便得到了他儿子一样的待遇。

　　张东强有一天对我说，在所有的菜里，鸡蛋是最补的。不但补身子，还补脑子，你要考大学，吃鸡蛋可补补脑子。你想啊，每天吃一只鸡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肚子里吃下去三百六十五只鸡蛋，那能量该有多大啊！

　　张东强的手术动得不大成功，走路时有点跛足，这让我一直感到内疚。

　　一九七七年的那次高考，我没有考上。这也正常，我从小学到高中，正是“文革”期间，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几天书，高考又恢复得猝不及防，复习的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张东强的鸡蛋吃得还不够，还不足以补脑。我没有吃到三百六十五只，我只吃了三十几只。

　　高考名落孙山，我的精神便萎靡不振。但张东强热情地鼓励了我。张东强小时候家里比较富裕，读书一直读到小学毕业。那时在农村里像他这种年龄的人，有高小学历已经很不错了。张东强叫我不要灰心，说再过半来年还可以重考。张东强说，关键是要吸取教训。他问我考不上的原因出在哪里。我说语文考得很好，政治也还行，就是数学太差，地理和历史也不好，这两门课在学校里几乎没学过。张东强说，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了，数学就不要花很多工夫了。那东西全靠基础，基础不好，再复习也没大作用，只要容易题会做就行。他估计我们这批人数学好的也不会多。语文也不要多花时间，一则我的基础较好，二则靠平时积累，临时抱佛脚没用。至于政治和地理，他建议我每天到隔壁大队间里去看《人民日报》，同时买一张《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挂在墙上，有空浏览一下。张东强还借给我两套连环画，每套十本。一套是《东周列国志》，一套是《三国演义》。他家里有很多连环画。张东强说，看连环画对学习历史有好处。

　　我复习期间，张东强继续每天给我送来一只熟鸡蛋。

　　张东强教我的办法还真有效果。由于每天看《人民日报》，第二年高考时，政治卷上的时事题我基本上答对了。地理卷上居然有一道填图题，挂在墙上的地图便起了作用。更神的是，历史卷上的一个五分分值的名词解释叫“官渡之战”，我在张东强借给我的连环画《三国演义》里看到过，而我的分数刚好超过录取分数线五分。

　　张东强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啊！

　　我上大学的前几天，张东强专门来我家看我，给我带来十只茶叶蛋和二十个生鸡蛋。张东强走后，父亲乐呵呵地说，你的邻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张东强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并不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离开插队的村子后，三十多年了都没去看过张东强。这主要是我插队时间短，除了张东强，对那里的人感情不深，而我又不愿为了一个张东强而特地回村一趟。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之后又留校教书，住在省城，娶妻生子，连老家也不大回了，更把张东强忘到了九霄云外。

　　张东强也一次都没到我父母家去过。倒是大队支书老严只要有机会进城，便要去看我父亲。我对老严的印象不大好。老实告诉你，我插队时，我父亲是向老严行过贿的，父亲送过他紧缺物资肥皂，还送了他二十双白色的线手套。父亲是厂里的机修工，每月都可领到两双手套，但他一年只用两双。老严的老婆就将手套拆了，给两个小孩各织了一件线衫。然而，老严却认为我不会干农活，只给我评了个五折的工分，比女人还低。老严后来活得不大有出息。他当支书时，自己基本不干活，一天到晚披着件外套走来走去，看着别人干活，大家都叫他四条胳膊。改革开放后，他不会别的营生，思想又保守，只能在泥土里刨食吃。

　　二十年后的一天，我回家看望父母，正好在家里碰到老严。于是我便向他问起了我的邻居张东强。老严说，张东强了不起，是村子里发得最早的人。

　　我从老严口中得知，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张东强就养了一批蛋鸭，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镇上敲锣打鼓地给他家送来了一块匾，连书记镇长也到现场来向他表示祝贺。后来张东强的鸭越养越多，钱也赚得越来越多。不过，张东强也遇到过挫折，因为钱多起来了，有人便患了红眼病，有天夜里，将他的鸭棚给点了，几百只鸭子一夜之间变成了烤鸭。张东强伤心了好几天，还流了不少眼泪，但他并没灰心。不久，他看到种田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而他又特喜欢种地，就开始承包土地种粮食。种粮虽苦了点，但国家有很多补贴下来，还是比较有赚头的。张东强有了钱，就给两个儿子分别造了一栋三层楼房，并给他俩娶了媳妇。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出息，老大开了一家汽车摩托车修理店，生意不錯，成了小老板。老二从师专毕业后在镇中学教书。唯一欠缺的是张东强至今未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听了老严的话，我深感欣慰。既然我的邻居张东强日子过得那么好，我似乎觉得也没有去看他的必要了。

