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

　　虹口区在苏州河以北。

　　随着上海城区的快速扩张，虹口已摆脱二十世纪初期的城郊地位——它曾经用彩虹作为嘴巴，向黄浦、静安构成的主城区、话语中心，向世界，呼喊——呼喊出广大无名的隐痛和抑郁。

　　居住于此、长眠于此的鲁迅，嘴巴与彩虹无关。他那刺猬之刺一般的浓密胡须标志着的嘴巴，只可能吐出尖锐词汇，刺向或隐或现的对手和自我。

　　至于虹口区租界里靠近四川北路的日本海军司令部进进出出的军人文人，倒可能在嘴巴上修饰一些口红、蜂蜜，冒充彩虹，向周围的中国人喊一些“雨过天晴、东亚共荣”之类的日语或者变味的汉语。

　　一些人信了，成了汉奸；一些人不信，无言或牺牲。

　　比如，中国军队某团团长谢晋元。在位于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一九三七年十月最悲壮的上海战场，率领八百壮士迎着虹口方向攻来的日军，发出枪声、号声、军歌声——那显然是在用铁，发烫的铁，呼喊，用流血的伤口呐喊。其实，他的队伍只有四百人。必要的夸张，是为了迷惑日本人、鼓舞上海市民和国际社会。

　　鲁迅没有听到这些呐喊。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去世，不必看到南京屠城、上海沦陷。

2

　　当下游客或居民在虹口区穿越，屡屡可见日本军人遗迹——

　　那钉在某些墙壁上的“日本海军驻上海司令部旧址”一类方形铁牌，如伤疤，让这座城市在雨天隐隐作痛。

　　此地有日本书生内山完造所开的书店，秘密销售日文版及陈望道依据日文版所翻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书店，成为三十年代虹口地区浓重黑暗中的一盏灯，让日语不至于完全成为我们眼中的深渊。鲁迅在书店里反复出现、埋头翻书，引起内山完造注意，成为朋友。度尽劫波兄弟在。在鲁迅眼中，内山完造是跨越恩仇的异邦兄弟。

　　鲁迅开办木刻讲习班，就是在内山完造家中进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青年，聚会在租界内一个日本人家，研究如何入木三分地唤醒麻木国人，这是何等奇异的景象。

　　关于刀子，鲁迅同乡、《阿Q正传》的催生者、《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写过一段有趣文字：

　　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纸皮，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什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牢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牢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这“皮纸刀壳”的意义，鲁迅多次给朋友们讲，尤其是微醺后更爱讲，“引动少年豪气”，又马上自嘲：“我又在自称英雄了。”

　　鲁迅喜欢用刀子表达内心，也许与其外科医学教育经历有关。但木刻，这种在木头上挥动刀子的行为艺术，在苏州河以南地区、日本租界以外地区，难以实现。正如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仪式，那个汇聚了鲁迅、冯雪峰、柔石、郁达夫、田汉、潘汉年、蒋光慈、钱杏邨等等书生向国民政府挑战的仪式，只能在苏州河以北、位于虹口日本控制区域内的中华艺术大学进行——

　　借助一种黑暗的掩护，攻击另一种黑暗。鲁迅无奈，始终没有勇气挑破这一层纸。

　　自北京，到厦门，至广州，再来上海，鲁迅一路寻找着适宜于思想和写作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虹口租界内驻步、定居，与许广平结合、生育海婴，直至逝世。九年上海光阴，一生的华彩乐段。为躲避戴鸭舌帽的特务袭扰，在多伦路等地多次搬家，最终止步于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并未听从友人劝解逃离祖国，而是选择在虹口内迁徙、徘徊。

　　先生是英雄主义的，也是现实主义的，所以矛盾、彷徨。他渐渐中止充满寒意、绝望的小说写作、一种小声说话类型的写作。沉痛之至的人，要大声说话，让那些被瞒、被骗的国人听见、醒来。于是，杂文诞生。那些意味复杂的凛冽文字，像“带了刀壳刺去”的刀子。仇恨、愤怒的表象下，其实，鲁迅是用一种饱含热风的文体，吹彻中国——“寒凝大地发春华”。

