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波

　　我那姨妈的理发店在镇上最热闹的百货公司附近的一条小弄堂里。去她那儿的，大多是些四十岁以上的中年妇女和十三四岁以下的男孩。店里生意不坏，可也好不到哪去。

　　之前，姨妈结过一次婚，丈夫是个开服装店的小老板。那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小老板从广州进货，乘硬座，睡浴室，手提肩扛，把两编织袋花里胡哨的衣服运到镇上，卖上半个月或者更久一点，然后拿着赚来的钱去进更多的衣服。那时候，姨妈是我们亲戚堆里的富人。她穿着时新的尼龙衣服，烫最时髦的爆炸头，乘在她丈夫买来的125CC摩托车的后座上，风光了好一阵子。有一天，小老板喝多了酒，他可能觉得前面开着的卡车太慢了吧？就想试试自己的座驾能不能超过它。结果卡车赢了，小老板也当场挂掉。

　　姨妈伤心了好些天。遇上这种事，谁能不伤心呢？她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地躺在床上。每个去探望她的人，都能看到她乌黑的眼圈和雪白的肚皮。然而没过多久，姨妈就开始出没于镇上的各个舞厅。我那已经过世的外婆那时候还健在，外婆就骂她，你老公都死了，你还有心思去跳舞？姨妈当时是这样回答我外婆的：姆妈，正因为我老公死了，我才要去跳舞，要不然，我哪里去找第二个老公呢？

　　我妈听说这事后，挺感慨。我妈说，这个十三点啊，她一直就是个十三点！不过这次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像她这样死了老公的女人，怕是很难再找到像模像样的男人了。

　　很显然，我妈错了。姨妈不但很快找到了第二任丈夫，而且这个丈夫看上去还挺体面的，是个中学化学老师。真是没想到，我姨妈自己也说，像我这种从小就不招老师待见的人，现在居然嫁了个老师。

　　1985年春天，镇上的几个年轻人偷了条渔船，他们把这条船一直开到了台湾。秋天的时候，这些人又一个不落地被台湾人赶了回来。他们并排站在泰来镇第一中学大操场的司令台上，一色的长头发和喇叭裤，胸前挂着写了名字还打了叉叉的硬纸牌。高音喇叭在操场上空尖锐地啸叫着，与底下人群嗡嗡的议论声汇成了一片。

　　与此同时，姨妈的第二次婚礼也在热热闹闹中进行着。新郎和他请来的男傧相们被拦在了外婆家的弄堂口。作为小辈中的老大，我颇为兴奋地参与了这场“拦亲”仪式。但结果令人失望。初次见面的新姨父和他的伴郎们衣着老派，发型古板，让我想起几条街外那些去过台湾没几个月的年轻人。跟他们相比，眼前这帮人的装扮实在显得过分的拘谨与土气了。

　　接姨妈的婚车是辆半新的波罗乃兹。据说是在姨妈的强烈要求下，新姨父通过亲戚的亲戚从石油公司的小车班里借来的。电唱机里播着张帝的歌：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音乐声中，外婆得体地哭了几声。姨妈张大了嘴，用牙齿小心地吞咬着外婆喂给她的糖水桂圆，尽量不让调羹中的汤汤汁汁沾上她涂得血红的嘴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坎里飘呀飘……一帮人围着那辆想必承担过多次婚车使命的波罗乃兹，赞叹着它的方正外形和流畅线条。那个戴着白色棉纱手套，嘴角微微上翘，也是借来的司机，则在一边略显矜持地回答着大家的问题。跟头婚并无二致的进程及其排场，让姨妈挣足了面子，也为新郎在姨妈这边的亲戚中添加了不少好感的分数。这似乎意味着，新郎对新娘的重视跟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匹配。