　　最近，我去探望父母时又碰到了老严。我又问起了张东强，老严却对我长吁短叹起来：真是世事难料，人生无常啊！

　　张东强怎么啦？我赶紧问老严。

　　他变得傻傻的了。老严说。

　　是患了老年痴呆症吗？我心里一惊，又问。

　　老严朝我摇摇头：倒没这么严重。然后对我讲了事情的原委。

　　张东强一直承包着土地，他后来发现种粮已没有了赚头，就改种西瓜。三年前，政府将张东强承包的西瓜地卖给开发商建度假区。张东强倒也不是不让政府征用，承包合同上就写明，政府若要征用，合同可以终止。只是他种的西瓜再过一个月便要成熟，张东强要求一个月后再平整。但上面不同意，因为开发商等不及。双方僵持了两天，镇里便开来了推土机铲西瓜，张东强将西瓜看成是命根子，便躺在推土机前不让铲。镇里派来几个人将他强行拖走。于是，那些再一个月就要成熟的西瓜被铲得一干二净。张东强心疼他的西瓜，便受了刺激，话很少了，每天扛着一把锄头到处去开荒种地，就像他年轻时那样。

　　说到这，老严停了一下，喝了口茶。接着又叹了口气。

　　张东强这人真是怪，为了几亩西瓜把自己弄成这样！其实他也没多少损失。政府会赔他青苗损失的。跟政府撒野，这不就像你们城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吗？老严说。

　　老严不像张东强那样谋心挣钱，但他的晚年过得比张东强滋润。他生了两个女儿。他当大队书记的最后几年，把一个女儿推荐上了大学，给另一个女儿弄了个农转非指标，进了一家国营企业。那年代，有非农户口的女孩十分紧俏，老严的两个女婿如今一个是局长，一个是老板，日子自然过得滋润。然而，老严过马路走斑马线吗？

　　那张东强现在怎么样？两个儿子管他吗？我关切地问老严。

　　你就别提那两个小畜生了。老严气愤地说，张东强傻了后，兄弟俩便将他的存款分了。从此对他不管不顾。张东强本来是跟老二住在一起的，那以后，老二在外面给他搭了个小屋，把他赶了出去。

　　难道他俩就不供养他吗？我不安地问。

　　老严说，养是养的，但按农村里的一般模式养。

　　我知道什么是农村里供养老人的一般模式。老人还干得动活时，叫他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干不动了，就只给他们口粮，每个儿子再每年给个几百元钱。那点钱，过年时，还得给孙儿辈压岁钱，因此所剩无几。老人没钱花，只能自己养点家禽什么的，或者，将口粮省一些下来，瞒着儿子媳妇偷偷地卖些钱。或者，到外面去拾点荒。

　　老严说，张东强的两个儿子为了供养父亲，特意弄来一亩田，兄弟俩合伙耕种水稻。

　　我感到张东强的两个儿子太可恶了，又觉得张东强太可怜，便想去看看他。我想起了我做他邻居时他对我的好，想起了在我人生最失落时他给我的鼓励和指点，想起了我高考复习期间他每天给我送来的熟鸡蛋，忽然感觉自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也开始怀旧了。

　　第二天上午，我开着我的“北京现代”去了我曾经插队落户过的那个村子。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基本上认不出那个小村子，房子几乎全换成了新的。我住过的那间屋子已连同大队间一起拆了。我的那块自留地也连同那所小学，不见了踪影。

　　车一开进村口，我就发现操场上有一拨人在围着看热闹，一个年轻人手拿一把扫帚在追打一位老人。我停下车仔细一看，便知道那老人是张东强，因为他在往前逃时左脚一跛一跛的。

　　我急忙下了车，跑过去一看，果然是张东强。不用说，追打他的那个年轻人无疑就是老大或老二。我不禁怒火中烧，拦住了他，大声对他说，儿子打爹，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接着，我又义愤填膺地告诉他，你爹多不容易，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屎一把尿地将你们兄弟俩拉扯大。我亲眼看到他当年是怎么逼着你们喝鸡汤的。他自己舍不得吃一口鸡蛋，却每天给你们吃一只。他又怎么辛辛苦苦地挣钱，给你们造房子娶媳妇。但他为了你们，自己至今都没再婚。可你竟这样回报他。我说这话时，旁边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那年轻人也惊奇地看了我几眼，然后问我，你是什么人？

　　我刚要回答，老严忽然走了过来，对大家说，他是当年我们村的知识青年小陈呀。他现在可不得了，是省城的大学教授。众人一听，便啧啧称奇。那年轻人大概比较木讷，不大会说话。他又看了我一眼，突然冒出一句：关你屁事！

　　我刚想发作，老严拉住了我的胳膊：等会儿再说，等会儿再说，先到我家里去坐会儿。

　　我气呼呼地来到了老严家里，老严告诉我，刚才那年轻人是老大。今天早上，老大叫他父亲到后园给他家的花草浇水。张东强不知怎么的忽发奇想，将老大家后园的一块刚做好的草坪给掘了，整成了一块菜地。所以，老大就要打他。

