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

　　我愿意称呼他为潘先生，保有我人生中可以提炼的所有敬意。

　　摄影师潘先生和他的光影镶嵌在一块，日常作为灯光师的我，要小心翼翼地区分那些光影中被模糊了的现实，抑或变作了真实的谎言。

　　看着城市里形迹可疑的人群，包括潘先生的背影——我疑心这个中年男人会在某日，怀揣着数码相机消失在春暖花开的街巷里，沉迷于某段冗长的谈话，成为喧闹里的一次定格。与之呼应的，是他对看电视的热衷——我们搭伴出差，他擅长用那些无聊的电视声像助眠，甚至令我对电视机产生迷惑；很多时候他已酣睡，我却执迷在连续的光影里。

　　——大脑完全陷入空白，我对这个机器称得上深恶痛绝，它自说自话，让自恋的我成了旁观者。这比被摄影师偷拍还令人愤怒。准确来说，潘先生是一个卓越的摄影师，至少在他的概念里一定是。我的恐惧在于，面对所有的镜头时都会摆出逃跑的姿势。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销毁掉所有和自己有关的影像，这一世就清清白白了。然而，摄影师擅长整理和收纳，他们将人类安放在时间的数据流，致使真实的世界愈发迟钝。

　　关于某个特定职业，描述起来是枯燥乏味的。身份就像生物标本，有骨骼和血肉，有规则和秩序；这看似完美，可还是沦为约定俗成，将之赋予了存在的意义。除非将他定义成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摄影师，或者最后一个，才算得上是一种褒奖。

　　这样的假设意义何在？试想地球毁灭时，熔岩将大厦吞入巨口，所有的物体发出尖叫。他举起相机，不露声色，身体呈“h”型，快门声无比庄严。咔嗒一声，周身缭绕着净化的光芒，他就这样将人类、社会、美德这些美好的词语，一并埋葬在了光谱的序列里。

　　我希望他保有愤怒，以及不甘，甚至加之到毁灭世界的计划里。

　　有时候我会琢磨，猎人，盗贼，欺诈师，是不是潘先生的多重身份。他们一样粗暴且不可理喻，和摄影师这一职业形成互照。而我想要讲述的这个人，已经和他没有任何关联——摄影师只是个关于形象的标本。在描摹潘先生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一段循环往复的碎片冲击。

　　他的生活没有源头，只有反复的包裹和突围，以及无限的穿透和破坏，最终延展为一条恒久的线条。他存活在另一个空间，是他人无法涉足的。这必定在逻辑上可以成立，我甚至抱着背叛他的信念来笃定它、确认它。如此，我就成了他的一个影子。

　　无论是图像包裹了世界，还是世界裹挟了图像，他都成了权力的掌控者。他制造绝对的话语权。穿梭并驾驭这样的空间，难免会产生针对事实的焦虑。他将所有的焦虑释放在这个城市，制造了一场关于艺术的暴乱。依旧烦乱无声，却随处可见的情绪战争。

　　关于这个近乎逻辑显像的世界，已然在爆炸的边缘岌岌可危。我们依靠嬉笑怒骂甚至乖张，应对沉重的事物，以为绕开了现实就能获得解脱。身边的面孔逐渐变得愈发难以理解，一张又一张的肖像照片，将巫与自然的力量内化，演变成一次又一次荒原的凝视。

　　他注定会失败，也注定会功成名就。我希望爆炸后，结局是满地青苔。

　　潘先生的快门像蛇一样嘶嘶示警。顺着他的脚印，皮鞋的云纹，一层层渲染的阴影，绿意盈盈的“EXIT”，推开锈迹斑斑的栅栏。悬梯与悬梯相互连接，在无数的直角里，构成了耳鬓厮磨。站在潘先生身旁的我，是随时准备牺牲的斗士，直面了那些不该存在的顽疾。