　　对于四马路一带报馆、妓院之间栖息流连的鸳鸯蝴蝶派作家，鲁迅持轻蔑状，嘲谑那些蘸着脂粉的笔尖，在五颜六色的报刊上留下“欢娱的擦痕”。

　　他以《且介亭杂文》作为书名，我理解，是一种自嘲——“且介”乃“租界”二字的一半。失去左边禾苗、右侧田园，这残缺破败的山河，怎么能让一张书桌一颗心，安宁？

3

　　上海地图上的虹口区域，鲁迅无处不在：鲁迅故居、鲁迅公园、鲁迅墓……至于鲁迅公园旁边的“虹口体育场”，虽未以“鲁迅”命名，但时时爆发的球迷呼啸，似乎仍暗通于《吶喊》。

　　雨天，当然是细雨天气而非台风暴雨时节，一个游客如果在虹口晃荡，最好到山阴路去。雨，会造成一个人回到三十年代的错觉。最好再打一把油纸伞——纸伞仿佛降落伞，把一个怀旧者投入往事。在雨中，就像去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家聊天求教的后生，像萧红。最好错敲隔壁小院的门，茅盾先生就会走出来，帮助喊：“周先生，有人找——”

　　我曾经在先生小院门口徘徊，想起萧红、许广平穿棉衣站在这位置上的合影：她们笑对镜头，也许正在笑对摄影者鲁迅；许广平有意用萧红左肩，遮掩着自己丢了一枚衣扣的前胸。

　　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乘坐轮船自青岛来上海，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去日本休养，一个头发过早花白、梳成两条大辫子的东北女孩，用两年时间，从文学青年“悄吟”成为著名青年作家“萧红”。由于鲁迅推举，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得以出版，震动文坛。在《生死场》序言中，鲁迅赞赏萧红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坚强与挣扎”，也似乎是萧红、鲁迅乃至一个国度的自画像。

　　萧红、萧军最初租居于襄阳南路，后来搬到离鲁迅家很近的四川北路，便于来先生家聊天、吃饭。萧红几乎天天往鲁迅家跑，像回家一样自然。

　　上海梅雨时节长达三个月左右，细雨绵绵，像抑郁的人，难得放晴和乐观。萧红跑到鲁迅家，爬上楼梯的时候还呼哧呼哧喘气。病情不断加重的鲁迅听到足音，就笑了：“来啦！”萧红手抚着胸口站定后回答：“来啦！”鲁迅逗她：“有事吗？”萧红说：“天晴了！”楼上的先生和楼下做家务的许广平都大笑起来。萧红也红着脸笑了。

　　不开心的日子，萧红上楼梯的脚步就沉重、缓慢。鲁迅明白了，不多问，只是看着她，像冬日模糊的阳光，尽力照拂这一个多才多磨难的女子。他明白，一定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出现波澜。类似于一部舞台剧，萧军在剧情中频频即兴加戏，扯进来一个又一个女子上场。萧红不愿意这样配戏，又担心这男主角换舞台，去与其他人言情叙事。

　　鲁迅劝慰的话，很没有说服力：“又瘦了，要多吃饭。”萧红就反诘：“先生更瘦，也是因为不吃饭的缘故？”

　　两个人都苦笑了。但毕竟算是笑了，室内气氛就缓和一些。

4

　　鲁迅喜欢吃萧红做的饭——饺子，韭菜盒子，葱花烙饼。他喜欢吃这些粗率食物，以及拍黄瓜、小花生。这暗通于他的性情。难以想象，如果他吃奶油蛋糕、喝花式鸡尾酒的表情，是什么样子。他两次请萧红和萧军吃饭，都是去广西北路上一家名为“梁园致美楼”的豫菜馆。我去寻找，那馆子已无踪迹。