　　事实好像也是这样。那个中学老师姓何，曾是县职工运动会的象棋冠军，是家中的独子，知根知底的本地人。房子是自家的房子，老公有固定的工作，老婆又有剃头的手艺，虽说是和公婆住在一起，但公婆都有自己的退休金。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正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从此，姨妈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987年或1988年，也可能是1989年，姨媽生了个女儿。这让三代单传的何老师一家颇有怨言。姨妈自己也很自责。几个月后，他们的女儿得了场感冒，之后就死掉了。姨妈认为，这完全是因为丈夫一家对她及她的女儿过于怠慢和刁难的缘故。站在姨妈的角度，我们当然也这么认为。为此，姨妈跟她的夫家大吵了一场，还差点离了婚。

　　挽救他们婚姻的，据我妈分析，从男方来讲，可能是何老师得过且过的性格。从女方来说，则可能是姨妈第二次嫁人的身份。反正不管怎样，在吵吵闹闹了一阵之后，姨妈又跟她的何老师和好如初了。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今年过后，我妈就满七十了。老太太看上去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似乎岁月留给她的，除了一点点沮丧，剩下的全都是自负。而且，多数时候，就连这一点点的灰心丧气，也是因为对子女们不争气的失望。她经常感慨，谁让我是个女人呢？好像她要是个男人，就没有她办不成的事了。她两眼发光，逮住什么就说什么，说完这个又说那个，没完没了。

　　可以想象，我妈的这种脾气遇上我姨妈的那种性格，她们之间要发生点什么，我是说亲戚之间常有的那种龃龉或者误会，那真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总之，从我高中毕业后不久，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工作了好几年的工厂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姨妈一家跟我们家几乎没有了来往。关于他们，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回喝多了酒，一个人深夜从外河口的一家川菜馆出来，在靠近粮食仓库的一盏路灯下面，看见姨妈的第二任丈夫正在跟人下着围棋。

　　说起围棋，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记得小林光一或者淡路修三的名字了。那时候，中日围棋擂台赛激战正酣。我们从晚间新闻或者新闻与报纸摘要时间里，经常会听到关于这项赛事的战报甚至一些花边。我猜，姨妈的二胎儿子所以也会起名光一，应该是姨父这个县级水平的棋类爱好者干得出来的事情。无论如何，姨妈总算生下了一个儿子，大家都松了口气，之前的事情就可以当没有发生过一样了。如同姨妈说的：对你们何家，我完成任务了。

　　我妈踌躇着是不是该去随礼。她跟我说，按道理呢是该去，但这个十三点什么都跟我作对，什么都跟我作对，……要么，你替妈去一趟？我奉了我妈的“懿旨”，拿了一堆我妈精心准备的她认为既能显示她的慷慨大方同时要不是亲妹妹的不知好歹她还能更加慷慨大方的礼品，去看望还在月子中的姨妈和刚出生的表弟。姨妈对我的单独造访似乎并不意外，甚至还有些轻松。她很高兴地跟我说，还是我们阿炎好，晓得来看看，我这个姐姐啊，什么都跟我作对，什么都跟我作对。说这话时，姨妈的脸上笑嘻嘻的。做人嘛，开心最要紧了。她改用普通话说，你是不是也很怕你妈？她扬着脸问我。那一刻，姨妈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姑娘。

　　又过了一两年，何老师的父母也相继去世了。不记得是在那老头还是那老婆婆的丧事上，姨妈扯着嗓子支使着她的老公：何光宗！这个去看一看！何光宗！那个去问一问！俨然是一副当家做主的做派。跟何老师蔫头耷脑的模样倒也相得益彰。在姨妈的调度和安排下，守灵、念经、做道场、修坟、出丧、办酒席等等一系列事情，全都热热闹闹且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亲戚们摇着头（此处表示赞叹），配以心知肚明的笑容和口气，纷纷称赞姨妈：实在是操办红白喜事的一把好手！