　　焊得牢固的栅栏门，被锁链紧紧缠绕。里面的人群穿着病号服，毫无目的地游走，阿尔兹海默症是他们的政权。房门上贴有不同的水果，每个人都代表其中一种，方便他们累了的时候可以找到家。旧时的建筑照片，明晃晃地挂在白墙上，试图唤醒他们过往的记忆。

　　那些记忆空间是不存在的，又以物质界的形式被拓印，成为漂亮的装饰画。

　　在光影的争执中：往往对话不是热闹的，但张开的嘴一定是的；行走的腿不是热闹的，但疼痛的鞋子一定是的；起泡酒不是热闹的，但酒杯边缘的唇印一定是的；复杂的关系不是热闹的，但情欲的血管一定是的；交缠的身体不是热闹的，但记忆的修改一定是的。

　　恐惧就藏在热闹里。焦虑浑然天成，宛如空气自然流动。

　　像爆开的种子遇到残忍的春天，装载了满满的心事，说到人间这个词语，潘先生镇定自若，像极了入定的老僧。他从来不拒绝，也不承認一次焦虑的诞生。可我的脑袋里杂草丛生，无数的荆棘在扭结挣扎颤抖，终于从灌木林中狠狠地拽出一轮明月。

　　我喜欢焦虑的铺陈，让这个时代有了激情和创造的隐喻。焦虑的粒子不断在细胞里碰撞，调动了生物学本能，又远比一只野兽要肆意妄为。若是将焦虑放入蒸馏瓶摇晃，最后剩下的一定是忧郁的荧光色的且具有放射性的胆结石——人类的胆汁比朱砂更加刚烈。

　　在焦虑的衬托下，潘先生如神降临。那些妖娆的焦虑，在人间的现形是动人的，也是性感的。潘先生的性感并不源于身体结构，而是来自黑暗中的眼睛。他深知暗房里显影的原理，甚至懂得如何用古老的技法，制造一种高于事实的反转。这使得他更加具有侵略性。

　　在谈论焦虑的时候，我看到了巫师和土地的关系，以及游鬼与人类的血缘。在蜕变中，他的后遗症显露无疑。我们的先祖，一次次告别故土，告别亲人和血脉，将鬼魂驱逐到房间之外，终于独立成人。因为年长的关系，潘先生对焦虑的使用比我更老练。

　　他疑心身体出了问题，奔走于各种各样的医学检查，却得不到有效论证。没有医学背景的潘先生，比我更信任药物的玄妙。我依赖药物是因为喜欢探险，他因为喜欢探险而依赖药物。现代医学创造出一种假象，以为药物可以统治身体。

　　我们之间有些微妙差异。比如，他认定我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摄影师。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胜任他的角色。正是因为这种背叛，使我获得了他的友谊。

　　如果编撰一本疾病名录，送给潘先生作为生日礼物，一定是荒诞又精彩绝伦的。他定会瞬间崩溃，并且嚎啕大哭。他在焦虑里捕捉到燃烧的诀窍，随着喘息将肝糖原快速瓦解，低血糖猛烈发作。大多数时候，浑身发抖的潘先生只是需要一颗宽慰的糖果罢了。

　　这时眼前的图像开始奔跑，所有的窍穴冒出彩色烟霞。在对影像进行后期处理的时候，他需要加一个黑魆魆的暗角，再将最残忍的色彩堆积在黄金分割点。这是他生气而不发作的模样——色彩爆炸的瞬间，找到情感上的完全节制。他喜欢色彩对冲后，世界转化为黑白的细腻颗粒。每一次爆炸，都有一些关于疼痛的情感，开始毛茸茸地生长。

　　工作之余，我们自斟自饮，浓茶或咖啡。电视机在一旁自顾自闪烁，在潘先生喜欢的频道。他整理这一天拍摄的素材，偶尔沾沾自喜地和我展示成果。我吞云吐雾，仅仅是因为无事可做，也是无话可说，心情烦乱就去阳台踱步，看夜晚逐渐稀疏的灯火。