　　先生是美食家，日记中关于下馆子的记载屡屡出现，和逛书店的记录，有得一拼。下馆子的时候，鲁迅开心、幽默，即便这开心中透出沉郁、幽默里暗藏机锋。

　　一九三四年初，鲁迅、林语堂、胡风、郁达夫、王映霞等人在租界一家餐馆聚会。主打菜是清炖牛鞭，原汤原味，醇香之至。文人聚会，有趣味的谈话比有滋味的菜肴更重要。林语堂端酒杯，谈起一幅刚看到的版画：画面上是一张床，垂落下来的帐子被画出动荡状；地上有两双鞋子，一只猫蹲在地上，随着床帐动荡而跳跃游戏。林语堂说得沉醉，大家都笑了。王映霞脸色绯红。

　　鲁迅边抽烟边吃，也讲了故事：“浙西有一个讥笑乡下女人无知的笑话——大热天的正午，一个农妇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叹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这时候还不是在床上睡午觉，醒过来就叫道：‘太监，拿一个柿饼来！”满桌大笑，鲁迅表情如故。

　　“还有一个笑话，说一个农民每天挑水，某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来挑水呢？接着很有把握地得出结论：一定是用金扁担。”满桌大笑，鲁迅表情如故。

　　显然，林语堂不会讲这样有寓意的乡下事，鲁迅也不会讲那一幅床帐摇荡的风情画。两个人的长相、气质、趣味、经历，差异大。自然去走不同的路。但毕竟都曾是北京大学、厦门大学里被北洋政府通缉的同道、启蒙者，也就能够围一张桌子吃饭。鲁迅曾经列出一个当时最好的散文家名单，第一是周作人，第二是梁启超，第三是林语堂。他把自己排在第四位。

　　类似的关系，是鲁迅与胡适。长相、气质、趣味、经历，也差异大。自然走了不同的路。面对当时中国，胡适的态度是“鹦鹉救火”——反复以翅膀载水洒之，“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鲁迅则认为，这火中的屋子没有可救的价值，“救火”反而是在为国民政府粉饰。一个是宽和的改良者，一个是激烈的革命者。但对“革命”一词，鲁迅又充满警惕：“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先生就是这样决绝而又多疑虑，对他人，也对自己。所以痛苦、纠结、难以平静。

　　鲁迅去世后，胡适担任纪念委员会委员，力推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全集》。且一生未对鲁迅这位共同推动白话文运动的早年同道，发一声恶言。白话文运动，本质上就是人性的独立与解放运动，这是鲁迅、胡适、林语堂们的最大公约数。比如，对于某君，三人有共识——林语堂说得雅致：“他集古今肉麻之大成。”胡适说得准确：“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鲁迅则直接骂：“才子加流氓。”

　　在租界餐馆里吃清炖牛鞭这一晚，鲁迅调侃林语堂，兵荒馬乱的年代里办漫画刊物，“每个月挤出两本幽默，真是吃力的工作”。比鲁迅小十四岁的林语堂，憨厚一笑，不辩解，也知道自己辩解不赢，就索性吃青菜、说风月。

　　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纽约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说：

　　鲁迅与我相得者两次，疏离者两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吾私心始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鲁迅有一副大心肠。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这样的话，当属知音之言。把鲁迅和胡适、林语堂理解为敌人，大概就像说出“柿饼”“金扁担”一类拙言妄语的农妇和农夫了。

5

　　柿饼属于寒性食物，鲁迅患胃病，不宜吃。他喜欢北方菜，大概有一个北方的胃。其祖上是河南正阳人，不知在东晋时期还是在南宋时期，南渡于山阴。

　　先生写信也往往用“豫”落款，那是他的字“豫才”的缩写。

　　中医理论认为，胃病根源在于心情。鲁迅的胃，类似于北方寒天。远在河南的朋友曹靖华，常常寄来小米、红枣，让先生熬粥喝，养胃补身。

　　去世前，鲁迅还在对我故乡南阳出土的、风格“稍粗”的汉画像石，赞美不已，想从中寻找实证，为撰写《中国文学史》《中国字体变迁史》积累素材。据统计，鲁迅先后搜集到的南阳画像石拓片，共二百三十一幅。去世前，一九三六年八月给河南友人写信：“……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收到无误。桥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南阳水消后，鲁迅在上海也彻底消失了。