　　公婆死后没多久，公公的兄弟从台湾回来了。前面说过，何老师一家三代单传，但何老师的父亲本来是有过一位哥哥的。据何老师回忆，在家人影影绰绰的谈话中，他从小就知道有这么一位被国军抓走的“台湾阿伯”。只是不知道死活。而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像何老师那种人家的个体处境，他们一家宁愿相信并且希望这个阿伯是死掉的，以确保避免与那个不同阵营之间的丝毫牵扯。然而时过境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阿伯回来了，且是以那种衣锦还乡的姿态回来的。

　　四十多年前（离现在是六十多年前了），泰来镇的大街小巷上，到处游荡着三五成群的国军。他们神情落寞又慷慨激昂，听天由命却烂醉如泥。某一个夜里，这些散兵游勇们突然聚成了一队队的人马，强行抓走了镇上上至五六十岁、下到十四五岁的几乎一半男丁。男人的奔走呼号声，女人的哭叫咒骂声，小孩的呼爹喊娘声，老太太的念佛声，在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何记南货店的大少爷躲在自家灶披间的柴堆里，本以为万无一失。我手上还抓着傍晚时从今雨来买来的五只生煎，老头后来跟人说，一个兵闯进来，一个枪托就把我从柴禾堆里砸了出来！何家大少爷被一根长绳绑着，与另外十几人串在一起，押上了一艘开往台湾的铁壳大兵船里。老头说，那五只生煎，我还一口没吃呢。

　　四十多年以后，何家少爷成了众人口中的“台湾老头”。跟大多数衣锦还乡的台湾人一样，老头身着西装，头戴礼帽，脖子上挂着项链，左手是泥鳅戒，右手是宝石戒，脸色红润，头发水滑，从装扮到举止，从体态到口音，都明显异于本地的老人。这似乎也自然地成就了老头在何家的地位。完全像个太公一样！姨妈以略带抱怨实则更多是炫耀的口气说，早上是不见他人影的，到处走，游四门。快吃饭的时候来了，上首一坐，四菜一汤，三两四特酒，一边吃着，一边发大兴。饭后是雷打不动的四圈麻将，一帮闲汉或少妇阿姨陪着，侬一句爷叔，伊一句阿伯，哄他输钞票！别人么心思都在麻将上，顶多吃吃茶，吃吃香烟，他还是四特酒一杯，咪的一口，咪的一口，端得似天一样平！你想哦，衣服有人洗，饭现成吃，老酒餐餐醉，做人活神仙一样的，我是请进了一位太公哟……

　　我妈对此完全不以为然。我妈说，你听她的？她对自己亲爹亲娘都没有这么孝敬过！要不是老头手里有几个钱，她会对他这么好？我妈说，四菜一汤我倒是相信，八菜一汤我都相信，这个十三点，从小就是个吃光用光的人……

　　我觉得我妈最多说对了一半，因为没过半年，姨妈夫妇就将他们的“台湾阿伯”赶出了家门，而当时，老头的钱包起码还是鼓鼓的。事情的起因是老头摸了一把姨妈的屁股。就只是屁股吗？在后来演变为姨妈夫妇之间的争吵中，何老师委屈地问道。你还想有什么？姨妈不屑地反问道，听你的口气，摸屁股就没事了？如果别人只是摸了把你老婆的屁股，这事你就能忍了？估计何老师一方面是受不了姨妈的刺激，另一方面，姨妈眼里那股揉不下沙子的决绝劲倒反而让他有些心安。但总得做点什么吧？来跟我妈传播这事的亲戚说：连老实人也发怒了！小何就寻了一把斧头，要去劈了那老东西！