　　他喜欢焦糖拿铁，搅拌棒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早晨，叮叮当当的夜晚。咖啡里的焦糖味道回旋着，与饥饿的符号对抗。我喜欢这个关于存在和溶解的故事。潘先生的身体，还活在数十年前，贮存着苦难和饥饿的记忆里。欣喜的是，每当河流泛滥的季节，螃蟹就上岸肆虐。

　　我看见红色的滩涂，河流从那里入海，呼吸与气泡，受精卵以及回暖的洋流，捕捉海蜇的船只彻夜闪着清冷的灯火。如果不是肠胃的注脚，很难相信潘先生层层叠叠的关于海洋的记忆。海产之物皆有毒，经过消化道的淬炼，使潘先生变成了有毒的人。

　　我有幸见到潘先生吃螃蟹的模样，熟练到不可思议，但这种场景更像是在嘲讽和挑衅，通过消化道将螃蟹的理直气壮，深深植入到进化的基因里。

　　海洋的力量在于深藏与创造。那些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在我看来着实可怕。潘先生对待一只螃蟹尚且如此粗暴，何况是那个没有壳的我。在社交场合，潘先生滴酒不沾，多年来的借口是身体过敏，于是那些不断积累的毒素，就再没有机会得到化解。

　　酒精过敏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无法验证。但他热衷于观察别人的醉态，这常常使我陷入窘境和疯狂，把那些神经的、敏感的、疯狂的灵感，都抖落在酒醉的话术里。

　　我一度怀疑自己疯掉了，试图寻找一些佐证。潘先生为我预约了神经内科专家，可我需要的是精神科医生。潘先生怀疑自己出问题时，也试着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线索。

　　我为他测量血压，他相信听診器背后的那个我异常专注。水银柱里湍急的声响，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重新挤压气囊，心脏再次跳动，他又活了过来。他气哄哄地离开，是因为身体毫无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喜欢嘲讽他的神经质，以帮助他减少一点疑虑。

　　假装成经验丰富的医师，告诉他疾病本来就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能力，把自己当作一个坐标来使用。无论是病理的，生理的，还是生活的。

　　我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一次他者的佐证，哪怕是潘先生的。

　　潘先生有一种奇妙的超能力，可以把身边的人都拍摄得很有特色，而绝非“好看”。他对我产生莫名的信赖感，大概是因为我默认了那些“丑照”的存在。

　　当潘先生被开药的医生送去心理疏导时，他完成了一次短暂的开悟，并且一定是懊恼的。他将这份愤怒保持到今天，转化成戾气，放养到城市黑暗的角落。

　　我猜测潘先生患过轻微的PTSD，当年他穿越四川的地震带，背着摄影器材徒步走了很远的山路。到处都是逝者的叹息，我不知道他在路上遇见了什么神祇。

　　他吃很多的药，片状的，汤剂的，还教会我如何与药共生。吃药是需要学习和实践的。我仿佛回到若干年前，在医院兢兢业业实习的日子——全副武装之下，一个看起来极其靠谱的学徒，实际上学艺不精，也不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德高望重的老者。

　　我只是惊讶于人类的身体，那么富有创造焦灼的力量。

　　在潘先生的指导下，我每晚准时冲泡十克枸杞，狼吞虎咽之下，除了让性欲更加旺盛外，还让身体着了火。我接受了这个设定，甚至比他坚持得还要好。我喜欢欲望的表达。在这件事情上，我是甘愿的，也是果敢的。此外，我还吃过朋友赠予的治疗抑郁的药片，因为西药名字太过拗口，姑且称它“粉药片”——明艳的深粉色，吃完会丧失所有想象力，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笑。但愉悦的时候，我依然拒绝成为摄影师。如果不去冒犯他者，那么被冒犯的就是我自己。

　　作为一名摄影师，潘先生颇有江湖地位。很多人诚心向他请教。被人仰慕的心情，大概是诚惶诚恐的。通常在这个时间，我会将身体倾斜，生怕不小心听到不得了的秘密——因为拒绝的姿势，我们之间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夹角，这个空间里藏着时代的断裂。