　　不知鲁迅期待的那块桥基上的石头，深刻什么样的美景。

　　我与鲁迅也算同乡、同道。当然，我只能远远追从。我没有耀眼的才华和广大气象，来作为资格与他并肩前行。周围，阅读、谈论鲁迅已经不是愉快的事情。或许因为鲁迅的笔，像手术刀，总是能够指向每一代人的隐疾和病灶。

　　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序言中，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以“我喜爱”这一句式，写了他喜爱的若干作家。如果我把那些作家名字“普希金”“契诃夫”“康拉德”“托尔斯泰”“福楼拜”“巴尔扎克”“卡夫卡”，一概替换成“鲁迅”，于我而言也恰切：“我爱鲁迅，因为他清晰、严肃和讽刺。我爱鲁迅，因为他没有超出他所去的地方。我爱鲁迅，因为他在深渊航行而不沉入其中。我爱鲁迅，因为有时我觉得自己几乎理解他，事实上却什么也不理解。我爱鲁迅，因为在他之后人们再不像他那样做了。我爱鲁迅，因为他是空想者。我爱鲁迅，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去世。萧红在日本未能及时知道上海的消息。知道了，就哭，写《回忆鲁迅先生》。在纪念鲁迅的诸多文章中，萧红这一篇最好。好就好在充满细节。有细节的爱和痛苦才真实可信，远离虚无和伪饰。

　　萧红去日本前，来鲁迅家告别。先生躺在靠椅上，发着烧，用虚弱的声音叮嘱：“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

　　卧床不起后，鲁迅常常看枕头边放着的一幅小画。那是苏联画家的着色木刻。画中，一个穿长裙的女子在奔跑，大风里飞扬起头发。

6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个傍晚，美国青年斯诺来到大陆新村。

　　不知他乘黄包车还是汽车，一路穿过他眼中的上海滩——

　　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语言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坐在防弹车内、脑满肠肥的、衣冠楚楚的、对司机颐指气使的中国达官贵人们；帮会歹徒，敲诈金钱的骗子，绑票和勒索的专家们；门禁森严的外国人俱乐部，穿着白色晚礼服的绅士们、女士们，镀金的歌女；成百的舞厅、数不清的鸦片馆，无处不有的赌场；大厅内眩目的灯光，猜拳行令的喧叫声，麻将的碰撞声；四川路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妓院里进进出出的海员……

　　显然，斯诺不热爱从姿态到气质都在模仿巴黎和纽约的上海。但有鲁迅在，这座城市就有了光辉和力量。

　　這一晚，斯诺与鲁迅进行了一次以中国新文学运动为主题的谈话。

　　鲁迅说，从一开始，他就只是站在左联边缘旁观。“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怀疑那些热衷于宗派之争的才子，是否持久拥有抗击“旧社会和旧势力”所需要的韧性。他称呼左联内部那些打击异己的人为“革命工头”。这些话刺耳、令人不适。他笔下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感到不快。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听说了左联内部的纷争，对鲁迅持同情态度：“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在整他。”有人建议把鲁迅抢救到延安保护，毛泽东未同意：“他在上海才有意义。”

　　如果知道自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神化，政治家利用其语录彼此斗争，鲁迅当年的文章大概就不会写得这么调侃、嘲谑、犀利：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达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的回答是：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这段话，被用来证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站在了鲁迅先生对立面”，也就成为人民的敌人，故四人在“文革”期间相继遭到批斗，投入监狱。

　　周扬被囚禁九年，屡屡写下回忆、检讨、自我辩解一类文字。

　　一九三四年十月那一天，周扬等人与鲁迅先生相约在内山书店见面，汇报左联工作。鲁迅一边听一边沉思，时而点头，有赞许之意。但田汉贸然说出关于胡风的传言。鲁迅喜爱胡风，脸色一凛。阳翰笙急忙转换话题，气氛稍稍缓和。告别时分，鲁迅还掏出一百大洋赞助左联工作，开玩笑：“前清时候花钱可以捐官，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大家都笑了。