　　事情以“台湾阿伯”离开何家结束。老头回到台湾后，寄来一封半文半白的短信。信中称自己对侄媳实无半分觊觎之心，也无一点不端之举，只怪自己年老体衰，手脚不灵，指东打西，造成误会，万望光宗贤侄体谅云云。老头还说，几个月相处下来，看得出侄嫂是个至贞至洁之人，而人言可畏，虽说自己是无心之过，于侄嫂却完全是不白之冤，如不分辩清楚，实在寝食难安等等。姨妈对老头一会称她侄媳，一会称她侄嫂有点恍惚，她一再地问何老师，老头说的是同一人吗？在夫妻俩排除了其他的可能以后，姨妈说，算他还有良心，这种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老陈家（姨妈姓陈）的人走出去，别的不敢说，生活作风肯定是过关的！这封后来几乎传遍所有亲戚的信件，似乎也没有如姨妈指望的那样，起到了什么效果。倒是在小辈当中流传过一阵诸如“手脚不灵，指东打西”之类的金句，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中的诸多场景。

　　再次收到老头的信件时，老头已在台湾过世。臨终前，老头又修书一封，托邻居转告他的光宗贤侄，务必来一趟台湾处理他的后事。又附遗嘱一份，计有蜡烛台1副，怀表1只，牛皮行李箱1只，美金500元，赠与他的光宗贤侄。最后，光宗贤侄没去，姨妈带着儿子去了。回来后，姨妈略带遗憾地说，还是晚了一步，老头命苦，那边啥啥都没给他做，只好到坟头哭了几声。她接着说，不过OK的啦，就当是旅游好了。

　　据说，外婆曾请高人为家中的几个子女都算过命。我妈就一直对她的判词中“为人心性刚强，兄弟画饼充饥，六亲望梅止渴……”几句念念不忘且耿耿于怀。据说，当时姨妈听到算命先生口出“财从天降，祸从口出”的预言时，也像当年的曹孟德一样抚掌大笑，扬长而去。我觉得姨妈的兴奋也能理解，财从天降一句，看上去更像是实打实的陈述，而祸从口出则更像是一句劝诫，并不必过分在意。但若干年以后，当姨妈盯着存折上的数字疯狂增长的时候，事实上，她内心的不安恐怕是比应验的欣喜还要更多一些的。

　　2007年10月，上证指数最高达6124点，深证成指19600点。在此之前，一个来做头发的顾客让姨妈知道了这世上还有股票这么个东西，是连退休大妈都能够玩的游戏。依照姨妈不落人后的脾性，却身处明显的已落人后之地，她要不奋起直追迎头赶上才奇怪呢。那段时间里，姨妈的理发店都快成了证券公司的第二大厅。她一边给人做着头发，一边开口大盘、K线、涨停板，闭口价位、补仓、基本面，手中的股票进进出出的，居然是输少赢多，赚得她简直都有点过意不去了。国家真好啊，姨妈由衷地赞叹，这是给我们送钱呢。一开始，何老师极力反对姨妈炒股，但他的意见没用。后来看见赚钱了，何老师的反对就转到了具体的该买哪个或者该抛哪个的实操上来，但他的意见仍然没用。姨妈有姨妈的一套。

　　既然是天降的财富，那自然是少不了，但多少是个度呢？在姨妈看来，虽然人说祸福相依，但按照经验它们一般并不会同时发生，在“好”还没有达到某个度之前，“坏”就暂时不会来临，一旦超过则难免危险。但这个度是多少呢？不足怕对不起好命，多了怕当不起好命，怎么办？姨妈决定花一些钱出去。

　　先去的普陀山。做水陆，打佛七，拜师父，在杨枝庵吃斋，上紫竹林宿夜，还顺带认识了一帮志趣相投的“师兄”。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几乎附近所有的寺庙都成了姨妈赞助的对象。赠当家大和尚名牌僧衣，送住寺小师父贴身内衣，只要师兄们一声招呼，哪里缺些蒲团，哪里又少几张香案，都必一一如数奉上。此外，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祈愿、放生、走十桥等等姨妈认为凡与修行相关之事，也必一一例行不落。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姨妈常时不时地表明她的心迹：我要求很低的，只求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顺利就是发财！