　　他被裹挟成高高在上的大师，无须说什么复杂理论，只要一个轻音，就能点亮昏沉的空间。黑暗中他掩饰自己的厌烦，而我却在暗自发笑。虽然这里面毫无偏见可言，我却不想被他揭穿。他不知道的是，我的大脑诡计多端，连我自己都无法洞察其中的奥妙。

　　我喜欢观察那些崇拜的眼睛，在里面寻找虚假的线索。

　　这样的场景无数次出现在某条回程的山路上，雨季的泥浆几乎将整辆车子包裹。

　　我们要应对很多地理地貌，不只是那些坍塌到河里的公路，还有跌宕起伏的山脉，高海拔地区的稀薄空气。出差的时候，我们随身携带各种药物。疗效从头到脚，覆盖全身所有器官。他躺在床上滴眼药水的样子，一直让我啧啧称叹，这是怎样一种精绝的控制力。

　　潘先生自诉，患有一种职业病，据说还属于罕见病，叫作眼肌麻痹型偏头疼，终生无法被治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本该是垂头丧气的，却分明显露出一丝骄傲。大概是这个医学名词过于复杂，当年给他做出诊断的医生，当场激动到浑身发抖。

　　毕竟这是要列入罕见病名录，并且需要跟踪随访的病例。我从没有百度过这个疾病的名称，因为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他编造的谎言。由于这个罕见病的存在，我更加愿意去尊重潘先生的职业素养。我轻蔑所有可能被信赖的东西，并颠覆他们以佐证自己。

　　我和摄影师之间的对决，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他习惯于瞄准的姿势，这个姿势最能训练的肌肉，莫过于眼轮匝肌。

　　暴力与文明的火花，同时从一个眼神中勃发而来。一个眼轮匝肌强壮的男人，虽然不能降低犯罪率，但至少可以做到震慑邪祟。在无数个等待的瞬间，他将眼神打磨得犀利，也更加充满胁迫感。这就是一名优秀摄影师应该必备的品质。

　　“患病”的潘先生说，他的眼睛忽然卡住了，里面有重重黑影。

　　旧时人们恐惧相机，觉得这个黑匣子似的机器可以将灵魂摄走。作为相机的猎物，我们以及这个作为整体的现实界，一定被他收取了难以名状的利息。作为利息的一部分，我构成了他图像中的一隅，那些看不到的罅隙，成了无法述说又难以回避的存在。我理应存在于某个画面里，做一次主角之后默默退场，这是我少得可怜的功用之一。

　　我隐隐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发生一场对峙。男人间的决斗，我手持探照灯，巨大的足球场里（我的电器工程师父亲确实设计过这样的灯具），他已经无处遁形。他缓缓地举起照相机，深吸一口气，在无数个黄金分割里，找寻可以致命一击的抓取。

　　耳畔传来观众轰隆隆的粗口声。我驾驭粗话的能力不是很好，所以我的挑衅必然不是粗话，我在激怒对方的同时，也在学习生理学上的愤怒。一场漂亮的决斗，是不应该有幸存者存在的，终结是明暗交界线上非黑即白的确立，以及倒在血泊里恒久的安详。

　　我和他之间，要完成一次割裂，而我的成长始于一次次光影的交锋。

　　潘先生于我而言，像是个家族长辈，比如一个口齿不清又爱碎碎念的老父亲。

　　一个沉默却又机智的长者，是令人恐惧的，因为活得太久，就为事实上的道理找到了合理性。当宽容变得没有界限，于情感而言就成了开胸的刀具。毫无疑问，他对我的幼稚异常容忍。他们说，我是被宠坏了的孩子，潘先生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我胸怀宇宙的奥秘，识别螃蟹心中的孤寒，困死那些已经在孕育的母胎。我在细微的跃迁里，看到了绝处逢生的直角。妖魔与丛林，才是弧线中带有棱角的钝痛。