　　夏衍，即鲁迅笔下那“一位名人”，在七十年代末出狱时坐了轮椅——他的脊梁被打折了。对鲁迅先生“四条汉子”之说，他耿耿于怀，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一文，纠正鲁迅的记忆和表达：

　　我们的车子过了横浜桥在日本小学前停下来，然后四人分头步行到内山书店，而此时鲁迅是在书店门市部里间等着我们，不可能“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实，其他三人穿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而我自己却穿着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至于“态度轩昂”，那时我们都是三十岁上下的人，所以轩昂了一点也可能是真的。

　　鲁迅如果活着，看到一个晚辈无奈、委屈的话，大概会哑然失笑，微微自责。而后，沉默。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这次见面，被解读出无数版本。鲁迅的一生，如何能盖棺定论？他被称为“大先生”“旗帜”“导师”“民族魂”“战士”，也被攻击为“骂人专家”“刻薄之徒”“左派分子”，等等。面对大事物，评价者往往显得主观、片面，甚至充满偏见。像苏东坡面对庐山，纵看侧看，峰岭变幻，而高峰下必然是深渊。鲁迅不乐于也不屑于成为完美者，正如其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

　　斯诺眼中的鲁迅，“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一九三六年五月见面不久，斯诺就去了红星照耀着的延安。

7

　　瞿秋白对鲁迅有一个定义，出自一九三三年他亲手编辑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三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一九三一年，瞿秋白走下中共领袖位置，留在上海治肺病。一九三四年一月离开，赴江西苏区、被铺、牺牲。他和鲁迅相处三年，彼此成为最重要的知己同道。

　　为帮助瞿秋白解决在上海的生计问题，鲁迅将一系列外国文学作品交由他翻译，并推荐发表，以换取稿费和版税。每每为瞿秋白文情并茂的作品而惊叹，鲁迅呼他“敬爱的同志”。

　　被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通缉的瞿秋白，通过“何苦”“史铁尔”“易嘉”“何凝”“维宁”“宁华”“宜宾”等笔名，频频出现在上海报刊，翻译、写作共达五十万字的作品。这大概也是他一生最充实、最开心的时光，似乎重新回到书生角色。压低帽子在南京路上逛街，去城隍庙看杂耍，到孔庙淘旧版书籍。《国际歌》歌词翻译者瞿秋白，羡慕作家、翻译家、教师、医生等身份，从来就不想做救世主或神仙，他眷恋的是烟火与清欢。

　　但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会忽视他、放弃他——这一个有胆识、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充满了炸药和引信组成的危险性。特务与叛徒，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追寻瞿秋白的气息，像嗅觉敏感的警犬。只能不断搬家。醒目的优雅气质，总令他在凡夫俗子们当中暴露无遗。每到危急时分，他就来敲鲁迅家门。鲁迅就和许广平打地铺，让他睡在床上。“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在年轻的瞿秋白身上，鲁迅想念着失和以前的弟弟周作人？

　　一九三四年六月，瞿秋白牺牲，年仅三十六岁。鲁迅悲痛之至，在致萧军信中说：“中国人先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秋，即秋白。

　　自一九三五年九月始，鲁迅抱病整理、编辑瞿秋白遗作文集《海上述林》，分上下卷先后出版。他亲自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发行广告。选用重磅道林纸，麻皮面精装，印制精美。为避免遭查禁，鲁迅虚构一个出版机构“诸夏怀霜社”——“诸夏”，中国也；“霜”，秋白也。诸夏怀霜，中国怀念一个丧失的儿子。

　　鲁迅文字中反复出现“死”“怀”“纪念”一类字眼。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一九二六年。《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九三一年。被枪杀于上海龙华的左联五烈士，都是他寄予希望的青年：诗人殷夫（二十二岁），作家柔石（二十九岁），女作家冯铿（二十四岁），青年运动领导人李伟森（二十八岁），作家胡也频（二十九岁）。