　　十年前，外婆满八十。我们这边的风俗，过世的人是跟在世的人一样计算岁数的。我妈和几个舅舅就商量着为地下的外婆做点功德，好让她早登彼岸。通知姨妈的任务自然又落在了我头上。那天，我走进姨妈的理发店时，姨妈正在给人理发。光一在角落的饭桌上做着作业。何老师趴在靠门的一张方凳上，眼前是一只手提电脑，屁股底下垫了个小板凳。见我进来，何老师点点头，光一冷冷瞟了我一眼，又埋头做他的作业了。从小到大，我好像都没听到过我这个表弟的声音是个什么样。听了我的来意，姨妈说，这个好，超阴报阳的事情，不过我有个提议，就是所有的钱都由我来出！我心想，BINGO，我妈这次终于猜对了。

　　在我跟姨妈交谈中间，何老师会冷不丁地插上几句。看看，这K线走的，漂亮！啧啧，这种垃圾股还不抛？什么？还加仓？知道什么叫加仓吗？像你这种人，真是天晓得！哦哦，你钞票多得用不完？钞票用不完你还给人剃头？真是说什么也不知道……

　　我起身告辞，事实上我也没有坐下过。我所以对那天的印象记忆犹新，一来可能是我本来就很少去姨妈的理发店，二来可能是面对不常见面却常常出现在亲戚们议论之中的姨妈一家人时，我也在不自觉地留意一些可增日后谈资的蛛丝马迹吧？比如在何老师埋头研究他的K线图时，我就注意到他的口中一直在轻声哼唱着什么，这歌的旋律实在是太熟了，可我就是一时想不起到底是什么。临出门的刹那，我脑子里一个激灵，《还珠格格》！他在唱《还珠格格》！“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

　　在跟我妈时好时不好的关系当中，我觉得姨妈才是占据主导位置的那位，我妈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是否在意，所以其实是被牵着走的。只有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姐妹两个才会相安无事甚至彼此还有点牵挂，但只要有点啥事，不管这事是好是坏或是大是小，就算是逢年过节时的家族聚餐，或者该给参与二舅妈手术的麻醉师多大数目的红包，两人都没有过不闹别扭的时候。她们俩都有这个本事。

　　当然也有例外。一次是在若干年前房地产大热的那阵子，姨妈来问我妈借钱。说是要给还在上海读大学的何光一准备一套婚房。阿姐哎，现在不下手以后就没机会了，姨妈说，没办法，孩子的未来在大城市啊。我妈二话没说就给了十万。我想，当时我妈给钱时，内心一定是暗暗爽了一把的。我妈说，就晓得她一直在充大佬，啥钱有这么好赚的？还多得用不完？现在都能朝我这个老太婆开口了，估计是有钱也被她败光了吧？

　　另外一次则是单方面的，因为姨妈全程缺席。话说，姨妈当时迷上了广场舞。广场舞这东西，好就好在没啥门槛。大庭广众之下，让人有种就在“台上”的感觉，觉得总有几道目光在打量自己。像姨妈这样跳得稍好一点的，旁人夸上两句，成就感更是非同一般了。但和许多广场舞爱好者的遭遇类似，姨妈这伙也有过几次跟附近居民斗智斗勇的经历，换过好几个地盘。终于有一天，一只从天而降的鸡蛋正好击中了姨妈。姨妈在倒地的同时，后脑又正好磕在了沿街的花坛上。当姨妈在手术室里抢救的时候，我妈站在门外，两眼泛红，口中不断地念诵着《地藏经》，还时不时咬牙切齿地夹杂几句：这个十三点！这个十三点！让她逞能！让她现眼！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知道，这要是姨妈当时就在面前，两人非断交十年以上不可。

　　手术以后的姨妈看上去就像换了个人。最明显就是不大说话了。跟第一个姨父死去那回一样，躺在床上的姨妈让一些去看她的亲戚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据大家事后总结，有时候明明看她有话要说的样子，眼睛、嘴角会突然动上几下，却又硬生生地忍住，而以一聲冷笑收场。这让她的表情常常显得十分怪异。大家都说，病人嘛，也好理解。等姨妈完全康复，以前的老顾客也一个个找上门来，姨妈又开始给人做她最擅长的头发，但生意已大不如前了。据说，仍然沉默寡言的姨妈有时候一边正给人理发，一边会突然打出一串长长的干嗝，这时候，她就会停下手上的活，痴痴地望上一阵镜子中的自己，样子有点瘆人。她能做的发式也早已不再时新了。

