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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场初创时，来的是一群军人，于是黄海边上的盐碱地里就注入了一身绿装的军人气质。土地好像是他们卸下的背包，被打理得刀切一样齐整，方正有型，长宽有度。

　　每一块条田就像一条巨型的直尺，一律一千米长，五十米宽，边框刻度线就是排列间隔有序的林木。如果你站在农场的田地上远眺，最多只能望到两里，视线就会被高大的防风林遮蔽。农场的一切都被打上了军队的元素符号，墙上绘着红五星，人们挎着军用水壶，穿着解放鞋，披着军用雨衣，听着军号下地干活，听着军號收工回家。兵团人双肩挑担，边劳动边守防，成为那个时代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农场土地的阔大无垠带来的是人类劳动的无比辛劳，虽说是国营农场，机械化程度高，但有些活是机器不能替代的。棉花长到一米多高时就要打公枝杈。人一早钻进棉田，立马就会被绿色淹没：半蹲着，边打边挪步向前，一块条田七十二行，一趟只能打两行，上有毒日炙烤，下有热浪和湿气，天地间就是一个大蒸笼。条田连着条田，两里接着两里，寸寸都布满了人的脚印，片片都漂浮着人的身影。

　　在黄海农场的大平地上生活久了，我就十分向往高山。一个暑假，骤雨初停，世界被水洗了一遍，空灵高远，清新透彻。我在条田里割着兔子草，一抬头，做梦一样看到了西面天边的一抹山形，不甚清楚，隐隐约约，像淡雅水墨画里的飞白写意。我一个人拎着镰刀，在辽阔的平原上痴痴地呆望着：太阳是不是掉到山里面了？那山里有庙吗？山里有没有住着神仙？……成年后我才知道，那不是我的呓梦，那座山是比邻而居的连云港云台山。

　　2

　　黄海农场是有山的，我叫它碉堡山和打靶山。

　　我家后面是项庄公社，项庄后面是一条河和一片树林，过了河就有碉堡突兀地立在大条田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部队备战修建的。这些碉堡田头地尾，交错掩护，它方圆几十米，海拔十几米，这样的高度在一马平川的黄海农场，在八岁小孩童眼里可不就是一座雄伟的山吗？

　　我们在田里拾麦子、拾黄豆之余，戴着柳条编的草帽，在山上厮打冲杀，演绎《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的故事。有时，我一个人站在碉堡山山顶上，拎着铅丝折编的枪，任由风吹破衣，手搭凉棚远眺，目力和思想跳出了两里的羁绊。我知道，更远的地方就是黄海了，自降大任的我深深地为一农场人担忧。

　　上小学后，我们学会了喊口号，“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是喊得最响亮的。我们自制红缨枪，整班整排拉练军训，我坚定地认为，日本鬼子还会来，战争是迟早的事，我们要做好十足的防卫。北面，陈家港的三零八公路要放一个团；东面，通往头罾的中山河和公路要摆两个团。可是我们农场也就是二师七团和八团，还缺一个团……（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兵团下辖四个师二十五个团，加上其他独立团、独立营等，整个兵团足有二十万人。）这种焦虑从碉堡山上的遐思，一直蛇行尾追到我的破木板床上，让我夜不能寐。我在一农场人和平的鼾声中，黑木耳一样支棱着，焦急地制订作战计划。第二天，朝阳灿烂，晨风清爽，大家各忙各的。老母鸡带小鸡一边走一边“咯咯”招呼着，觅食去了；母亲扛着锄头说了声下湖去了，就若无其事地跟着一群人走了；邻居大嘴背着书包，乐颠颠地跑来逗我去上学。我很焦急，日本鬼子正磨刀霍霍，大家怎么都不着急啊。我想告诉他们我判断的敌情和战役计划，但我是个腼腆害羞的人，终于没有说出来。这种拯救农场和民族危亡的英雄情结，一定滋育过每个60后的童年，它至今仍蛰伏在我们日渐衰瘪的胸膛里，偶尔还会气吞山河入梦来。

　　忽有一回，碉堡山上发生了一件事，差点让我成为祖国和人民的公敌。

　　那时父亲被打成“叛徒”，关押在滨海樊集学习班。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自然就是“小叛徒”，人人都可以颐指气使地对待我们，我们不能到大礼堂看新电影，不能参加红小兵演出，不能参加游行集会……更可怕的是父亲的工资停发了，一家九口只靠母亲的十五元工资苦苦支撑着。于是，放学后，我就和哥哥姐姐们去捡玻璃、废纸、塑料换钱，到地里刨山芋、胡萝卜、土豆，捡黄豆、绿豆、花生补贴家用。有一年冬天，我们在后树林里用筢子筢着已被人家筢了几遍的树叶，也不满一篮子，烧一顿饭都不够。我就去碉堡山扯了一篮子枯草，不料被人看见，报告了老师，罪名是叛徒的儿子贼心不死，破坏碉堡上的伪装，破坏备战备荒。老师是个知青，刚来农场时就住在我家。晚上，老师悄悄地来找我们核实。母亲大骇，我们紧张得结结巴巴。老师嘱咐我们，下次不要再去那地方了，他先瞒着，只要那两个孩子不去派出所报告就好。许多天里，我们探头探脑心慌慌，一如白天行游的小老鼠。每天放学先绕家转几圈，远远地看看家里的动静，有没有陌生人来，晚上用两根粗毛竹顶门。也许是老师做了工作，也许人心本善，“事件”被时间淡化消弭。不过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搬家到连队，我们再也没去过我的碉堡山。

　　3

　　打靶山在碉堡山的东北面，大约两里多路。这是最像山的“山”了，长一百多米，高十几米，坐北朝南，寸草不生。其实它只是挖大鱼塘堆积出来的土。造这座山的原意为军垦战士练兵打靶用的。我记事时它已废弃，土塌坑陷，像一段被人遗弃在时光里的烂木头，但它却是我们的宝贝。

　　去打靶山挖子弹头，是我们救济家庭的方法之一。弟兄几个带着小铲锹，在“山”上东挖西掘，找肉知了一样，最多一次也找不到十颗。后来知道的人多了，就更难找了。

　　子弹头是不能卖钱的，里面的铅才值钱。我们捏着子弹头，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今天磨一点，明天磨一点，日日摩擦无穷匮也，总有磨通的那一天。到了冬天，弟兄们热烈地围在炉子边，把磨通的弹头放在铁勺子里，架在火上慢慢烧烤。达到一定时间和温度后，弹头的屁股就会分泌出灰亮的铅，黄豆粒那么一丁点，我们把它们凑在一起，聚成一大坨，就能卖钱了。

　　人的成长是向上不可阻挡的，一如黄海滩涂的盐碱地里繁茂的盐蒿子。它像人一样，每一个枝干都钢针一样直直地指向未来。我们在磨难中渐渐长大了。

　　现在的黄海农场，碉堡山还在，只是破烂不堪，塌陷得厉害。外层的泥土被风吹雨打，剥落殆尽，裸露出灰白的水泥；内里更是成了垃圾场，像只褪了毛的老鸡，猥琐地蹲着。它的历史使命早已完结，成了黄海大地上的一个句号。在它的东面，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广场，大爷大妈们踩着节奏，跳着舞蹈。一片高楼拔地而起，路灯华丽，通明闪烁。打靶山早已填回原坑，恢复成了平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农场也很少再有人会想起这段隆起的历史。

　　吕焕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做过教师、工人、编辑。已发表诗歌、散文、新闻等稿件数千篇，多次获全国散文大赛奖。

　　编辑 闫清 1453337028@qq.com