　　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一九二九年发表，鲁迅作序，点明了小说的主题：青年知识分子的徘徊与追寻。在情节与结构上，与鲁迅短篇小说《故乡》相似：还乡与逃离。其实，这样的徘徊与追寻，情节与结构，在城镇化剧变与现代性阵痛中的当下，同样由新一代青年在演绎。一九六三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夏衍亲自定名为《早春二月》，在柔石的故乡宁波镇海拍摄。放映后轰动上海、一票难求，但又忽然被批判、禁映，理由是“宣传了小资产阶级趣味”。

　　鲁迅如果活着，大约会愤怒、辩解，或者沉默。

　　在为殷夫编辑出版的遗作集《孩儿塔》序文中，先生写道：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些与现实格格不入、冲突、徘徊、追寻“别一世界”的人们，就是诗，就是微光、响箭、萌芽。

　　瞿秋白去世后一年，鲁迅也合上眼睛，五十六岁。复一年，淞沪会战爆发，壮士们牺牲于黄浦江边、苏州河上。

　　在如此持续、剧烈的丧失里，中国怀抱悲哀与惨烈，怎么能继续昏睡不醒且假装成一头狮子？！

8

　　山阴路，在民国时代一直叫“施高塔路”。一九四九年后，改以鲁迅故乡绍兴的原名“山阴”为路名。走在这条路上，就像鲁迅的异代乡亲王献之穿行于稽山鉴水，恍惚产生“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之感。

　　当代上海山阴路，远远近近的“山川”，自然是高楼大厦，鲁迅未曾目睹。宏大的玻璃装饰面上，有霓虹、商品一类景色“自相映发”。好在，路两侧街区格局未变，梧桐树茂盛一如早年。我注意到，一个假肢商店，在冷静等待种种的创痛和呼喊。时装店橱窗内，普遍站立着木质或者塑料质地的模特，孤傲、冷艳而寂寞。甚至连头颅也省略了。橱窗前的观察者，摸摸自己的脸，似乎洞察了自身的麻木、僵硬、失魂落魄？

　　与上海其他街道一样，高档品牌商店在山阴路也时时闪现，是诱惑，更是拒绝，这是一门分寸感很强的艺术。高档品牌商店般的女子，屡屡可见。她们学习、经营着“诱惑与拒绝”这门艺术，追求投资价值最大化，用眉笔、口红、香水、首饰、跑车等等元素，修改“资产负债表”——屡屡可见的情感艺术家、情感资本家？在身体和内心之间，有一个高悬于空中的钢丝绳，她们像杂技演员一样游走其上，平衡、摇摆，让周围心猿意马的爱慕者、蠢蠢欲动者，惊呼、仰望、张开双臂、自惭而去。

　　在民国，鲁迅已经洞悉“诱惑与拒绝”中的世相人心。天下巨变，人性守恒。

　　有轨电车叮铃叮铃的声音，早已消失了。二十一路无轨电车，依旧按原有路线运行，如同一座流动的纪念碑，纪念着三四十年代那些曾经跳上车来拜访先生的热血青年。风，吹动落叶落花，如吹动层层堆积的前人足印和履历。某一晚，萧红出鲁迅家门后，开心地向胡风倡议赛跑。两个人就在黯淡路灯下奔跑起来，萧军跟在后边奔跑，为萧红喊加油。口袋里揣着鲁迅赠送他们应急度日的钱，萧军很羞愧。先生来信安慰他：“我稿费总比你们挣得容易，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对于自己喜爱的那些后辈，短剑般的先生，变成冬日炉火了。