　　大家都猜不透姨妈在想些什么。话说回来，谁又会真去关心她在想些什么呢？对亲戚来说，姨妈只是有些奇怪，而她在亲戚中的形象一直就是奇怪的。对我妈来说，姨妈只是一个事事不合心意的妹妹，而这世上好像也没谁合我妈的心意。我倒是有点好奇，姨妈会怎么想那颗从天而降的鸡蛋？不是说好了是“财从天降”么？怎么落到应该已经为厄运买过单的姨妈头上时，就成了“祸从天降”呢？

　　跟姨妈的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三年前何光一的婚礼上。在上海念完大学的何光一最后果然留在了上海。媳妇是扬州人，也在上海工作，家境不错，是何光一的大学同学。据何老师介绍，夫妻俩一年的工资加起来，都够买上海的一只卫生间了。有人问，那钱也挺多的吧？何老师说，多是多，不过在上海这种地方，多管什么用？花销也大呀……几位表亲都私下里说，现在何老师说话的腔调，该不是被他老婆传染的吧？

　　跟何老师稍显嘚瑟的表现不同，最让人惊讶的还是何光一。在整个婚礼过程中，他始终面带微笑，说话热情，语气得当，没有一点小时候的模样。在伴郎的簇拥下，他挨个向客人敬酒，他甚至叫得出几乎所有亲戚的称呼——我一直以为他可能会认不全大多数亲戚。在跟我碰杯时，我祝他新婚快乐，他说谢谢，表哥慢吃。我这才有点回过神来，确定眼前这个何光一，就是以前的那个何光一。

　　在当天的酒席上，最热闹的要数何老师请来的那桌同事。一帮跟何老师差不多岁数的中老年人。有教过我那届的音乐老师和政治老师，有全校学生都认识的体育老师，有年轻一点的绰号“美姐”的英语老师，还有一个忘了教什么但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就充当过何老师结婚时的伴郎。这些人一个个眉飞色舞的，相互取笑着，相互赞美着，还时不时地发出阵阵欢笑。我从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何老师，甚至在同事们的撺掇下，何老师还上台和婚庆主持声情并茂地合唱了一段黄梅戏，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姨妈一直没怎么说话，多数时候都在认真且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偶尔回答一句旁人的提问，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参加婚礼的普通亲戚。倒是她的一身装扮才让人想起她在这个场合中的身份和角色。那天，姨妈梳了个很多年前曾一度流行的高耸复杂的发髻，松弛的脸上涂了厚厚的白粉，透着几小块浅褐色的色斑。为遮住已经变形的身材，她选了一套宽大的大红色的薄呢西装套裙，配了一枚硕大的亮晶晶的银色胸针。不过这身衣服实在有点过于肥大了，让她的整个人看上去有种滑稽的肃穆感。那天，我发现我妈也基本没怎么说话。我妈有些伤感。她跟我说，这事过后，跟这家人怕是很少再会见面了，这要是以后随儿子去了上海，我死了他们会不会来也不知道了。

　　记得我读书那会儿，某一天突然下起了暴雨，电闪雷鸣中，窗外整个天都暗了下来。偶有几个住在学校附近的家长来送雨具。有一次教室门打开，是何老师站在外面。我听到班主任在叫我的名字，我接过何老师交给我的一把雨伞，欠着身子说，谢谢，谢谢姨父。何老师好像有点不习惯我这么称呼他，我晓得自己也不习惯。他甚至有点扭捏，说，不不，是你姨妈让我送来的……这么些年了，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话时的那个样子。

　　【责任编辑赵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