　　我说我去找他家的老二，跟他好好谈谈，他是个老师，不会不讲道理。

　　老严说吃了中饭再去，但我等不及。老严只得陪我去见了老二。到了老二家里，我把刚才对老大说过的话向他重复了一遍。老二果然跟老大不一样，能说会道，讲起话来道理一打一打的。他对我大叹苦经。陈大教授啊，不是我们想这样，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一家不知一家事，如果我换成老大，可能也会这样。他的言下之意也许是，只因为他是当老师的，要为人师表，不好这样。老二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他女儿读小学时，叫张东强接送，他却一天到晚喜欢扛着把锄头到处去开荒，丢人现眼。三天两头将他女儿忘记在学校里。张东强住在他家时，将他的家弄得乱七八糟，还常把外面垃圾箱里的东西捡回来，弄得他家里满是蟑螂和老鼠。去年快过年了，他在学校里分了五斤乌贼，是冰的。可到了傍晚，那乌贼不见了，一问，原来是张东强将它当垃圾扔掉了，他赶紧到垃圾箱里去找，早被人捡走了。想想看，那五斤乌贼有多值钱呀。总之，老二认为他父亲劣迹斑斑，所以只好另给他建个房子离开他家。

　　老二讲得头头是道，但我提醒他，你父亲的脑子受过刺激，做儿子的理应原谅他，同情他，开导他。再说，你刚才说的情况毕竟都是些小事情。你们兄弟俩如能多耐心地劝导劝导他，给他些温暖，他的精神状态或许会渐渐好起来的。

　　老二似乎很有涵养，他并没对我发作，只是笑着对我说，陈教授啊，大道理谁都会说。你是大教授，而我只是个中学老师，所以大道理我是说不过你的。然而，说说容易做做难。假如你把他带到你家去住上两个月，我相信你也会有跟我一样的看法了。再说了，我父亲当年对你不薄。你考大学复习那会儿，他每天给你吃一只鸡蛋，跟我和老大的待遇一样。

　　老二是明显地想用激将法来将我。我虽然不会被他将住，但我的自尊心却明显受了伤害。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当年张东强对我的好。是的，老二说的没错，张东强是把我当成了他的儿子，不但每天给我吃鸡蛋，我高考落榜后还热情地安慰和鼓励我，并教给我复习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没有当年张东强的指点，说不定还没有我的今天呢。想到这，我突然觉得应该把張东强叫到我家去好好开导开导他。

　　我对老严说，我们走吧。老严点点头，将我领到了张东强住的简陋的小屋里。路上，老严叹着气对我说，像张东强这样的人还是没儿子的好，没儿子倒还能领到低保。

　　张东强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我发现他已苍老不堪，与当年判若两人。岁月这把杀猪刀已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又密又深的皱纹。

　　我问张东强还认识我吗，他竟马上朝我笑笑，轻轻地说，认识，是小陈，住在隔壁。这让我甚为欣慰。

　　但接下来就不行了，张东强基本不说话。我问他，他只朝我笑笑，间或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于是，我问他说，我想接你到城里去住些日子，你愿意吗？张东强便笑着点了点头。

　　第三天，在征得老伴同意后，我用我的“北京现代”将张东强接到了我在省城的家。

　　现在张东强突然死了，死在了城市道路的斑马线上。我不禁又想起了老严当年说的那句话：张东强这人不守规矩，就像你们城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迟早会出问题！然而，张东强是在过斑马线的时候被撞死的。

　　在感叹张东强身世的同时，我的内心居然变得出奇地平静。

　　我准备着老大老二来跟我吵，甚至来敲诈我。我甚至期盼着他们跟我对簿公堂。我决定在法庭上痛斥他们兄弟俩对父亲的忘恩负义。

　　但兄弟俩没给我这个机会。在我通知老严后不久，老二给我打来了电话，正如我老伴估计的那样，他在电话里一点也没责怪我，反而说给我惹了麻烦，倒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向他表达了歉意，说我没管住他父亲。老二说，不怪你，陈教授。要怪就怪我和老大，我们兄弟俩的确对他不孝。老二告诉我他和老大明天就来省城。

　　第二天，兄弟俩赶来了，身上黑裤白衫，臂上黑纱白花，脸上写着悲伤。我用我的“北京现代”直接从车站把他们送到医院的太平间，兄弟两个对着张东强的尸体大哭了一场。离开时他们说已经订好了宾馆，身上有孝，就不去我家了。

　　我又陪着老大老二花了两天时间到交警队处理完他父亲车祸的事。然后与他们一道送张东强去殡仪馆火化。火化前，兄弟俩又号啕了一场，还在张东强进炉膛时死死地抓着推尸车不放。

　　兄弟俩捧着张东强的骨灰回去了，我和老伴长长地吁了口气。

　　几天后老严给我打来电话，说张东强的丧事办得很气派很风光。老大家里设了灵堂，兄弟俩披麻戴孝轮流在骨灰盒前守灵，敲了三场道场，做了七堂佛事。全村人在村文化礼堂吃喝了整整两天，张东强的墓地也选得非常好，说是风水宝地，花了两万块钱。大家说，张东强的喪事是他们村有史以来办得最体面的。

　　【责任编辑 赵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