　　“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先生这样的话，让过小日子的人、隐逸者、帮闲帮忙之流，自卑以至于恼怒。他尖锐、闪亮，在暗夜这黑色的剑鞘里，颤动着。《故事新编》中就有一篇《铸剑》，古老南方的复仇故事，被先生翻新，让现实中欠下命债者不得安宁。胡兰成对鲁迅有一句评语：“跌宕自喜。”在跌宕中尚有不为人知的喜悦，就是瞿秋白、胡风、柔石、萧红等年轻才俊的次第涌现，让鲁迅对民族的赓续与更新，尚怀热愿。他呼吁“救救孩子”，其实就是在呼吁：救救中国。而先生自己则“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在山阴路，我恍惚觉得：前边，有一个矮小、短发、瘦弱、木刻般的身影，慢慢移动。他穿着蓝灰色的华达呢袍子，脚上却是橡皮底的黑色跑步鞋，上半身的苍老与下半身的青春，就是这样在矛盾着、冲突着、前行着。在内山书店旧址门前，他停下来。那里已成为人民币、日币在验钞机上沙沙作响、和平汇兑的中国工商银行虹口区分行——

　　他的目光在標牌上的“中国”二字间久久停留。

9

　　山阴路附近，溧阳路、海宁路交叉处，有一九三三年英国工部局建设的上海宰牲厂遗址，现为虹口区创意产业园“一九三三老场坊”，内含餐厅、咖啡馆、小剧场、画廊、设计工作室等。游客络绎不绝。

　　这一宰牲厂为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造型奇特，如同发疯了的古堡。钢筋混凝土结构，五层，四面厂房与庭院中间的塔楼，结合成一阔大的“回”字形院落。那“回”字形院落里内外大小两个“口”字之间空白处，是盘旋上升的昔日牛道，牛群被鞭策、旋转、进入上下五层不同类型屠宰间的道路。路面粗放，以增加牛蹄的摩擦力。人牛分离。上海早期不多的几部英式老电梯，依然在运行。

　　牛道与屠宰间由二十六座斜桥凌空联结，宽窄各异，使牛群可根据自身宽窄一一分流。然后，分崩离析成不同的牛肉制品，供应当时整个上海市场。像人类，通过各种考试、面试、竞赛等宽窄不一的尺度，分流到各个阶层、各种身份，接受时间的咀嚼，最后，消失。

　　一九三三年这一年，二月，鲁迅、萧伯纳、蔡元培聚会于宋庆龄家花园，留下一张著名的合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冒险刊发其他杂志拒绝的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五月，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六月，同盟会早期成员、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手下特务暗杀于上海街头，宋庆龄、鲁迅、何香凝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此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狂轰滥炸，进攻闸北，将位于此地的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众多珍贵书刊化为火焰、浓烟、纸屑，弥散于整个上海。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书稿，在战火中灰飞烟灭，后根据对这一书稿的记忆，他写出中篇小说《月牙儿》。中国军队奋力反击，日军受挫，主动要求停战。四月二十九日，韩国侨民尹奉吉在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炸死参加庆祝活动的驻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

　　此后，一九三四年，郑振铎、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发表曹禺的话剧《雷雨》，在日本引起反响，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东京首演。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联合投资，邬达克设计的四行大厦即国际饭店，在南京路上建成，高度超过华懋饭店，被誉为“远东第一楼”。鲁迅进入这一饭店会见友人，品尝法国厨师制作的蝴蝶酥。一九三五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抗日题材故事片《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震撼人心，传遍世界。

　　上海宰牲厂，就是出现于这样一个纷乱激荡的时空里，用牛群的哀叫，为附近汹涌浩荡的黄浦江伴奏。

　　时间的线性延展，使人不至于停滞在眼前痛苦中，对未来尚能抱持希望与幻想。空间的意义，在于使人可以尝试越过围墙、深渊、边界，获得新自我、新天地。但对于牛而言，一座宰牲厂，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终结。

　　一九三六年去世的鲁迅，应该知道距离自家三公里左右这一宰牲厂的存在。他喜欢把自己比作牛。“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俯首甘为孺子牛。”后人们于是无聊地争论“鲁迅是母牛还是公牛”。他既是愤怒公牛，也是柔情万端的母牛，一头充满尊严、拒绝凌辱的牛。