　　我知道潘先生的日常轨迹，无外乎亮马河到三里屯之间。他终于学会了在阵痛中跛足行走，哪怕这种疼痛的到来也是迟滞的。面对这一切，我希望自己没有情绪。

　　像是为他安排了一场姗姗来迟的鹅毛大雪，那场雪落得有些痴迷。痴迷到缓慢，慢到时间都变得不再灵敏。这一年的河岸在修整，河流像被围困的小兽独自舔舐伤口。

　　潘先生对河岸的秘密了然于胸，包括那些隐藏的杀手和特工，色情的交易。护城河里的鱼类，耐人寻味地具有了政治属性，它们不能作为餐桌上纯洁的食材，但还是培养了城市猎人的钩子。那里的人民站在河岸上，比一排树的站立更加坚定。鸟尽弓藏，倒影在光斑里四散而开，仓皇而逃，不得方向。在遥远的东方，升起了伟大而智慧的光芒。

　　因为尿酸指标偏高，以及偶尔指节肿痛，潘先生开始了漫长的行走。每天至少一万步，环绕那段护城河恰好是三圈，终点也许是一个消防站。经过特殊的人工处理，冬天的河水不会结冰，我清楚地看见过潘先生的不满。那些游泳、划船的河中人，就是潘先生的倒影。

　　潘先生内心柔软，包括他的房间布置。我发现所有柔软的事物，都喜欢将自己的坐标紧紧钉在乌青的影子里，并竭尽全力发出讨好又急躁的声响。床沿儿一定是磨损得平滑的木头，木头里有“回”型的纹理，刻下太阳和洪水的爱情。牛仔裤被磨得舒适，居家服要反着穿。如果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潘先生藏在身体里的柔软，是值得羞耻的东西。

　　裸露若是绝非天然，那就是意图的显像。透光的窗帘，赋予了房間隐秘色彩：巨大的光被分拆成菱形与圆形，所有看似随意的布置，都潜藏了阴谋的气息。书籍和架子一旦拼凑在一块，就成为知识与科学的骗局。阴谋家的身份恰恰符合中年成功人士的特性。

　　书籍和书籍在对峙，真理却不能掩盖生物的气味。在一间装满书册的房间，时间是破碎不堪的。冰冷的字符进入电缆，插入大脑并渐渐改变脑电波的形状——从“W”到“S”，再到“DNA”似的螺旋上升。它们和人类的基因符号并排在一起，穿越尔虞我诈的世俗故事。

　　预言家说，书不是用来阅读的，更适合放进洗衣机进行深度清洗，再放在阳台暴晒。阳台上还有一些耐旱植物。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挣扎着死去，剩下的只有泥土和蛛网。潘先生因为缺钙，像植物一样摊开自己，吸收太阳的能量，那一刻他比植物更富有纤维感。

　　潘先生的房间不大，床也不够宽敞，一个人使用刚好。我建议他豢养未来生物，比如一只电子兔子，或是一个虚拟情人，可以排解孤独。虚拟有时候更接近真相。我大概就扮演了潘先生现实生活里那只桀骜不驯的虚拟野兔，只是这只兔子始终没有勇气拿起猎人的枪。

　　观念越来越新潮的潘先生，默许了这只兔子的存在，对它偶然的拙劣现形，表现出赞赏。我们对妖怪的想象，正和虚拟的未来重逢在现实的光线里。

　　这天清晨，潘先生对于我的来访，尽力表达了真挚的热情。他为我煎了两个鸡蛋，淋了少许酱油。两片火腿肉，味道偏咸。一大碗油茶，比我想象得更醇厚。通过食物的呈现，我探索了他的厨房，偏执而又貌似整洁，摆放着很多调料罐子。那些玻璃罐子离炉灶很近，一不小心就被烫成了扭曲的花瓶。所有的调料籽忽然发了芽，开出茂盛的鲜花。

　　潘先生招待客人的热情，多少带着一点局促。我不小心坐了他的单人沙发，但是立刻站起身来又显得不合时宜。一明一灭之间，帘布飞扬，窗户忽然变得小了一圈，我断定清晨的潘先生，身形也变小了一点。他坚信自己又老了一些，对衰老这件事讳莫如深。

　　白天的酒吧街是失神的。独居男子的生活，都是精心策划的骗局。骗局让这个清晨变得有些蹊跷。我如果再多待一会，就会变成房间的一部分。我的介意，将这次会面压缩成了一次短暂的毫无征兆的表演。独身公寓的窗外，是酒吧街的延伸，在白天显得无比颓靡。

　　前一夜，漆黑森严的梧桐树下，有一场酒醉的对话。两个男孩因为争论谁更“牛X”，撸起袖子干了一架。暂停了浅浅的呼噜声，失眠了的潘先生看向街巷，对摆在眼前的问题进行了一番深入思考，义正词严地表示，年轻人不讲武德。那一刻，潘先生是颓丧的。

　　中年人的睡眠是破碎的，往往和久远的记忆编织在一起，梦境可以与《周公解梦》相互对照。也许酒吧街的存在，可以让潘先生多了些赛博朋克式的激情也未可知。铆钉，蜥蜴的舌头；罗斯福28号，恋爱犀牛的汗液；烟熏妆，酒单里的“僵尸”和“墓地”；天鹅绒海报，被烈焰炙烤的肉桂。空冥之中春潮汹涌，肉身总是孕育着诸多残忍。重生后是清晨的惨白面孔，以及血液里凝固的尼古丁膏体。那些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更懂得死亡的真谛。

　　潘先生喜欢将巨大的广告牌作为拍摄背景。用色块堆积的时尚潮人，俯身就可以吞掉路人。巨大的洪流远不及此，时间的絮语被破解，穿透使馆区摇曳的旗子，各色的脸孔折射出各色的猜疑。他们理应存在于此，只是提供视觉上的某种可能性，以及一种文化融合的假象。无论是人的，动物的，杂交的，进化的，都成了色彩斑斓的黏液。

　　黏稠的三里屯正在腐蚀年轻人的生活，也为每一年万圣节的到来提供了舞台。他们将灯光中发亮的人形道具，称为“未来使者”。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里某些设计得奇形怪状的建筑，是为了迎来一些会发亮的客人，来自太空和深海，以及黑魔法的镜子。

　　潘先生作为见证者，和“使者”之间进行了友好会晤。他们相互凝视，无限温柔。数字“0”和“1”混合排列，传导给“使者”的义眼。咔嗒一声，在所有目光不可及之处，神经细胞被注满璀璨的汁液，狂喜、夢境和醉意持续发酵，组装出有血有肉的机器之神。

　　大多数时候，我只能通过拍摄下来的图片，判断潘先生的形迹。我擅长迷路，只能靠模糊的记忆，回溯他的魔幻地图。对于脸盲这个缺陷，就是无伤大雅的问题了。有趣的事情是，我能够清晰回忆出来的脸孔，全部存在于相片里，包括我自己的。潘先生的眼睛比“使者”的义眼更加精密。镜子没有办法表达的那部分现实，都被潘先生完美复刻。

　　当我到了潘先生的年纪，一定会失去绝大多数朋友，这些相片的存在，可以帮助我解构自己。不需二十年，我就能够成为另一个潘先生，怀揣着昂贵的数码相机，开始一次次探险。

　　我能够记忆的潘先生的脸，是青涩瘦削的，有一头仙气飘飘的长发。那一年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石油钻井队，看着一队驼峰消失在天际。潘先生的西域神迹，被埋没在了遥远的地界，一寸寸地缩进科达胶卷，如今只能透过带灯的放大镜重现。

　　疫情平息的日子里，潘先生铆足力气，在办公室操练身体。他隆起的小肚腩，被旁人每一次善意的轻拍，都让他感到气恼。手臂和腿部交叉外展一百次，动作看起来有些笨拙。

　　据说年轻的潘先生，身体足够轻盈，可以绕着操场无限循环地蛙跳。他似乎也在怀念那个年轻的肉身。如果不是他曾经在朝阳公园示范过竞走的要领，我已经很难想象得出，他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以及足球指导员，游泳救生员或其他。