　　萧红曾经问鲁迅，他对于后辈的爱，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呢？鲁迅回答，是母性的。

　　于鲁迅而言，于一个国度而言，那黯淡、挣扎于其中的岁月，似乎就是一座宰牲厂。

　　逃出“宰牲厂”，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就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照。

10

　　我为何梳理得如此整洁优雅

　　为何在衬衣的领口，悄悄地

　　别着一朵清馨的春兰，为什么

　　一路上胸口悸动脸颊发烫

　　可这一切

　　微笑在路边的梧桐

　　旧时相识的飞鸟都知道

　　车过甜爱路没有停下，我一声也不响

　　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

　　这是上海诗人张烨代表作《车过甜爱路》中的诗句。她走路时穿平底鞋，手袋里提着一双高跟鞋。某日，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前，她坐在花园长椅上，有些羞涩地向我抬头解释：“我要换鞋了。”我见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很美。

　　甜爱路，离鲁迅故居很近，离青春和胸口的悸动很近。每逢情人节，有许多人在小邮政所，给远远近近明明暗暗的爱侣，寄一张盖有“甜爱路”邮戳的明信片。邮戳与明信片响亮接触，如亲吻，“吻痕”在明信片上暗红。路边有绿色铁质邮筒。在八十年代以前题材的电影、文学作品中，邮筒是重要场景和细节，负责相关情节的推进和转折。当下，它们逐渐退出银幕和书籍，仍固执站立街头，与定时出现的绿邮差互相怜惜——春天般的身体里，继续汹涌着年轮和叶绿素？

　　小街上挽手散步的情侣很多。女孩子们涂有唇膏的嘴巴，斑斓多彩，仿佛在印证“虹口”这一街区之名。

　　魯迅与许广平应该并肩走过甜爱路。两人年龄差十七岁。他们的甜与爱，因北京城里孤寂的朱安，而受到非议和诟病。热恋期间，鲁迅写就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伤逝》，显现出对于未来的悲观态度。涓生与子君，这一对情人的形象，让文学界研究到了今天。许多人在这篇小说里照镜子。许广平在子君身上看见自己没有？周作人倒声称，子君是他，涓生是鲁迅，这篇爱情小说影射了兄弟失和。

　　当一对师生成为亲人，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渐渐没有了溪水般的喧哗，像万川入海，日益开阔、隐忍。对鲁迅，许广平始终敬着、爱着。帮鲁迅抄稿，坐在埋头写作的先生身后织毛衣。把鱼肉中的刺一一剔去、烧好，端到楼上给鲁迅吃。对自己，则持忽略、潦草的态度，穿旧衣，冬天的大棉靴也亲手缝制。

　　翻开《两地书》，读到热恋期间鲁迅给许广平起的昵称——“小刺猬”“乖姑”“莲蓬”“小莲子”；许广平则称鲁迅为“嫩弟弟”。日记中记载的“夜濯足”“与广平携海婴在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吃刨冰”等细节，烟火气十足。这些昵称、细节，让先生可以获取热量，走下高寒的神坛，到人间里来。

　　但鲁迅只能成为鲁迅，第一人称单数的鲁迅，与复数的人群格格不入又息息相关。“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一个战士，肩扛毛笔左顾右盼，这是先生自画像。画像中，这一个瘦小多病的绍兴人，多么寂寞、彷徨。质疑周遭一切，包括同道乃至自己，所以悲哀、愤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便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似乎也成为先生灵魂的陌路人——批判胡风、冯雪峰，赞美周扬而后反对周扬，进退失据。

　　在大陆新村，在长夜里，鲁迅往往在疲倦的许广平身边坐一会儿，一只手放在她肩上。又常常半夜起床，和衣躺在阳台冰凉的地板上，沉默着。幼小的海婴醒来，看见了，也挤到爸爸身边躺下来。

　　有鲁迅在虹口躺着、醒着，上海乃至中国，终究能摆脱不幸不争之境地。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