　　潘先生的办公室，今年终于搬到了阳面，窗外的树上常年站着一对乌鸦，喜欢互相梳理羽毛。头顶的屋檐上，是一排站岗的鸽子，摆出威武森然的样子。绿意掩映之间，爱情和政治交融，让小院的景色变得茫然。看着潘先生挥洒汗水，我的内心也是茫然的。

　　有一些不合理的事件在酝酿。政治和爱情都没有清晰的轮廓，需要潘先生配制显影液。这些大概是他都没有留意，但在照片中存在。潘先生怀疑我对他进行了欺诈，一种对老年人的虚心哄骗。两个时代的对话，理应在空间中进行一次折叠，而不是相互诋毁。

　　夜幕降临，斑马线上一个背着霓虹小熊书包的少女，让潘先生停下脚步。

　　这些年让潘先生真实留恋的，似乎只有三里屯的脏街。那条酒吧街因为改造，如今变得井然有序。脏街不复存在，连带着那些酒吧附近的花园。一簇绿植的遮挡，在我眼里就算是一个秘密花园。他大概喜欢“脏”这个概念——眼睛里泛滥的“脏”，成就了“秩序”的演化。

　　某些看似人为创造的景观，呈现出退化或被操纵，都成了人类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必然。世界末日还有多远，我们大概来不及追赶一个约会，就成了时间的附庸品。

　　听说护城河边，那个没有悬挂牌子的隐蔽酒吧，又在举办神秘之夜的古典派对。乌黑的气流不断缠绕，迷醉的音乐如雾气升起，叠叠人影顶着羽毛面具，披着上流社会的服饰。皮革和丝绒的项圈，紧紧地箍住脖颈，一只吉卜赛耳环熠熠生辉。

　　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追逐和躲闪的讯号，潘先生的眼睛俨然有些疲倦了。他需要很多的人工泪液去灌溉。这些人工泪液，能够见证一个男人的成长史，也能记录一个伟大的时代。只要将眼前的景象，形成一个巨大的闭环，潘先生就是最后的赢家。

　　他的每一次眨眼，就是一个环形结构。潘先生或许因为“脏”的存在，不得不接受他的眼疾。我想，“麻痹”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脏”，是一种超自然的体验。“偏头疼”已经有点邪门的嫌疑，但它的正身可以作为一种提醒，暗示偏执要比固执美好。

　　“不行，太僵硬了。”这是潘先生气馁时说的话，他竭尽全力去调动采访对象的情绪，最好是悲伤，而且坚定。这个热衷于纪实摄影的男人，顺理成章地走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巢穴。

　　我看见了一种与悲伤截然相反的情绪，不是愉悦，更不是欢乐，它疯狂地改变着我们眼睛里的世界。我依旧是那个帮他释梦的灯光师，也曾迷失在自己的布局中。在操作那些按钮的时候，我无法把握光线的疏密。但我知道侧逆光尤佳，有些脸孔正因为紧张而变形。

　　城市里的灯光一边发烫，一边渐渐凉薄。只需要一次全城断电，一次与时代的告别，就能让所有的眼睛失焦。这是多么伟大的时代。潘先生身躯直立——方圆之间就是他的三里屯。

　　蒸气与电磁交织的靡靡之音，虚构了秩序的物欲生活。即便我们与所有他者都毫无关联，还是有一些虎口夺食的快门声，试图捕捉新一年的潮流和美德。优衣库的广告牌下，仍然人头攒动，他们毫无激情又四季如新。这个春天，城市里所有的花朵都开出了假意。

　　很多年以后，这座城市不会遗忘的，大概只有这样一双眼轮匝肌异常发达的眼睛。又一年的春天传来大海周而复始的声音，源于祖先和血脉，也源于骚动和不安：在北方，经过游标卡尺的测算，神秘的眼睛里藏着最初的圆周率。容我要再次表达，对于潘先生的所有敬意。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